刘鑫已任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成员领导该局全面工作

刘鑫已任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成员领导该局全面工作本站　　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局长刘军因履职不力停职检查后，西安市委决定：刘鑫任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成员，为副局长人选（主持工作）

　　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局长刘军因履职不力停职检查后，西安市委决定：刘鑫任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成员，为副局长人选（主持工作）。

　　1月8日，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官网更新了刘鑫的简历：刘鑫，1982年11月出生，中员，领导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全面工作。

　　公开新闻报道显示，刘鑫此前为陕西西咸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秦创原创新促进中心主任。

　　陕西西咸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西咸集团”），成立于2011年9月，是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大型国有企业，经营范围涉及土地开发和整理，基础设施、环境工程和水利工程建设，文化产业、农业项目、旅游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招商、投资及资本运营。

　　作为集团副总经理，刘鑫负责战略规划、产业投资、机构和编制、内控体系建设、内部审计、法律事务、产业招商等方面的工作，分管战略投资部、审计内控部、产业招商中心，联系魔茧科技公司。

　　停职检查的刘军出生于1980年10月，曾任西安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西安市阎良区委、宣传部部长，西安市委督查室主任等职，2019年2月任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局长。

　　去年12月底以来，西安市出现本土病例，并存在社区传播和隐匿传播风险。西安市果断采取封城政策，但是相关配套措施却持续跟不上。特别是市民出行和核酸筛查必须依赖的西安“一码通”，在去年12月20日和今年1月4日，连续两次因为链接访问量超载而崩溃，给防疫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1月5日，因履职不力而导致“一码通”崩溃，西安市委决定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局长刘军停职检查，并由刘鑫任党组成员并主持工作。临阵换帅凸显了大数据对疫情防控的至关重要性，但是也反映了数字化防疫的脆弱性。

　　目前，西安“一码通”不抗压问题也引起了工信部高度重视。工信部官网1月4日发布，2021年12月30日至3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韩夏到陕西省通信管理局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调研。期待西安“一码通”工作专班，能尽快找到症结，优化系统、完善细节，确保不再出现拥塞宕机现象。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兴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的广泛深度应用，各地都陆续专门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并设立了大数据中心或大数据公司。但是，如果大数据管理局和大数据中心只有赶时髦的姿态而徒有其表，不能做好本职工作并守住底线，那么就可能对城市治理带来威胁。

　　城市治理对技术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技术误用和滥用带来的风险也浮现出来。一旦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发生故障，那么城市治理就有“停摆”的风险。

　　如何增强城市大数据管理的抗风险和灾备能力，提升智慧城市的韧性和敏捷性，实现平战结合和平战转换，就成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数字化防疫，意味着城市要在危机管理时期有充分的技术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特别是要对访问峰值等关键挑战，有科学合理的预测和准备，避免在危机来临时问题频发而危及城市运行。

　　近日，全国信标委智慧城市标准工作组发布《城市大脑发展（2022）》，指出当前城市大脑的挑战在于建设运维模式不完善，缺乏监督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缺乏保障，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

　　对于一座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需要预见到危机带来的挑战有多大，并做好完善可行的应急预案。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将西安“一码通”崩溃归因为使用频率太高，对网络与平台的压力过大。为此西安采取了限流措施，并鼓励人们尽可能非必要不访问。但是，想让市民们理性配合很难，每个人的无序使用汇聚在一起，就带来了数字化平台的秩序崩塌。

　　危机意味着危中有机，“一码通”崩溃使西安市更加重视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这为提升城市整体数字化能力提供了契机。

　　比如，每年春运是火车票购票的高峰期，对购票系统的技术要求极高。此时如果劝阻人们错峰购票，无异于举手投降。这倒逼铁路部门扩容系统，建立完善购票峰值时期的技术协同能力，调配可用的算力来共同支撑。

　　西安“一码通”崩溃的启示在于，要提升城市数字化运行的纵向统筹和横向联动能力，充分发挥我国人多力量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比如，在一地出现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不够时，可以建立提级支援机制，使中央和上级部门能够统筹区域或全国资源来进行援助。

　　与此同时，也可以建立跨地区或城市群的横向联动机制，协调其他地区的算力来“驰援”受灾地区，实现各地区之间的联动互助。

　　健康码为疫情防控带来了便利，但是一旦健康码出现故障，就会令人们寸步难行，使防疫工作陷入被动。我们要认识到数字技术是防疫的手段而非目的，要避免把手段误认为是目的。否则，迷信技术决定论，陷入技术障眼法，可能使城市数字化防疫本末倒置而失去初衷本义。

　　这意味着各地在防疫时要有“十防九空”的预见性，哪怕在最坏的打算发生时，也能通过线上线下切换而应对自如。

　　健康码对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等人群带来的信息障碍，也对疫情防控的线上线下转换提出了要求。比如，一些城市提供可读取身份证信息的终端设备，不需要人们扫描核验。这既达到了健康码的信息无障碍，也避免了大量访问对技术平台的冲击。

　　各地建立的大数据管理局，往往配套设立事业单位属性的大数据中心，并通过采购或外包等方式由企业完成技术准备和运维保障。2020年以来，西安市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委托中国电信西安分公司开发疫情防控信息化平台，提升数字化防疫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通常使大数据管理局养成“甩手掌柜”的习惯，全盘交给企业来提供技术支撑，很多事情都是企业说了算，这就埋下了隐患。

　　比如，对于转包分包企业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能否支撑，需要相关部门不定期进行评估和检讨，从而避免企业“绑架”而可能带来的尾大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