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都市碎戏》在西安农村也不太吃香了

没想到《都市碎戏》在西安农村也不太吃香了本站　　十几年前，陕西卫视七点半和十点的“黄金时段”，总会播出一些极其贴近关中农村老百姓现实生活的栏目剧，称之为都市碎戏或是百家碎戏

　　十几年前，陕西卫视七点半和十点的“黄金时段”，总会播出一些极其贴近关中农村老百姓现实生活的栏目剧，称之为都市碎戏或是百家碎戏。它承载了我童年时期大半的“晚餐记忆”，作为面条与馍的“下饭神器”，我在吃饭时总会听到的热闹但有些嘈杂的开篇，满满乡土味扑面而来，和我撞个满怀。

　　对我的奶奶来说，每晚的碎戏既是多年来生活烙印，更是一种无形的陪伴，建起和过去乡村记忆的勾连。去年我考上研究生后，百无聊赖的暑假中一边在老家陪伴奶奶一边对村中关于碎戏的收看情况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我们暂且将这个村子称为R村。

　　随着长安区于 2002 年“撤县设区”的推进，村中经济迅速发展，每户家庭均安装有电视。但由于本次主要采用微信平台发布的电子问卷，因为技术鸿沟的客观存在，未能充分考虑 60 岁及以上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最终获取有效样本 92 个。

　　调查结果显示，此次问卷填答人群多为 35-59 岁，占比高达 64.23%。受调查的村民男女比例较为均衡；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占比为 10%。

　　在 92 个村民样本中，有 64.13%的人每日观看电视的时长在 30 分钟以上。其中，观看电视时长超过 3 个小时占比 8.7%，有 23.91%的人选择“不看电视”。

　　在回答“您是否接触过碎戏”的问题时，“听说过且看过”碎戏的人数占比为 94.57%，“听说过但未看过”的人数占比为 3.26%；从未听说过碎戏的村民仅为 2 人。

　　在题为“在您的的印象中，您观看碎戏的次数是多少”的答案中，有 13.7%的人选择了“每天都看”，有 10.34%的村民选择了“每周 3-6 次”。

　　首先，由于拍摄场地皆为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场景，关中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民居建筑以及劳作场景等都成了碎戏的“影视基地”，因此更能全方位展现关中农村的风土人情。

　　同时全剧的念白和台词均以关中方言表达，这样贴近生活的表达更能缩短电视媒介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认同感。通过方言表达更能营造一个特殊的“乡土场域”，是区别于都市的、其他地域的独立性社会空间，也是这种独特乡村文化得以存在的依据。

　　方言也是传承历史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以关中农村作拍摄地、以方言作台词的做法不仅有效节省了剧组的场地费用、拍摄成本以及对于相关人员台词的培训费用，更能有效保留和传承乡村文化，例如方言称谓、婚俗葬俗等多方面，彰显民俗的独特性。

　　如下图所示，在面向 R 村村民的问卷调查中，针对经常性收看的村民，询问“您为什么选择收看《百家碎戏》”，有 88%的人认为《百家碎戏》的方言表达以及其剧情贴近生活且较为线%的人选择了“内容有趣、剧情引人入胜”作为答案之一。

　　在调查中，在题为“您认为碎戏中的剧情是否反映了真实的农村生活”的回答中，有 85.56%的人选择了“是”，有 14.44%的人选择了“不确定”，然而没有人选择“否 ”作为回答。

　　由此可见不论是剧情还是人物抑或布景，碎戏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真实感。村中的一砖一瓦甚至土炕、田地都能成为天然的拍摄场地。

　　同时，碎戏中未经专业培训的农民演员更能以本色还原角色独有的真实感。我的奶奶告诉我，碎戏中日常参与栏目剧拍摄的几位演员就住在村中。

　　从外部因素来看，以 R 村为例，经过数十年的撤村设居和拆迁重组之后，随着地铁和鳞次栉比一众高楼的修建，尽管还保留着和过去几十年相同的生活习惯和作息，然而城乡区隔还在不断的模糊。信息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新媒体和众多亚文化的冲击极易造成农村固有风土人情的消失。

　　在问卷调查中，题为“您为什么选择不看或几乎不看碎戏？”的回答中，最多人选择“很少开电视，有手机等新媒体作为替代”，占比 72.91%。在城镇化的裹挟之下，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的广泛应用赋予了城乡两方“窥视”彼此生活的机会，长此以往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差异被逐渐弥合，《百家碎戏》原有的独特性和后续剧情创作正在一步步枯竭。

　　从碎戏制作过程本身来看，作为陕西关中农村地区以学历较低的中老年人为主要受众的栏目剧，碎戏存在逻辑混乱、情节荒诞、剧中人物脸谱化以及台词低俗化的问题，不利于乡风文明建设的推进。我在幼年时期陪爷爷奶奶看碎戏时，记得常常有着围绕儿媳无法生育而产生的婆媳矛盾等情节，我清楚地记得甚至有婆婆辱骂儿媳“不下蛋的母鸡”的场景，将生育作为不可推卸的职责诘难于同为女性的儿媳，简直令人直呼荒唐。

　　有 10.42%的人因“节目本身的诸多问题（如情节低俗、粗制滥造等）”而选择不观看。可见，也有不少人认为该节目不太利于提高农村地区老百姓的审美品位，另一方面会加剧城市人群对于农村和农村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易陷入城乡对立的语境。

　　总的来看，纵观网站上现有的 270 部《百家碎戏》栏目剧，涉及了众多当前农村社会的热门议题，如农民工讨薪、媒妁之言和当今自由婚恋观的冲突、农村厕改、精准帮扶结对子等，且剧集内容和主题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变迁而适时调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剧集《老蔫脱贫》中贫困户宁愿在家中赋闲，也不愿意被帮扶，主角发现自己的对接扶贫干部是“三无干部”（即无权、无官、无钱的基层干部）后的消极抵触态度，体现了底层农民对于基层干部的信任缺失。

　　在涉及精准扶贫主题的 23 集碎戏中，有 20 集的带领脱贫人物形象都是以技术能人、大学生村官、龙头企业老板等外来者形象出现，仅有 3 集的脱贫致富能人是本村村民。而村中亟待脱贫的贫困户则是较为软弱、无能抑或蛮不讲理、不听劝阻的极端形象，不可否认艺术创造中的夸大成分，但滋生于农村这片土壤的贫困亚文化却客观存在。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海民当顾问》中，海民作为村中能人，被聘为村中的技术顾问带动失业人口当地再就业，但因其妻子不同意而产生家庭内部巨大的分歧，村委会多次劝说无果。在其妻看来，带动村中更多人发展葡萄规模化种植会破坏自家葡萄的独特性和竞争力，使得自身利益受损。

　　因村庄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增加，村民之间的熟悉度降低。随着集体意识的逐步丧失，村庄传统规范越来越难以约束村民行为，加速了村庄内生秩序的消解。“半熟人社会”的乡村格局，使得海民妻子不愿授予他人种植经验，已然没有费孝通当年所述的农民与乡土浓浓的利益关联、情感眷恋和价值归属。

　　在现有的 270 集栏目剧中，大部分村庄配备的体育运动设施简陋有限，主要以乒乓球台、篮球架、简易的健身器材为主，且使用率低。绝大多数村庄并未设立舞蹈室、乡村图书馆等寓教于乐、陶冶身心的场地。剧中农民老伯提到“种地已经够累了，谁还有闲心去打篮球锻炼身体”，体现了当前提供的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民自身需求不匹配的矛盾。

　　剧情涉及婆媳关系为代表的代际关系占总数的 12.9%，其中引发婆媳矛盾的导火索则有 58%是婆婆对于儿媳的厌恶。为家中增添男丁是传统农村社会育龄妇女的责任，当因故剧中角色无法怀孕时，以“恶婆婆”形象出现的女性会恶语相向，甚至有荒诞的剧情儿媳为了表示孝顺要主动与其夫离婚。

　　在目前农村的婚姻中，也不可避免地有迷信思想和不良习气的浸入。在《迷信险毁一家亲》中，福海因儿子年至三十为娶妻而去求“赛神仙”，需要带上“五百块钱的酬谢金和香表纸钱”，将姻缘和运势寄托于神仙而自己不思进取，且认为邻居种植的核桃树苗挡住了自家财路而连根拔除。由于身处农村思想闭塞，以及文化水平低等因素，农村老人空虚的精神世界缺乏信仰和正确价值观的灌输致使迷信活动盛行。

　　出于照看孙辈、减轻子女负担、增加家庭非农业收入等目的，一般家庭会进行“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部分无力耕地的老年农民会选择进城生活，例如《都市老漂族》一集中农村婆婆为照看孙子来城中暂住，脱离了原有的生存环境，与城中的居民在教育理念、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有一定的“水土不服”现象。

　　频繁的人口流动改变农民身份的认同，《穷不起》提到了早年进城的夫妇因下岗而失业回到农村并且想要转回农村户口屡受阻的现象。

　　根据真实事例改编的一集《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生动地反映了当下乡村的养老新形式。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骆峪镇向阳村设立了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依托当地村中的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物资捐助就地养老，无任何收费项目，以丰富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

　　但由于居家养老的传统观念仍深入人心，以养老院作为晚年生存活动主要场所的方式仍面临着多重的挑战，例如剧中老人“王婶”的儿媳腊梅反复阻拦婆婆进敬老院，认为采取其他养老方式使得外界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供养父母产生质疑。

　　碎戏中最显著的变化当属剧中女性角色地位的提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如《女人当家》、《扶贫女村支书》、《乡村女片警》等剧名都体现了女性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日渐凸显。

　　在过去陕西关中农村地区，农村女性承担着照看儿女孙辈、烧火做饭的家务，然而在新拍摄的栏目剧中，作为主角的女性形象往往身担要职。可以发现，在劝说贫困户发挥主观能动性再就业脱贫时，农村女性干部所具有的耐心、勤恳、朴实，善于引导等特质有助于农户放下戒备。

　　在《女人当家》中，儿媳巧翠为缓解家中经济压力，主动提出承包村中的大棚种植奶油草莓。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大规模机械作业削弱了女性和男性在体力方面的天然差异，使得农事生产中的体力劳动环节变得可替代，无形中提高了女性在生产耕种过程中的地位。然而温室大棚中对果蔬苗的管护工作则较为精细化，更适合作为涉贫家庭中妇女再就业的途径。

　　《父母该放手》、《公公嫁儿媳》等剧集中反映了当今农村社会不再盲目听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传统婚恋观念，在《红霞进城》一集中儿女替年过花甲的丧偶老人寻找伴侣。随着城市文明进入农村，突破原有的传统思想，农村青年群体也存在借助新型媒介寻找对象，打破了乡村文化对于婚嫁的地域限制，促使青年婚恋对象的多元化。

　　碎戏既是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个体记忆，对我来说是和隔代亲人之间为数不多的联结，亦是这个极具变化的时代的宏大叙事的见证，更是乡村振兴的缩影。在城乡融合的趋势下，碎戏也随着时代而变加入了更多关于城市的元素，剧中的部分角色也开始讲普通话，拍摄阵地也由单一的乡村背景而向城市转移。

　　然而，这些拍摄主题的变迁在迎合更多观众的同时是否会造成碎戏原有的乡土性的消失？目前，作为碎戏创作基础的乡村逐渐被城市吞并、解组的过程中，其独特性也在慢慢消失。其中的剧情也许会随着城市化进程变得更加多元，传统的农民叙事可能也会被取而代之。且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短视频平台会逐渐侵蚀和挤压原有的农村观众群。创新会丧失独特性，守旧会流失受众。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困境中，面临着城市化和其他替代性娱乐手段的双重压力，这样的土味还能“坚守”多久？

　　[1]李雨佳与倚海伦 (2010). 陕西方言栏目剧《百家碎戏》的审美阅读.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09): 144-146.

　　[4]贺雪峰 (2020). 乡村振兴要充分考虑进城农民的期待与顾虑. 国家治理(46):39-41.

　　[5]蒋燕与李萌等 (2021). 成为青年女性农民:农村女性从事农业的过程与特征.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 (02): 7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