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从5次苦谏到兵谏事变导火索竟是西安一二·九事件

揭秘西安事变：从5次苦谏到兵谏事变导火索竟是西安一二·九事件本站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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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的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10月29日，蒋由西安去洛阳，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名义是避寿，实际是准备和部署“剿共”内战。

　　在此期间，他调兵遣将，把几个月前调到湖南、湖北对付两广事变的约30个师的嫡系部队下令北调，暂时集结在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准备随时开往陕甘。还调一部装甲部队驻豫西。

　　接着又命集结在陇海路的中央军向西推进，蒋鼎文进驻潼关，樊崧甫的四十六军开进华阴，万耀煌的二十五军进抵咸阳，胡宗南的第一师由甘肃向东布防。

　　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机场，以容纳更多的军用飞机来西北执行对红军的作战任务。他还决定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委任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等为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

　　当蒲子政向阎锡山提出联合抗日和逼蒋抗日主张时，这个老奸巨滑、诡计多端的军阀头目不肯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只是说：虎城主张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后来，张学良也曾两次去太原与阎会面，又派“西北总部”秘书兼办公厅第六科科长李金洲两次去太原晤阎，得知阎对继续“剿共”持异议，且阎已于1936年10月邀请薄一波等五名党人到太原协助他准备抗战。

　　1936年10月末，阎去洛阳向蒋祝寿前，乘飞机先到西安晤张，商议向蒋诤谏事。之后二人同乘专车去洛阳。祝寿活动结束后，张学良、阎锡山向蒋介石反复申述他们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在洛阳期间，蒋介石继续压制群众的反日。11月23日，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在上海被捕。

　　“我为了这事，曾单身一个人没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

　　而我所以积极援助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意见。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我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政府，我这样作，就是！’”

　　蒋在洛阳“阅兵后训话”，除诽谤外，还痛斥“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张“聆听之下，如凉水浇头”，“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绥远军民在傅作义率领下奋起抵抗。在绥远局势十分危急时刻，张学良于11月27日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写了一份“请缨抗敌书”。

　　“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张学良接着尖锐指出：“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以时机未至而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凉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兵遣将和密谋策划后，12月4日在张学良陪同下乘专列再次来到西安（张学良是12月2日乘军用飞机专程去洛阳迎蒋的)，仍驻临潼华清池。

　　这时，蒋的高级军事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先后来到西安；蒋的嫡系部队有的已开至临潼，有的集结在洛阳至潼关间待命，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一队一队地降落在西安机场。古都西安的气氛异常紧张，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他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来华清池边吃饭边训话，要求这些军官服从他的命令，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他还向东北军军官们许诺，他一定带领大家抵抗外敌侵略，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是首先要服从他的“剿共”命令。

　　第一个办法：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第二个办法，张、杨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

　　事实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与红军实行停战；两军调离西北并互相分开，这就拆散了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为蒋介石各个吃掉东北军、十七路军提供方便。

　　鉴于蒋介石第二次来西安后仍坚持让东北军、十七路军继续“剿共”的顽固态度，杨虎城向张学良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张学良则认为要慎重从事，要进行最后的诤谏。

　　12月7日，张学良约杨虎城到他的公馆商讨停止内战办法，张主张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杨内心里不同意张的这个意见，因为他认为蒋是个死不回头的人，再劝也没用；更害怕说翻了让蒋看出马脚，很快走了不好办。

　　张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杨“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看。”

　　日寇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逼进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

　　今天党已一再表示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党不但主张抗日，同时还拥戴你为最高领袖，你还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消耗，无疑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为你所决定，而我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

　　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完全为了维护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

　　抗日已成为人心所向，不仅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黄埔系将领中也有主张抗日不打内战的。他希望蒋认清形势，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

　　“我有把握消灭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蒋还命令杨虎城对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要“放手撤换”。

　　杨虎城从华清池回来后，立即去见张学良，商量下一步行动。鉴于多次“苦谏”均已失败，应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

　　张、杨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

　　这次商谈，他们决定扣蒋，但尚未决定行动日期。至此，张、杨与蒋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即将演变成公开冲突。

　　在日本侵略者侵吞东北，染指华北，加紧准备灭亡全中国的时候，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内的爱国官兵都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统治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继续妥协退让，倾其主要兵力进行“剿共”内战。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要求同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的对立和斗争，是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国党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到在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

　　经过‘一二·九’，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全国抗日，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

　　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因此，“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促成西安事变在12月12日爆发，除上述根本原因外，还有一些直接原因。这些直接原因，是引发这次事变的导火线、西安事变导火索——西安“一二·九”事件

　　与其他地方比较，当时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蓬蓬勃勃，有声有色。这一方面是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有力领导，同时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多方保护和支持也分不开。

　　在西安抗日救亡运动中颇有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西救）成立较早，它的主要成员是杜斌丞、杨明轩等文教界爱国人士。

　　这个组织，开始由上海地下党领导；1935年末西北特别支部（其主要成员有谢华、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等)成立后，便改由西北特支直接领导。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建立后，为促使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和推动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除在东北军内部进行工作外，还在军外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外部影响东北军。

　　1936年秋，东工委决定在旅陕东北人士中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

　　张学良亲临大会讲话，热情赞扬群众的爱国行动，表示一定要率领东北军披甲还乡，收回故土，为国效死，为民报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次大会，一扫笼罩在西安上空的沉闷空气，成为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也促进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的成立。

　　10月4日，东救在东北爱国人士车向忱主持的西安竟存小学宣告成立。该会宗旨是团结群众，互助互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扩大群众运动。

　　东救的成员既有东北军的高级军官、西北总部的高级幕僚，也有到西北的东北百姓，是个团结面很广泛的群众救亡团体。刘澜波、宋黎、车向忱、应德田、孙铭九等被推举为该会。

　　在地下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东救、西救会同后来成立的西安、西安民先队等团体，于1936年10月以后联合在西安发动了几起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家鲁迅10月19日在上海病逝，东工委与西北特支为教育群众、发扬鲁迅先生坚韧的战斗精神，发动西安文化界数千人于10月30日举行追悼鲁迅大会。

　　张学良，谢葆贞（杨虎城夫人）以及西北各文化团体送了挽联和花圈。追悼会激励了西北文化界的战斗精神，会后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宣告成立。

　　绥远抗战爆发后，西救、东救和西安在东工委和西北特支领导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日运动。

　　10月24日，东救在《西安日报》发表启事，发起援绥募捐活动。各界群众积极响应，不到一个月时间各界捐款2000余元。

　　11月28日，东救和一些东北民众团体召开代表大会，公推车向忱作为旅陕东北民众代表去绥远前线慰问抗日官兵。

　　面对这种形势，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决定，利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机会，由西安、东救、西救出面发动西安学生举行一次活动，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援绥救国。

　　12月9日，西安近万名大、中、小学学生参加，向张学良、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

　　他们冲出城门，冒着凛冽寒风，向临潼方向挺进。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慌失措，急忙打电话给张学良，令其设法制止，并残忍地叫道：“如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

　　当晚张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要求，蒋责怪张不用武力学生，批评张不该代表学生反映要求，并承认是他命令军警向学生开的枪。

　　“一二·九西安，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

　　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明是他叫瞥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军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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