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丽拿：下一部《梁祝》，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原标题：俞丽拿：下一部《梁祝》，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18岁的俞丽拿奏响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一幕，被永远定格在中国音乐史上。

60年后，已近耄耋的俞丽拿站在音乐剧场《真爱·梁祝》的舞台上，奏响《梁祝》的旋律。

“如果有一件事、一个人，让人历经千难万险仍心怀喜悦，这就是真爱。”俞丽拿的真爱是小提琴，是她的学生，是中国的小提琴事业。

俞丽拿是宁波人。在上海演完《真爱·梁祝》，她紧接着又回到故乡宁波演出。

走在路上，有人问：“你是不是俞丽拿？”她笑着说：“人家是说我跟她很像的。”

9年前，俞丽拿“封琴”了。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808教室，就是她独一无二的“舞台”。她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教学上。“课比天大”的她，不仅吃在教室，有几年还睡在这间教室里。接受采访时，她特意戴上学生送给她的红围巾。

谈了良久，一旁的学生悄悄提醒：俞老师戴着腰托，该休息一下了，紧接着下午还有课要上……

让小提琴开口说“中国话”

上观新闻：许久没有登台的您，最近亮相《真爱·梁祝》的演出，在《梁祝》首演60周年之际，您为什么会发起并参与这样一部形式独特的作品？

俞丽拿：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了，我认为在新时代，它所表达的含义其实可以更加丰富。《真爱·梁祝》源于《梁祝》，又跳出《梁祝》，用音乐剧、舞剧、话剧等形式演绎了樊锦诗与彭金章、巴金与萧珊、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梁山伯与祝英台四段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他们既体现了中国人的隽永小爱，也有家国大爱。

现在的年轻一代比较缺乏家国情怀的大爱，他们对爱情的理解和过去也不太一样。我们想通过这四个爱情故事告诉大家，中华民族的爱情观应该是像他们那样的。

上观新闻：2010年，您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了封琴演出，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状态还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

俞丽拿：因为我不想等到哪天拉不动了，被观众说：这个老太婆怎么还在台上啊。年纪大了，精力总是有限的，我想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教学。我记得当时，小提琴家盛中国不太相信，他问我是真的告别舞台了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告别了。其实我这次也算不上是正式演出，我只是拉了《化蝶》的片段，感谢观众对我这个老太婆的鼓励。

这些年，我虽然封琴了，但我并没有离开观众。我一直都和《梁祝》在一起。我在许多讲座中给大家讲梁祝的故事，我会一边拉琴，一边解读，希望更多的人能听懂这部作品。

上观新闻：您演绎的《梁祝》情感细腻丰富、表达真挚，被公认为最权威的演绎之一。在《梁祝》问世之前，中国人主要都是演奏西方作品，您作为首演者，当年是怎么拉出其中的“中国味道”的？

俞丽拿：我年轻的时候，最苦恼的就是我拉的西洋乐器老百姓听不懂、不喜欢听。后来，音乐学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在何占豪、陈钢的努力下，《梁祝》的问世终于让小提琴开口说了“中国话”。

我曾经在中西结合乐团待过，对越剧和京剧都有一些了解，熟悉中国戏曲特有的程式，这一点很重要。对戏曲不了解的人，在处理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很难把那份韵味拿捏好。比如祝英台“哭灵”那段，采用了中国戏曲中“紧拉慢唱”的表现手法，这在音乐学院里是学不到的。而一些悲剧段落的音色则要模仿哭泣的声音,而且是用水袖挡住的哭声。

上观新闻：拉好《梁祝》，最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拉出那份韵味？

俞丽拿：技术上也有难点，最主要的就是滑音。它里面的滑音是从戏曲唱腔演变过来的，而有些细节在记谱上并没有标注。2016年，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把《梁祝》作为半决赛的必选曲目。有些外国小提琴家光看谱子就是拉不出那个味道，因为他们会习惯性地把上滑音拉得慢、下滑音拉得快。但《梁祝》里的滑音恰恰应该是上滑音快，下滑音慢，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出祝英台内心的羞涩和甜蜜的爱情主题。

（俞丽拿参演《真爱·梁祝》）

我现在反而不急了

上观新闻：《梁祝》问世后，人们一直期待着能有下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诞生。而早在1993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就筹资100万元征集小提琴新作，在当时引发很大的反响。您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俞丽拿：这要从这个基金的创办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要培养一位顶尖的小提琴人才，真的很难。我们出国比赛，常常受困于经费问题。那时候已经有一部分人得益于改革开放富起来了，我就想能不能成立一个基金，帮助年轻的学生，推进中国小提琴事业的发展。1993年，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挂靠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下成立了，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

基金成立后不久，一直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因资金原因无法举行，我决定由我的基金承办，在上海举办。当时有一家公司承诺资助比赛，可比赛就要开始了，资金却迟迟没有落实。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去筹款。那天，我带着两位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实习生一起去南京路上的一家公司，没想到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实习生说：俞老师，你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冷遇？我们都快受不了了。其实我那时候是眼泪往心里流，当了那么多年老师的我哪里尝过这种滋味，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自尊都没了。可那天如果拿不到这笔钱的话，比赛就没有办法如期举行。最终，对方勉强答应了。

上观新闻：不久后，征集小提琴新作品的那笔“巨款”，又是如何筹到的呢？

俞丽拿：改革开放后，《梁祝》一直很受听众的欢迎。到了90年代，就有人提出，为什么没有新作品能与《梁祝》比肩，甚至超越《梁祝》。我知道那时候其实有一批作曲家都在努力，但是他们写出了新作品，却没有钱请乐队来演奏。所以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想办法，决定举办一次小提琴协奏曲中国新作品会展，鼓励中国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

最终，在当时的市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向各界筹到了100万元——那时的100万真是不得了。我们征集到了不少作品，成立了一个专业评委会，评审出一批优秀作品，开了三场音乐会，电视台全都录像。

上观新闻：有没有一些好作品，或者优秀的作曲家脱颖而出？

俞丽拿：有一些好作品，但是大家普遍觉得，还是比不过《梁祝》。当时我挺着急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尤其到了现在，我反而不急了，心态很平。我想，经典作品的问世，还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上观新闻：能被大众喜爱、被时代记住的好作品，到底需要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呢？

俞丽拿：创作《梁祝》的那个时代，强调的是音乐的民族性。越是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作品、越是能讲好中国话的作品，就越能被国际承认。

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现当代音乐创作流派涌了进来。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时，大多数作曲家的创作还比较注重旋律，那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作曲家的作品就变得没有调性、没有旋律，一般老百姓都听不懂。

最近，这种趋势又逐渐地扭转回来了。有些作曲家意识到，虽然作曲的手法可以采用西方技术，但中国音乐作品关键还是要有中国的民族性。

我想，等到更多优秀的作曲家意识到，还是要写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东西，意识到民族特色是非常要紧的，那天时地利人和可能就到了。

问我是什么派，我就是“世界派”

上观新闻：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音乐要为老百姓服务”的意识了。您的这种观念和您在那个时代的经历有关吧？

俞丽拿：是的。我学小提琴是被分配的，我小时候喜欢的是钢琴。1951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时，我的钢琴其实已经弹得不错了。但是，因为当时学弦乐的学生少，手掌宽的学生都被要求改学提琴，手指细的学小提琴，手指粗一些的学大提琴，我就被分配学习小提琴。既然老师让我学，我就努力学。刚开始拉小提琴的声音真的是太难听了，像“杀鸡”一样。

1957年，我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那时候是五年制，但真正的学习时间，其实只有两年。有一年苏联专家来上课，我被选上了专家班，学了半年后，主要就是在练习和准备参加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其余的时间不是下乡就是下厂。农村里的猪圈、牛棚我都住过，我还在码头上扛过180斤重的大包。

下乡、下厂确实耽误了专业上的学习，却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一辈子的。我特别容易和普通老百姓沟通。直到现在，我在学校里见到保安、清洁工都会和他们打招呼。我一直跟老百姓在一起，我的音乐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现在的年轻人普遍缺少这个意识。

上观新闻：那您后来又是下了怎样的苦功，不仅把专业补上去，还教出了那么多优秀学生的呢？

俞丽拿：就是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所以后来一有机会，我就拼命地“补课”。1962年毕业后，上海音乐学院分配我留下来当老师。教课跟演奏真的是两回事。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教，课堂上听到学生拉得不对，我讲不清楚，只能说，我拉一遍给你听。这其实是最不会教的。

而且“文革”以后考进来的那批学生，他们拉的作品很多都是我没拉过的。我很焦虑，也很苦恼，只能每天早上六点多到学校，晚上很晚回家，拼命借谱子、听唱片，自己给自己补课，琢磨研究，把小提琴技术上的规律、音乐风格上的规律逐渐摸透。比如，演奏巴赫的作品，我一定要总结出拉好巴赫的几个要点，才能去教学生。教法国作品，我必须研究法国作品的特点。教俄罗斯作品，我一定要研究俄罗斯学派。

上观新闻：中国人要拉好西方经典作品，怎么去理解、弥合文化上的隔阂？

俞丽拿：关键要看老师是怎么引导、怎么教的。我带学生去国外比赛，发现外国评委对中国选手都是很严苛的，只要在风格上有丝毫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会马上把我们刷掉。所以我们的小提琴演奏要想追上世界水平，必须要对自己严格。

我做过全世界30多个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评委。我坐在评委席上不只是去打分的，我还要了解对于同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不同学派的演奏风格是怎么样的。我在观察当前的世界小提琴演奏潮流是怎么样的，回去教给我的学生。

曾经有外国评委问我是什么学派，我说我老师的老师来自欧洲，但他没有直接传授到我这一代。所以，如果一定要问我是什么派，那我就是“世界派”。

上观新闻：博采世界各个流派的演奏特点。

俞丽拿：对。从1962年到现在，这57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真是学无止境。因为世界上的小提琴曲目太多了，学派也很多，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特长，我要不断地掌握每个学派的特点，把优点拿过来为我所用。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人品和艺品会体现在艺术里

上观新闻：您马上就要步入“80后”的高龄了，为什么还在坚持全职给学生上课？

俞丽拿：曾经有人问我是怎么保养的，我说，和学生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我现在每周一到周三的课都是排满的，从早到晚。周四、周五有时候还会加课。因为来不及去食堂吃午饭，我就一早到食堂买个饼，中午在教室里用微波炉一热，这样最快。

上观新闻：教室里的这张折叠床也是为您准备的吗？

俞丽拿：我曾经有几年都住在这间教室里，因为我家住在闵行区，离学校太远，索性就住在这里，等上完课再回家。住在这里其实挺好的，唯一一点就是洗澡比较麻烦。不过我们这代人以前下过乡，也不讲究。后来学校知道了，就帮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现在我有课的时候，就住在学校的职工宿舍。

上观新闻：作为音乐学院的教授，您为什么不仅教大学生、研究生，还教小学生？

俞丽拿：我的学生从小学生到博士生都有，年龄跨度很大。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学习的重点都不一样。小学阶段主要是打好扎实的基础。中学阶段要增加曲目量。到了大学，就要鼓励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带研究生、博士生，我会更多地和他们探讨如何表达自己的艺术个性，到了这个阶段，技术已经不是主要问题，最重要的是研究音乐。

对于那些特别有自己想法的学生，我从来不会压制他们的个性，因为搞音乐的人不能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音乐家的个性是非常珍贵的。我的学生陈佳怡是从普通中学考到上海音乐学院的，跟我学了一年半后获得了金钟奖的金奖，她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有时候会为了一个作品跟我争执起来。如果我觉得她的想法不对，我就会想办法说服她，让她心甘情愿地接受，而不是我怎么说，就让她照着做。

上观新闻：在很多学生眼中，您就像他们的第二父母。

俞丽拿：那是自然的，像黄蒙拉、王之炅他们都是从小学开始到硕士毕业一直跟我学习，16年下来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除了教学，我在生活上自然也要关心他们。每年暑假寒假，只要我在上海，我一定会给他们上课，而且不收学费。我很骄傲的是，黄蒙拉、王之炅都留在上音当了老师。

上观新闻：您教过那么多孩子，最终决定他们能不能成为音乐家的，有哪些因素？

俞丽拿：首先是要有一定的天赋，否则很难出彩。现在的琴童很多，家长都望子成龙，我认为家长最大的成功，就在于能否挖掘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找到孩子最擅长的是什么。第二，是必须努力。只有天赋，不努力也不行。第三，就是要找到好的老师、好的学校。其实无论干哪一行，要想有所成就，都离不开这三点。

除了这三点之外，最重要的是做人。一个人的人品和艺品一定会体现在他的艺术里。分到我班上的学生，不一定都有很高的天赋，但我很注重培养孩子的品质。不管学生是不是有天赋，我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哪个孩子才能特别高，会给我带来成绩，为我争光，我就会对他另眼相看。但我不能容忍不努力。假如学生不努力，我会警告；再不努力，警告两次；还不有所进步，我就会把他开除出去。

上观新闻：您曾经说过，您的初心是让中国小提琴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这个目标现在完成了吗？

俞丽拿：我做学生的时候出国去比赛，是被外国人看不起的，因为我们的水平确实不高。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学生终于也拿到国际大奖，现在出国比赛，再也没有人会轻视我们。

这种文化自信，是从《梁祝》开始的。《梁祝》让小提琴“说了中国话”，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小提琴，我们才有了那么多的生源，加上教学水准的提高，让我们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竞争力。但是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完成，中国的小提琴事业要发展下去，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现在的一些小提琴比赛，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个别人为了小团体的利益破坏了规则，我很伤心。几代人的努力不能毁在个别人的私心上。

上观新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良好公平的环境。

俞丽拿：的确。我们这代人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还有几年可以工作。中国的小提琴事业，接下来要靠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希望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希望全国能有好的氛围，为了中国的小提琴人才的培养，为了中国小提琴在世界舞台的“声入人心”而努力。

视频拍摄：蒋迪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