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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老党员吴建璞: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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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96岁老党员吴建璞: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和“活化石”

  96岁老党员吴建璞15年如一日坚持亲自交党费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96岁高龄,6.5公里路程,30多分钟公交车程,288元党费……“七一”前夕,他又一次将党费亲自送到了党支部,这已经是第15年。

  吴建璞,山西省法学会退休干部,曾参加日本战犯侦讯工作、山西省法学会筹建工作,也是改革开放后山西早期的律师之一。

  “吴建璞同志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和‘活化石’,退休后仍坚持学习,关注法治建设,身为党员,不忘初心,十多年来坚持亲自交党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山西省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马俊这样评价道。

  初次申请入党没被通过

  在太原市王村南街的一个老旧宿舍区,记者见到了早已在楼下等候的吴建璞。

  身材有些佝偻,眉毛花白,虽已近百岁,但他精神矍铄,不用搀扶,一口气爬3楼。

  单元楼3层的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吴建璞和老伴儿的住所,没有装修却干净整齐。卧室一侧的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各类书籍,涉及法律、文学、历史等,其中《改造战犯纪实》《历史的审判》格外醒目。

  吴建璞出生在湖南常德,祖父是徽商,父亲曾是国民党北平法院推事,参加了对川岛芳子的审判。

  受父亲影响,吴建璞从小就对法律表现出浓厚兴趣。

  1947年,24岁的吴建璞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与高铭暄、萧蔚云等后来的法学泰斗同窗学习。

  1951年8月,刚刚毕业的吴建璞被分配到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署一处工作,专门办理战俘、特务等特种刑事案件。

  不久,吴建璞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家庭背景,这次入党申请没有通过。

  侦讯起诉28名日本战犯

  1953年,对日本战犯侦讯审判工作启动。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最高检拟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但在名称上,却出现了分歧。

  “我提出叫‘东北工作团’,”当时负责会议记录的吴建璞回忆说,当时工作团是一种通称,以“工作团”形式利于保密。冠以“东北”二字,以示在东北工作。

  很快,他的建议得到了最高检党组的同意。1954年2月,由最高检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李甫山任主任委员的“东北工作团”成立。

  31岁的吴建璞被任命为团委秘书,而他也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组织信任。

  到东北后,工作团立即着手对在押日本战犯的侦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伪满洲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战犯先后认罪。

  侦讯结束后,作为团委秘书的吴建璞又投入到起诉书的起草工作中。期间,他随工作团多次到中南海及彭真住所就起诉书内容进行研究。

  一天晚上11点多,李甫山接到电话,周恩来总理要夜审起诉书送审稿。遵照指示,吴建璞将送审稿交机要员呈送政务院。次日上午,吴建璞见到了总理的批复。

  “每一句话末尾都留着总理用毛笔圈点的笔迹,末尾落款‘周恩来’三个字,说明总理工作了一整夜,每一句话都认真看过。”说到此处,吴建璞有些动容。

  1956年7月1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古海忠之等28名战犯公开审理。最终,28名被告分获1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庭审为被告聘请了律师,这是新中国在大型审判中首次引入辩护人制度,意义深远。”吴建璞说道。

  完成入党心愿筹建法学会

  1958年,吴建璞被下放到山西省曲沃县劳动锻炼。随后又调入侯马市委、临汾地区体委和山西省体委工作。

  这期间,吴建璞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让他的入党心愿迟迟未予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刚刚恢复,出现了大量急需探讨和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很快,法学会的筹建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8月,有着法律背景的吴建璞回到了复建不久的山西省司法厅。

  两年之后,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山西省司法厅恢复组建后的第二名新入党党员,不久又参加到省法学会筹建工作中。

  一间办公室,三四个人却承担着调查全省法学人才、发展会员、草拟章程等繁重的工作,经常穿梭于几个部门。

  1985年2月,山西省法学会正式成立。

  “法学会成立之初,工作人员很少,许多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做。会员积极性也很高,想要在《晋阳法制》(原名《山西法学通讯》)发论文都得排队。”说到这里,吴建璞脸上露出了微笑。

  一次,晋东南地区的一位同志拿着当地产的小米找到吴建璞,希望发自己的论文。

  “你把论文留下,小米拿回去。稿子发不发要看质量。”参与刊物编辑的吴建璞直接回绝,“后来我们对论文进行了研究,认为符合刊发要求,就安排了。”

  退休后做律师注重传帮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建立,让群众对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让吴建璞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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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白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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