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视患者超4.5亿 带来社会经济成本6800亿元

原标题：中国近视患者超4.5亿 带来社会经济成本6800亿元

　　近视一年吞下6800亿元

　　2015年首份《国民视觉健康报告》发布4年后，作为本书主编、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坦言，“国家现在高度重视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但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态势没有太大改变”。

　　那份报告写道：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各类远视力缺陷的患病人数大约在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可以说，中国几乎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近视。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

　　2018年8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了到2030年中国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的目标。近视防治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

　　然而，近视在我国青少年儿童中的比例依然居高不下。根据国家卫建委2019年4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2018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小学阶段从一年级的15.7%增长到六年级的59.0%，高三年级高度近视(近视度数超过600度)的人数在近视总数中占比达到21.9%。

　　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会长、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严肃地向记者强调，这是一场“需要群防群控的战争”。

　　影响

　　在一场由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织编写《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治科普100问》的新书发布会上，现场许多已为人父母的记者向该书主编之一王宁利抛出各种问题。

　　“我家孩子刚上一年级就近视了。能不能不戴眼镜？戴眼镜会不会使她近视加速？”“小孩子第一次配镜需要做散瞳吗？”“我的女儿学习编程两年了，我很纠结。一方面她喜欢，但怎样才能保护自己的眼睛呢？”

　　“我们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对于视觉健康这方面的知识是愧之又愧。”李玲谈起这点，语气沉痛。她想起自己当年发现孩子近视时，也只是随便带她去街头一个眼镜店配眼镜，没有重视起这个问题。

　　“中国曾经是个盲人大国，在解放初期，感染性疾病和营养不良性的眼病是主要的致盲原因，如今中国的防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效。”王宁利告诉记者，沙眼等致盲因素早已成为历史，糖尿病、高血压，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眼底病变成了主要致盲因素，同时近视患病率也逐渐成为一个公共问题。

　　直到编写《国民视觉健康报告》时，李玲才发现，在我国近视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

　　事实上，眼科学界对近视的关注早于此。2011年，王宁利带领团队在河南安阳建立了“安阳儿童眼病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对3000多名小学生进行了连续6年的检查，对2000多名中学生进行了连续3年的检查。

　　据该项目研究员之一魏士飞博士介绍，研究发现，小学一至六年级的累计近视患病率分别为5.8%，11.9%，23.3%，36.0%，47.9%，59.1%；更令人惊讶的是，小学二年级以后近视的患病率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加，小学六年级时已接近60%；“小学阶段是近视的高发年龄段，早期的近视防控工作尤为重要”。

　　“这个问题已经太厉害了，视力损伤会造成GDP的损失，最关键的是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现在近视发病率这么高，像国防、精密仪器等很多职业将来就招不到人了。事实上我们国家近年来每年都在放宽征兵的视力标准，但依然招不够人。”李玲告诉记者。

　　据当时《国民视觉健康报告》估计，2012年，由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在6800多亿元，占当年GDP 的比例高达1.3%。算上视觉健康对生命质量的损失，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83%。

　　她同时发现，高度近视会引起眼底病变，甚至有致盲的风险。但尽管“这个问题可以说比高血压、糖尿病还要厉害。它的面更广，危害更大，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但“在过去没有研究和数据说话时，局部看不明显”。

　　而如今，这个问题造成的巨大缺口，已经难以填平。

　　努力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邹海东回忆起小时候，“幼儿园孩子是不会戴眼镜的，小学戴眼镜也稀罕，还会给他们取外号叫‘小四眼’，这也说明戴眼镜的孩子是稀罕的。现在小学戴眼镜的孩子根本不稀罕，幼儿园里的‘小眼镜’也多起来了。”

　　从事近视防控多年，他已经很难想起是从什么时候，近视已逐渐向更广、更低龄人群渗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看来，迈出近视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学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把这最基础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进一步防控？”

　　然而，把近视看成一种病的人少之又少。“学校从行政部门到校长老师，都应该把近视看做是一种病。” 邹海东说。

　　在一场关于近视防治的会议上，有眼科医生提及，自己作为医生，都没有做到每年带孩子去检查一次近视，直到孩子说看不清了，一查才发现近视程度已经不轻。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小儿眼科教授周炼红在面向湖北省28所小学1～3年级21551名小学生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尽管98.10%的家长都有督促孩子保护眼睛的良好意识，88.74%的家长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视力情况，其中仅有28.6%的家长定期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视力。“这提醒我们，要正确引导家长对近视的认识，视力出现异常，及时到医院就诊。”

　　而众多眼科专家注意到，从前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近视患病率更低的传统印象也在打破。特别是农村留守孩子，缺乏父母的直接管教，更容易痴迷于电子产品，视力下降情况也非常严重，然而他们往往不自知。

　　有20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士何毅对在吉林省靖宇县考察时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他发现一个9岁的小男孩看东西有异样，就问，“你能看清黑板吗？”孩子坚定地回答，“能看清”。但验光发现孩子已经患有严重的近视。“家长都打工去了，他分不清看得清黑板和看得见黑板上的字的区别。”

　　早在2007年，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后，教育部即制定《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就保护学生视力提出了工作措施，包括保证睡眠、建立视力定期检测制度、坚持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制度等。

　　邹海东告诉记者，上海市从2008年就开始启动一系列近视防治工作。一开始，他们尝试过改善教室照明灯光和改造课桌椅，都只在第一年效果显著。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专门投资3000万元建立起上海市儿童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建立起整个上海市107.9万的孩子屈光发育档案。

　　通过对比研究，他们发现近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课业负担。连续读书写字时间太长，室外活动缺乏，都会造成孩子早早近视。因此，从2015年，他们进行了3组对比，按孩子每天课间和午休户外活动的时间，分成80分钟组、40分钟组和无户外活动组。3年之后，80分钟组的孩子近视状况明显好于40分钟组，更优于无户外活动组的孩子。

　　“我们小时候课间都在外面疯跑，现在孩子课间不太出去玩了，学校生怕出现各种安全问题，或者课业问题。现在我们有个说法叫‘目浴阳光’，让孩子多出去玩，孩子的眼睛就会好，这就是最简单的方法。”邹海东说。

　　而在何毅看来，视光行业专业人才的缺乏也是近视防控的一大挑战。在英国，视光师和配镜师是两种职业，且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会认真地把眼镜当作医学用品来对待。

　　“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概念，我去眼镜店是买东西，从来没想过是去看病。”从管理上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医疗行业，而是作为一个服务业，作为一个零售业，两个行业的税收标准是不一样的。很多原因造成这个行业今天想改进，想去进行更新，都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未来

　　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看来，迈出近视防治第一步，在中小学生中普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把这最基础的工作做好，如何能做到进一步防控？”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2018年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初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而美国青少年的近视率约为25%，澳大利亚仅为1.3%，德国的近视率也一直控制在15%以下。

　　“这不是一个静态的指标，现在整个中国的近视率还在上升，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可能到2030年小学生患近视比率就不是38%了，可能是百分之四十几。所以要每年降低0.5%还是很难的。”王宁利说。

　　在王宁利看来，需要拯救的不仅是孩子的眼睛，更是传统的教育理念。在新书发布会上，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近视眼防控的痛点就在于应试教育。“我要在你身上割掉一块肉你会痛。大家谁都不愿意割的这块肉，就是学习压力。”

　　他开玩笑说，如果谁想要孩子不近视，可以等孩子一生下来，就送到内蒙古草原的牧民家里，从此过着牧民的生活，放牛放马放羊。“但是谁也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社会已经进入知识型竞争的社会，如果不学习，能进清华北大吗？”他的发言让会场陷入沉默。

　　在一场关于近视防治的研讨会上，周炼红毫不隐瞒地说，“就在不久前一个下午，我们眼科专家被叫去区政府开了一场关于近视防控的会议，讨论起减负问题十分激烈，但看到在座有几个教育系统的人面露苦笑。一问才知道，就在当天上午，他们教育局开了会，就是要再抓教育……”

　　在李玲看来，全国性轰轰烈烈的近视群防群控尚未形成，是因为缺乏一个有效抓手。而成立专门的国家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领导小组或许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她提议可以借鉴新加坡、日本等国的近视防控经验。

　　在新加坡青少年近视率也一度居高不下，21世纪初，7岁儿童近视患病率超过20%。超过70%的大学生需要佩戴眼镜。

　　但新加坡成立起国家近视预防工作组，5年内在各个学校开展视力普查健康教育并建立新加坡近视档案。2011年，新加坡宣布2005-2011年青少年近视率下降了5个百分点，实现了新加坡建国以来儿童近视率首次下降。

　　王宁利告诉记者，目前从事眼科工作的人数已经发展到10万人，然而基层眼科医生和初期眼保健专业人员的相对匮乏，且东中西部眼科机构的发展不均衡，仍然是制约近视防治的一个因素。“基层眼科医生的相对匮乏，导致疾病的早期筛查、预防做得不够，病人到了疾病的中晚期才到医院来看病，往往耽误了病情”。

　　何毅告诉记者，严格来讲，验光不应该低于15分钟，在英国这一标准是40分钟，且收费标准很高。他提议，以国家政策干预方法，彻底改变认知。“未来我们能不能把青少年的验光配镜纳入医保？你可以象征性地收费，但这是在告诉大家，配眼镜不是买东西，本身跟健康挂钩”。

　　王宁利在今年两会上提出提案，希望在今后的大学入学考试中，提高身体素质的加分。“实际上就像一个杠杆，让大家知道不但要注重学习，还要注重身体素质，做到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不过，对于公众来说，这样一种转变能否适应，还有待考验。近日，杭州三墩小学一则关于学生视力低于5.0不能评三好学生的规定，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在这条新闻下面，点赞居多数的一条评论是，“我看看书得罪谁了？我近视得罪谁了？”

　　(本报记者魏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