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中的与广西谈起民国往事小游戏

原标题：秦晖：从中的与广西谈起民国往事小游戏

虽然时代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在时代受到理论肯定的派，实际上却有很多时代派的冤案，是在时代被的。例如初年获得的最出名的几个中的人士(有的后被宣布为烈士)，当年他们其实并非同一立场，其中因反对而被害的新自然不是派(她应该算保守派)，但遇罗克(因编辑派的《中学报》反对保皇派的血统论而)、李九莲、钟海源(都在军人派时)等多数人其实都属于派。还有那些活着的人：武汉的鲁礼安、湖南的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小凯)、广西的钱文俊等，他们不仅是派，而且是派中最激进者，他们都是时代坐、时代获的。

至于所指与武传斌一起成为“黑会”的朱仁，是7·24中被多位“中央”连珠炮式审问追逼得最紧的一位。据记录，当时他在追问下“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承认在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但是，近年笔者采访他时，朱仁否认了“主持”之说，只是说自己发言介绍了广西的情况，并且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是在北航开的，没有在开过，如果也开了，那自己并没有参加。

前面提到7·28召见时等骂广西四二二放火。这件事到了时期的1980年代已经有了的结论：“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民生、上国街、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6]炮击起火。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广西联指却宣传说是广西四二二放火焚烧街道民房”。当年7·28召见时就此事骂四二二是：“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现在是旧计重用。”长征时的情形且不论，可笑的是现在事明：1968年在广西“用此计”的恰恰是支持的官员及其御林军。

在当时的中国，与广西几乎是两个极端了：在，由于派在皇城根下直接得到和中央的扶植，老保早就没了影踪，派之得势天下第一，百日大武斗中蒯大富亟欲踏平四一四的气焰与广西老保踏平四二二的声势一度近似——但仅仅是一度。别看在召见时贬损四一四，但其实是绝对不容蒯大富踏平四一四的(否则十个四一四也不可能绝处逢生)。然而，却非常乐见广西联指踏平四二二。如果说在这一极端中派的最终也还是比老保惨(请注意，我这里指的不是他们在时代的，而是指在时代的)，那么处在另一极端的广西四二二就不必言了。

韩爱晶：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另一方面，召见时大家已经知道占领时工宣队死伤惨重(以“武斗”的标准而言)，但对此却毫无所动。正如孙怒涛所说：“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没有说一句对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当在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要是他们(死伤者)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对蒯大富与对工人这样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其实，更过分的是这次召见中，国家最高三人的下面这段对话：

[17]的从未提出反经济主义的问题，也不指望他们提出，因为毛对他们的利用就是为对付。上海则不同，没有张春桥点拨下的这个创造，一月是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位的。后来各地仿效上海的基本都失败了，取代旧党政的委员会基本都是军或广西那样的旧，上海则不是，因为早在反经济主义时基于百姓利益的在那里已经被消灭，而在其他地方都是要靠军或旧来消灭，才建立新秩序的。

[1]中央办的思想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中央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注明的整理时间为1968年7月26日，28日起该文件在广西以、号外等形式大量散发。本文据等编：《中国文库》第三版(2006)光盘收录文本。按：1967～1968年间中央每次广西两派的记录都有两派和广西(军方)各自整理的两三个文本，但最后一次时四二二事实上已经失败，所以只有这一个文本。

进而论之，其实我们现在讲的民族分布是1950年代民族识别运动和后来的政策下形成的，实际上就文化、社会特征论，广西真正具有原生态民族特点的地方只有西部的百色河池一带，中东部居民无论血缘上的族源如何，实际文化社会状态早已高度汉化。按时期的人口统计口径，广西只有63万左右的少数民族[10](其定义与我们现在不同，如白崇禧是穆斯林，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回族，而只认为是信伊斯兰教的汉族，与的蒋介石也是汉族一样)，基本都在前述的西部，中那里没有发生吃人事件，而吃人案例最多的武宣按这一标准其实是汉族(至少是汉文化)区。

[19]中一度可以成立各种群众组织，但三种弱势者的组织是不允许成立的：一是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等三工组织(他们会要求转正)，二是下乡知青组织(他们会要求返城)，三是荣复转退军人组织(他们对的安置政策不满)。

就上学而言，进了已经停课的中学和没进无甚区别，就“”而言就不同了。时小学虽然也有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做戏。中学则不同，它是“”的发源地，是“文化”的“风口浪尖”。加之无课可上，“”就成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中学唯一的“正经事”。此后，在1967年全国中学基本都没招生，等到1968年“复课闹”后恢复招生时，自主的“运动”实际已经结束，原来的中得意者离校工作甚至当官成了新的“派”，大部分失意者则被发配边疆农村，甚至被整被杀。虽然直到1970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前，一些中学仍然有“”存在，但那已经是像此前共青团似的“助手”，而不再是“群众组织”，更不会是“派”了。所以在我们之后进中学的学弟学妹们基本没有参加运动。而我们这届学生(尽管是“一进校就停课，毕业时刚停火”、没上过几天课的所谓学生)成为参加过的最低一届。虽然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前不久还被称为“新生”(因为当时不仅我们几乎没有进过课堂，而且时代也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一届学生了)的少年基本只是跟着高年级学长们当拉拉队，在中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角色，但比纯粹的看客还是不同。所以对孙怒涛先生他们写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场感”的。

：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

而我们从7·24可以看出，起码、康生、陈伯达和麾下那几大军头都已把蒯大富看成敌人。如无同感，难道他们能联合起来对毛设局?朱勇等人提供的信息也显示那时对7·27行动的保密何等严格。其实，对那些被指为先于召开了反对派“九大”、窝藏各地“”，甚至要联络各地“”组织“黑司令部”以“控制全国的运动”的“”者，这样应对难道值得奇怪?当然，正如未必真信他手下的“救国团”领导“广西四二二”之说一样，与中央们也未必真信关于派的上述离奇说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英明的伟大战略部署”，如今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他们不犯行吗?至于毛召见时对蒯大富的怜惜和挥泪，不能说完全没有一丝真情，但纸牌屋中毛唱白脸别人唱红脸的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就在这场召见中毛不是还大讲的病情、显示他亲自过问“救活”吗?承蒙如此关心的此后还活了几天?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中死去的?

[3]2013年6月23日蒯大富，深圳。按：四一四方面的消息说蒯大富的发言则相当火辣：①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②现在不是中央支持派的问题，而是反之;③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亲历大事日志》，1968年7月23日条，此信息为孙怒涛先生提供，谨致谢。)但多名都没有这个印象。

回顾与广西的往事，令人叹息更令人深思。作为两个极端，似乎再也没有比派与广西派差别更大的了，不说早先的受宠与否，直到七三布布时，四二二在广西正被别人踏平，而井冈山在还要踏平别人，但这么大的差别也没有避免他们很快还是殊途同归都被下去。而对于武传斌发起、北航主要接待的黑会而言，井冈山和广西四二二其实都算不得主角，而且事实上两者并没有联系(都只是各自与武传斌有接触)，但在中央嘴里，事情却变成了广西的进京向的黑司令部汇报!更怪的是黑会的真正主角武传斌的后果也远没有人和广西人那么惨：武传斌后来三进三出，但时间都不长且始终未获刑，而老获刑者累累，广西四二二更是被浸在了血海里。很多人都说在全国具有最突出的典型意义，其实，就派先受利用后被而言，无疑是派被利用(后来也被了，只是并非最惨)的典型，广西则是派被(先前也曾利用过，只是价值不大[18])的典型。两者合起来倒是构成了中国最完整的典型图景——尤其是派由兴到亡整个生命历程的典型图景。

在初期利用派狠整等他假想的，主要是在的事。因此，他宠幸派，这在全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一点就是上海也比不上。人们一般都以王洪文为派得宠的典型，其实，王洪文之所以能够在毛生前一直得宠，恰恰是因为他这个派非常另类，非常不典型。有人认为抛弃蒯大富而久宠王洪文，是因为毛的意识形态重工人而轻知识。其实大不然。当时工人派比学生栽得更惨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一月风暴以后，各地对派卸磨杀驴大都就是从工总之类的工人组织下手，而不是从学生组织开始的。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尤为典型。各地军方支左后，派大都是首先拿工人组织开刀，因为学生社会经历相对单纯，不易找到，而工人，尤其工人中那些呼风唤雨者往往经历相对复杂，较易找到借口。所以1967年后各地的逆流和反逆流常常是以军方首先把工人组织打成，而学生派为之打抱不平，与军方发生冲突的模式演进的。

关于“－北航黑会”

[8]所谓最小数字，指逐个核实后有名有姓有死亡情形可查、处遗中分别落实了政策的、精确到个位的数字，除了后列的这组数字外，《广西档案资料》第1册前言说是八万五千多人。先生曾根据这套资料中的各县死亡资料自行汇总统计，大约是十五到十六万(：《中的广西：读十八册广西档案资料》，《》2013年10月号，75～78页)。参加处遗的中央工作组、干部晏乐斌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八点九七万人，另外，全区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而前南宁市委副袁家柯在他写给中央组织部的处中说是20多万(袁家家藏文献)，这是广西民间流传的说法。

：还不是这样!这是一种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18]处遗资料表明，四二二组织的形成与1967年春中央驻广西记者王荔进行的工作有重要关系。但是不久就不再认为有这个必要，王荔被调，一走了之，留下四二二任宰割了。

来源：爱思想

这是迟到的蒯大富赶来之前诸位对北航韩爱晶的。这些话的核心就是“”如今已经被，“谁如果还继续”就要被，“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广西四二二已经被描述成放火的“”、“”、“歼灭”的对象(详见后述)，而以、北航为代表的派几乎被当做四二二的后台，他们不仅窝藏“”(“广西佬躲在你北航”)，还“想控制全国运动”，加之说的惊人之语——“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这明显与陈伯达所说的全国派开会成立“黑司令部”同义。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无论如何，经过7·24和7·28“召见”，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广西和搭上了关系。但是广西派与派的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

“处遗”文件称：“从以上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十年期间(1)广西多是在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2)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以的。”

显然，中广西的吃人与民族文化没什么相关性，那么它与什么相关?处遗资料明确显示：武宣县被吃者75人都是派四二二、倾向四二二观点的干部、群众，以及根本没有派别表现但却被指为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及其家属，包括支持四二二的2名、3名干部在内。而参与吃人的130人中，居然有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吃人案例第三多的隆安县同样如此：参与吃人的41中，36人，干部8人，群众只有2人;处遗时该县因吃人被处分、共21人，居然全部是，三人是干部。根据处遗－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其中20875人是后，9956人因有功，17970人与有。根据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处遗的结果是全广西共有2.5万被。

另一方面，广西四二二只是受武传斌之邀与会的众多各省组织中普通的一个，既非会议的发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辽宁八三一那样在会上有特别的发言。当时“七三”已经发布，广西正酷，的四二二人员尽管极感无诉，但恐惧远超于，已是待罪羔羊心态，哪里还敢挑头当什么“”?后来武传斌、戴维堤的回忆对四二二人员会上的表现也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却把四二二拔高到突出的，说四二二的人是“黑会”两之一，列举的头一个就是广西四二二。作为当时全国被得最惨的派，四二二那时被“枪打出头鸟”，批示“照办”的“七三”就是针对广西颁布的，是全国第一个公开出动正规军队剿灭派的(以后才有针对陕西的7·24、针对山西的7·28等)。而7·27工宣队占领[5]，就是打着宣传“七三”的旗号。

[20]当时南宁有个要求回城的下乡知青组织青年近卫军要求加入四二二，但四二二一些头头认为这些没有户口的社会青年不配成立组织，一直不承认他们。直到后来面临时，青近顽强抵抗，死亡惨重，在关头部分四二二终于与之携手作困兽之斗。但即便如此，近年笔者做时发现当年四二二中一些大中学生和人员仍然不愿与青近为伍，尽管在今天知青回城早已获得政策承认。

中当然有派的一幕，但绝非仅仅有这一幕，而且如果我们承认十年之说，那么这一幕其实非常短暂。重要的是几个被忽视的：派得势时确实也很，但那时他们的人往往更，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派的百倍于派和保皇派。而就派本身来说，他们最惨的主要是在时代，而非时代。

本文为作者给孙怒涛主编的《历史遗忘：十年回忆反思集》（两卷本，待刊）所写的评论。

图中明显可以看出：广西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况是东部主要为汉族，西部少数民族为主，由西至东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递减、汉族比例递增。而那些极端的吃人事件全部发生在中、东部的汉壮混居地带，其中吃人案例次多的灵山和浦北、钦州、合浦、容县等地基本是汉族区，少数民族人口极少。而广西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大、经济社会也最不发达的西部(百色、河池两地区)反倒没有这种事。

就广西四二二而言，参加这个会议也是稀稀拉拉的，在京四二二有的只去了北航，有的只去了，笔者所知的中，两校都去了的似乎只有白鉴平。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诬为“”、指为“黑会”的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而是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报告情况”，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员中朱仁并不在领导层，康生之所以盯住他，只因为他是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被认为有理论水平。而四二二“柳铁工机联”一位中学此前写有一篇观点激进的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当时与湖南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周泉缨的《四一四必胜》等都是中央点名的“大毒草”。康生仅以“中学生不可能看过《哥达纲领》”为理由，就一口咬定中学生写不出这篇文字，肯定有“”，而党校教师朱仁就是者，也就是四二二中的“”。其实，不要说中学生完全可能看过马克思已全文引录过的《哥达纲领》[4]，就是没看过，当时的学生不少也从我国“共运史”宣传中知道“哥达纲领”是工人运动中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的结果，那篇文章不过是借此典故来表达其不愿与对立派“老保”合流之意，与《哥达纲领》文本的内容毫无关系，何以非得看过那文本才写得出来?更何况在南宁工作的朱仁根本不认识在柳州的作者。

从1955年在广西任职后，都极善于揣摩圣意，在人事上高度依靠外来干部和南下干部。广西地下党、边纵游击队出身的地方干部、红七军老战士乃至他故乡东兰凤山一带的壮族乡亲被他整得最厉害。壮王、二壮王曾是他扣给地方干部的帽子。而凤山革老(老人，即红七军老战士[13])大都反韦，使该县成为四二二在广西农村地区少有的根据地，中也被韦得最厉害——全县人口1.3%，比例为全广西之冠，其中革老就有149人。的东兰壮族同乡兼红七军老战友韦祖珍中被中央调回广西与他搭档做第二把手，没两年就被借九?一三事件之机打成死党，几乎被整死[14]。的老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在苏区肃反中被冤杀，延安时期已并宣布为烈士，1949年后其在广西的家属因此很受尊敬，但时和广西在带头批邓[15]的同时又宣布李是，大有鞭尸扬灰之势，家属也被整得家散人亡，直到调离广西、结束，经直接过问，才恢复了历史的。又如而今闻名天下的壮族歌仙刘三姐，本是源自广东汉族地区的民间传说，传入广西后于1950年代末被当时广西区党委文教、广东籍汉族干部伍晋南调集文化力量将其打造成广西壮族的文化名片。可是中狠整伍晋南，大毒草《刘三姐》成为伍的大罪之一，整个十年中壮族歌仙一直被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现在看来，当时完全没有被利用(不是他们被利用，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想利用，而只想)的恐怕只有所谓上海一月中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下去的经济主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所谓发动的动机是底层情结、他想为下层谋利益而打击官僚之类说法的荒诞。最底层的劳动者要求改遇，不仅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应该天经地义，资本主义也都还承认劳工运动。即便当时的经济条件难以满足他们的那些要求，也不能他们提出要求的吧!然而中无论局势多么混乱多么无，经济主义的空间是一点不肯给[19]。如此，主流派也与这类界限。尤其是上海，当时不仅王洪文这种另类派，就连红革会这样的典型派也参与了经济主义，可见中国一般派(个别人可能例外)与人民论所说的派距离有多大[20]。

这个说法与当时作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钱文俊所说可以互相印证。钱文俊近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但第一天通知他们到，却因为当时武斗，校园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会场，实际没有开成会，会是第二天在北航开的。有个的到场(钱说他不认识蒯大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讲了不长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

那时冤死的人除了贱民以外，肯定以派居多——至少比和保皇派多，这些被者自然也是如此。典型的是笔者的家乡广西等地，中对派成千上万地大举，可谓。那也是时代被、得以恢复的。1983～1987年间处遗（处理遗留问题）在那里是无人不知的一个词。处遗中被惩罚的一些者按当时的口径都被指为派，其实他们固然，但说他们是派就与事实刚好相反了——他们是前派的御林军。而大量的广西派恰恰是在时代从回到的。

但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四二二”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几天前的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最后一次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以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为起点，对“广西四二二”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其实是正式宣布对“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死刑判决。“”后不久，四二二的代表们便被全数。而我们这些没资格到去的普通四二二后来读到广西广为散发的纪要时，无不感到五雷轰顶。记得一个同学当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话：“啊，我亲爱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在上写清楚，给学生楚，如果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这种派假手老保派的事件，当然不止发生在广西和湖南。主编的《大》一书，收集了湖南道县大、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二被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等共七大规模集体事件。其中除大兴惨案发生于尚未有派保皇派之分的1966年红八月、内人党与沙甸事件事涉民族关系外，其余四都是发生在1967～1968年的大乱期间，而且都是派派和黑五类(黑五类被莫名其妙指为派的社会基础)。

[7]即处理遗留问题的简称，在广西当时这是个家喻户晓的语词。

除这两个外，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即早在一月时就成为上海特色的经济主义[17]，正是这三个，而不是他先前的，决定了王洪文能够继续高升。尽管当时愣说经济主义是的，但谁都知道那恰恰是与老百姓(尤其是下层百姓)利益相关的部分，如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荣复转退军人要求改遇等。但凡如果在为高层权争火中取栗之外还有百姓自己的利益，那就是经济主义。反经济主义是典型的矛头向下，与造的反完全相反。如果说厂干部临时工也叫，那与贵胄狗崽子的有何区别?为什么后者就叫作老保?而今天的抓小贩也可以叫吗?

而王洪文能够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既不在于他是工人，也不在于他是派，更不在于他是工人派。他主要就是因为死保张春桥，而与张的得宠共始终。至于他反对，甚至他反对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上海的，则与他的工人身份[16]一样，都不是他持续得宠的主要原因。

：值得，损失最小。

不过，人们切莫因此以为是个中央奈何他不得的地方诸侯或藩镇;传说他与越南有特殊关系所以为中央所仰赖，更是没有道理[12]。是广西壮族人，而且是广西右江苏维埃红七军出身，有人因此认为他的执政有地方或民族或红七军背景，甚至称他为(红七军领导人)嫡系、的桂系、广西王或壮王。但实际上，在当时广西目中主要是个南下干部，他治桂的最大特点恰恰在于一直以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为动力取悦于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广西的斯大林：他作为壮族人却依靠南下干部用中央主义壮族人，就如当年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比俄罗斯族更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格鲁吉亚同族一样。

广西“处遗”披露的事实：为什么“武斗”后更多

像广西四二二那样的派被和，对这种和，今天是怎么也不过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四二二就是正确的。奉旨结果却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固然可悲，但他们所奉之旨也很不，他们也喝过狼奶，得势起来也会很凶，就像井冈山得势时那样。广西四二二远比者少，原因并不是他们的主张正确，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势的机会罢了。我一直认为，无论就17年极权体制下积累的官民矛盾，还是就五十多天来派首先发动反右式整老百姓(如工作队整蒯大富们、血统论下的贵胄打击贱民)造成的新而言，中的群众形成如此规模，并不能仅仅用奉旨来解释，它是有社会土壤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这也就如旧时的农民反一样，值得同情并不意味着它(如海外一些人民论者所言)就是派。把中国时的派混同于波兰的团结工会是完全不对的。在当时的中国，有社会土壤的仍然得奉旨发难，值得同情者也做了不少火中取栗的傻事和乌烟瘴气的坏事。不过，首先这只是十年中无数坏事的一小部分，其次这是利用派(利用完又了他们)，而不是派利用，这个基本事实是不能的。

：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生住在北航。

广西的事如今已经相当有名。我们不必寻找什么民间野史和回忆之类，1980年代广西编辑整理的处遗资料中，当年四二二时不忍卒读的场面就连篇累牍堆积如山。诸如儿子当众亲手砍杀自己父亲(永福、都安、巴马等县)、被害者后又其妻女，奸后并剜乳割阴、取肝而食，满门抄斩并房屋财产供凶手私分(武宣、蒙山、邕宁、融水、浦北等县)、后变相贩卖其妻女“改嫁费”(浦北、资源等地)，等等。正如读过这些“处遗”材料的人形容的：“手段至极，成批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有之，吊割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杀父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冤案如山，悲况，史无前例。”请问在整个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派”何时、何地、有哪一次、、到如此程度?

：有人讲，广西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的，谁如果还继续，打解放军，交通、、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不改，就是，就是，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7·24与7·27行动：从广西看

[9]按：广西自治区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8月26日，时在七三布布50多天后，也在对四二二的剿灭结束后。有人提出：何以整个七三后死的人占比只有60%不到，而内含的革委会成立后死亡占比却高达85%?其实细看处遗资料即可明白：这里所谓的革委会成立后并非仅指自治区革委会，各地、市、县分计的死亡数都是以当地革委会成立来分前后的。而各地市县革委会成立均在自治区革委会之前(第一个县级革委会成立于2月20日)，而且(除桂林市等个别例外)均为支持的一派，成立后即以剿灭当地四二二为第一任务。到七三布布时大部分地市县的剿灭已经完成。剿灭过程中各地县四二二大量逃亡南宁、柳州、桂林等大城市。七三布布后这些城市的四二二也被剿灭，自治区革委会遂在捷报声中成立。所以，各地革委会成立后的死亡数比七三布布后的死亡数更大是很自然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名实分离，说的与做的相反。正如今天几乎100%的当年都已，但反右仍被认为必要一样，当年把95%的者都了，理论上却仍被说成是对的。而与毛生前对派的相比，时代虽然理论上整体否定了运动，并清理了一些三种人。但不仅这种处理无法与的相比，而且事实上，大量派的冤案却是在邓时代得到纠正的。关于，无论是官式的彻底否定还是毛左的毛支持反官僚论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把派打入十八层的事绝大多数是发生在时代，而不是在时代。而真正带有人民色彩的，如前述的经济主义，时代不但之，主流派也往往之，反倒是在初期，很多这类(典型的就是1979年前后的知青回城)取得了成功。

在对蒯派群众和工宣队员双方都表现得很的同时，唯独对蒯大富本人表现出很温情。虽然“召见”的主调是，但与其他一味声色俱厉不同，(一定程度上还有)之余不但为蒯大富流了泪，还当面痛贬蒯的“四一四”，表示两派联合仍要以蒯为主，还臣下不要整蒯大富。尽管这一切后来都没兑现，但很多人尤其是蒯大富自己仍然觉得这是“挥泪斩马谡”，对自己一手扶植的明星还是有感情的。

就此而言，上柴联司无疑属于派，而且比王洪文更典型。此外，派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当时特殊形式的组织多元化的产物，大一统的组织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能说是派。从这一点看，1967年8月上海的派也应该是上柴联司，而不是王洪文及其工总司。

为什么是武传斌?因为他领导的广东旗派这时也处在转折点上。旗派在1967年3月曾与偏向“老保”(“老保守派”的简称)的广州军区有过冲突，但发出击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后，承旨专门飞到广东，于4月18日在广州钦封旗派是派，其对手则是“保守”的，并要求广州军区支持旗派。我们知道，这一年曾多次隔空、乃至派出“”(如到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派，使之从逆境中咸鱼翻身，但由亲自去现场钦点派的还只有广东。旗派因此声名大噪。人们现在知道广州军区及其司令员黄永胜对旗派心里是反感的，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1968年2月广东省委员会成立时，黄永胜是主任，武传斌是常委，两人关系一如的谢富治与蒯大富。

：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很明显，这种的来源是二位一体：一是前就不断宣传并步步强化的，你死我活观念及据此在社会上制造的以出身、成分好坏区分的现代种姓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极端就变成了高种姓对低种姓的。二是前派以地方驻军、各级武装部和民兵组织、基层为依托，组织、支持、发动所谓老保对了他们的派实行报复性。而这些派有的纯粹因为相信了某种上边的说法而奉旨，有的则与过去积累的官民矛盾和体制积弊有关。尽管真正的低种姓贱民极少敢参加，派也尽可能回避这些人，但是他们的对手总是要把这两者归到一起，以便于。

与“六六届”中学毕业生(后来所谓狭义“老三届”中最高一届，就入学而言一般是初中六○级)当时几无例外地都滞留学校经历不同，该届的大学、小学毕业生与的联系差异很大。六六届大学毕业生在1966年大部分都没有按时分配工作而留校参加了，但也有少数离校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不再卷入“”。至于小学，在1966年暑期这个通常年份“小升中”的时段，全国的学校都已停课，教学业务完全瘫痪，但是“升学”的手续则各地进展不一。有些省份1966年小学毕业生当时就没有进中学，直到1968年“复课闹”后才进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广西，则还是按常规把我们分配进了中学。

发布“七三”据说就是为了“武斗”，但事实是这个导致了广西血流成河，死了比之前多得多的人。迄今为止宣传的图景，都是说“派”如何造成，尤其是“派的武斗”为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处遗”资料以铁的事实表明：至少在广西，派和所谓“老保”派，远比派和得多(派当然也相当，这是我这个曾经的派群众从不想置疑的)。绝大多数的，不是死在派存在的“”，而是死在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机器对全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不是死于党政在“”中瘫痪的“无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派”之手，而是死于“秩序”和“重建秩序”的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当时的“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无论广西还是全国各省，前绝大多数是军人主导，后“军”色彩明显弱化，前官员成为主导，但无论哪个时期，“群众组织”代表都只是跑龙套的，不要说派，就是如广西在了四二二之后进入革委会的“老保”组织功臣虽然算是飞黄腾达了，也仍然是跑龙套而已。

这起缘于导致派同时也是全国史上重要转折点的那个“七·二七”事件：1968年7月27日几万名工人、解放军(后来得知叫“工人、解放军思想宣传队”)在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当时正在“武斗”的“井冈山”(即“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及中央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这是“”搞的“”，甚至怀疑发生了“”，遂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遂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派“五大”。蒯大富见到自己的毛后放声哭诉“”的行为，不料毛声称“”就是自己，并严厉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五大”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北大等主要高校的派也从此。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思想宣传队”(以后简称“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秩序”。

当时蒯大富人尚未到，谈话就涉及了蒯大富“骑虎难下”的问题。：“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在当时语境下，韩爱晶说蒯大富骑虎难下，有为蒯之意，即蒯大富受制于人，身不由己。但蒯大富骑的什么虎?受谁的牵制?无非有上下两个可能。“上”当然不是后来讲的“、一伙”(当时他们都与一起韩、蒯等，而且言辞比毛还厉害)，只能是说蒯“奉旨”惯了，一下子难以适应完全相反的、的新圣旨。若如此，这个“虎”就是发布圣旨的了，自己还能“把老虎”吗?另一可能是指“下”，是说蒯大富想转向，他手下的群众不干，那老虎就是指他们。而怒称要“”他们以便让蒯下来，显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可见，如果说对“坏头头”蒯大富尚有一丝怜意，对“不明的群众”则已杀气腾腾了。

文献还指出：“《七三》下达后的，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区期间死亡人数11918人，(其中)在《》后死亡的9087人，占死亡总数的90%左右。宾阳县由于县革委主任、(驻军)694师副师长王建勋等积极贯彻《七三》，仅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十多天里，就逼死3681人，占该县期间(非正常)总数的90.34%。南宁市在贯彻《七三》的很短时间内，仅围剿四二二据点解放等就1558人，为《七三》前死亡人数261人的六倍。”

这份记录表明几点：1.“中央”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的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2.(当然是指“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而且从反复点名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的语气看，中央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舞台。3.与会的“中央”很多，而且来们现在知道其间矛盾很大的各个派系，如中央文人集团和军人集团，以及超越诸集团之上的(也有人认为是自有一集团的)等，但他们这时在处理派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显然，只有“伟大毛的战略部署”能够整合出这样的一致。

的情况当然与广西大有不同，死亡的规模也完全不可比，但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人也指出：工宣队以宣传《七三》武斗为由头进入，在其时期，的非正常死亡却比蒯大富得势时更多。

北航如此，就更不用说了。尽管“黑会”是武传斌张罗的，北航韩爱晶只是勉强接待了他，连接待方也不是，主要的会议也是在北航开。有的回忆说蒯大富在会上露了个面但没怎么说话，有的回忆说他讲的话是泼冷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比北航与这个会的关系更淡薄。武传斌与戴维堤都说他们听到的是“北航黑会”而没有的什么事。但实际上，从7·24时“、北航的黑会”，吴法宪说四二二是“向、北航汇报”，其他中央也反复追问有谁与会、蒯大富讲了什么，直到7·28召见时的“又在开会，又在北航开会”，显然追究和蒯大富要甚于北航和韩爱晶。

[15]本人不仅在1967年1月出面具名，1976年广西(其时韦已升迁，继任者为其提拔的安平生)还先于全国率先点名批邓并中央在全国公开点名。1980年代的否论上是要否定派的，在广西处遗却主要是为派讨，这样的处遗能够实现，除了直接过问广西问题的、、、李锐等人可贵地了实事求是外，也与广西那次跟风失算有关。

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先生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中多次说，自己是中央一手扶植的嫡系，与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市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市革委负责人的谢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就连当时属于与蒯大富敌对的“四一四”派孙怒涛等人，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与蒯再对立，也不会相信蒯有胆量对毛公然抗命。由于在“7·28召见”时一方面严厉，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诉时毛也激动流泪，还明确声称在两派中他反对“四一四”而偏爱“”，并当面交代在场各领导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后还是尽力自己的。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沟通有误，导致“历史因此改写”。

：现在有的是真正的派，有的是、，打着我们的旗号。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1968年3月杨成武后，黄永胜到官升总参谋长，旗派却与此后的广州军方及广东省革委主流关系恶化，这其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派兔死狗烹由盛转衰是同一趋势。但与其他一些省份的派(如广西四二二)相比，旗派当时面对的形势尚不那么，武传斌也并不甘心。他认为广东军方变脸是黄永胜离开的结果，而黄永胜还是支持自己的。于是便与另一位省革委会旗派常委邱学科一起到找黄永胜。到没能见到黄永胜(黄其实正要整他呢)，却发现各省落难派纷纷来京，感觉尚不那么坏的武传斌便出头联络这些“派战友”开了那个会，无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势，并没打算成立什么组织(会上辽宁提出的这个并非原先所料)。远在南国的武传斌毕竟不如人那么，不知道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开会总要有东道主，找的自然就是的“派战友”韩爱晶蒯大富们。韩、蒯尽管当时还风头十足，但经过两年的“经验”已经不是1966年时的“初生牛犊”，他们是知道禁忌的。韩同意接待武传斌，是因为武与他一样是省级革委会常委，而且据说还有黄永胜支持，属于他所说的“可靠的派头头、委员会负责人”，并不是朱仁那样的在野人士。尽管这样，韩仍然没有参加武传斌主持的会，只是提供了会场，出席会议的北航红旗侯玉山和祝春生据说还很不客气地了外省人的过激言论。而这个情况康生也知道。

近年披露的一些内情更令人吃惊。如当年海军军宣队的朱勇说：7·27当天的事他们也一无所知，次日即7·28才听说，并到参加了8341部队主导的占领。而这个海军军宣队本是早在2月13日就进宣传派斗的，在校两个多月与两派都混得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却于25日撤出，撤出后并未解散，而是集中驻于宣武区待命，并一直与校内两派人员有联系，明显是准备再入的。可是，7·27当天的行动却对他们保密。把这些先前已经进校做过不少工作、熟悉情况、两派也都认识的人撂在一边，却另派三万陌生人而入。这样决策究竟是为什么?无怪乎采访者李仕林惊呼：“啊简直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45年后，我才知道，太难以置信了。”其实另有资料显示，7·27那天还是叫了几个海军军宣队的人“带”，而且此前还派其中一人(凭过去的关系)到“”总部取来校园地图以布置行动。但诡异的是这几人对包括朱勇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军宣队同事守口如瓶，而取图者对给他地图的人也不吐一字。

几十年后我在大学当了历史学教授，虽然主修的并非当代史，但是也写过一些有关的东西。而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当年在广西的经历还与有“交集”。

7·27行动保密之谜

换言之，与其说王洪文与蒯大富类似，不如说上柴联司与广西四二二更类似。1967年盛夏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武汉陈再道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与上海张春桥支持工总司联司派，性质其实差不多。当时对两者的态度截然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再道这个莽汉龙威惊了圣驾，而张春桥恰恰是毛的近臣。但是这样的截然相反造成政策混乱，近一年后才调整过来，于是武汉的三钢三新也被抛弃了——而在武汉以外，这一次不但四二二的结局比上柴联司更惨，连井冈山也成了上柴联司的版——蒯大富看到数万工宣队进校时，顿时想到的恰恰就是工总司踏平上柴的情景。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会，我说开会就是黑会，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派头头、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已经下来了。”

[14]所谓死党到底能否成立，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固然与关系密切并与张春桥等人有矛盾，但是否与林共谋反毛，这都是历史上的疑问。但无论如何，黄吴等人至死都未能翻案。而韦祖珍后很快获，可见他与林系其实没什么瓜葛，其被整完全是因为他那个老乡的。有趣的是，平生转战南北的韦祖珍只回桂工作了两年就被赶出广西幽禁他乡，临终仍要求落叶归根并终于葬在了广西，而主政广西20年的却化桑梓为怨府，最终选择了作为他安息之地。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其实按英明的伟大战略部署，1967年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只是由于武汉七二事件陈再道的意外犯上，、又额外地宠了一次派。但是没过多久，伟大战略部署还是回到了原定的轨道。

[11]刘建勋当时已调离河南，但由于继任的文敏生不受中央信任，刘又被中央派回河南去取代文并支持。潘复生则是从哈军工的一些人物中得到消息，出来领导东北的新曙光的。

这些的意义重大。1980年代彻底否定本是对的，但当时的历史局限决定了这一否定仍然是基于派利益本位的立场，因此不仅彻底否定其实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也有失：那时的否定主要就是否定派，被描述成派的单一图景。以至于过去40多年后，一些年轻人知道的就是支持派整，抬举派。这个事实判断很少有人质疑，双方只是价值判断相反：有人说毛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对的，有人说老百姓犯上作乱不行，平定才对了。如果只是在这样的事实上讨论，那就不能搞清灾难的教训，也没法认识的意义。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就连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也如此，他在《时代》一书中仍然把迟群等人称为派，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派去派的，而且迟群治下被整死的人要比派蒯大富治下更多。

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之举有可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

这岂止是没有“表示悲痛和哀悼”而已，“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处遗材料还，当时广西共有武宣、灵山、隆安、天等、浦北、上思、武鸣、崇左、马山、钦州、合浦、上林、邕宁、容县、宾阳、都安、忻城、钟山、来宾等19县和柳州市发生了后挖食肝胆及人肉的骇人事件——而且很多地方是成批地、有规模地发生：隆安发生21起，灵山发生25起，武宣竟达75起。后来曾有人说这与广西少数民族的落后传统有关，并特地指武宣县70%人口为壮族。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笔者根据处遗资料中“吃人”事件的地点和规模在广西民族分布地图上作了标注，如图1(△表示地点，其大小表示吃人事件的数量)。

我们都是“六六届”

何以能成为不倒翁是另一个话题。这里要说的是：他在广西的作为并不是一个土司、诸侯的行为，反映的也不是什么地方或民族的传统，而就是一个成功揣摩圣意的跟风者、一个极权体制下地方官僚的，这在当时不能说没有代表性。只是由于从未失势，反对他的派广西四二二也就从未像井冈山在那样一度得势。广西因此也成为派派的一个极端典型。而在，初期工作队了蒋南翔，又工作队并扶植蒯大富得以称霸园一年多。但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蒋南翔与工作队是一回事而且从未(假如有个)，蒯大富(假如他还会跳出来做的四二二)的又会如何?

上海并非例外：论王洪文何以持续受宠

[4]中有人说看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康生驳斥道：我说的是《哥达纲领》。但《哥达纲领》全文本身只有短短四节，马克思认为它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因此在《哥达纲领》一文中逐条逐句地引录该纲领并予以了驳斥。这些引文其实就是《哥达纲领》的全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8、11～35页)因此根本不存在看过《哥达纲领》却没有看过《哥达纲领》的问题。康生这样驳斥，其实恰恰表明他这个马列主义权威倒真可能没有看过马克思的这本经典著作。

40多年后各人的回忆有些细节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综合这些回忆和1968年当时披露的情况，基本事实大致已很清楚：1968年盛夏时，各省派都已面临严重危机(曾短暂得势的大都已经失势，从未得势的则面临更严厉的)，他们纷纷组团赴京“”。广东的武传斌就出头让这些难兄难弟们(“派战友们”)搞了个。

：林副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7·24在7·27之前仅两天，但记录公布、让我这样的读到则已经是在7·27事后。中说：今天讲的内容“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意指传给蒯大富这类黑会中人)，我也不怕你传出去”。这显然是讲反话，后不久即失去的朱仁及其他广西概不可能给蒯大富们通风报信(且不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我们现在知道“井冈山”常重视搞情报(所谓“动态”)的，但这两天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风闻了也未重视。直到现在，中人写回忆录虽未汗牛充栋也已经卷帙颇为浩繁了，7·27也是这些回忆录经常提到的，却未见到有谁提及对井冈山似乎是相当致命的“－北航黑会”事件。后来我曾当面问过蒯大富等一些井冈山要人是否记得有这么个“黑会”会议，居然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2]。尽管其实在7·28蒯时就他和韩爱晶各省派，“又在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的糟派，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接话：“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但是，事后无论蒯还是井冈山其他人谈起7·28召见，谈起他们的缘由，大都还是讲搞了“百日武斗”、武力对抗工宣队等惹怒了，几乎没人提到这个“黑会”。不但如此，后来从时代蒯大富坐牢直到时代正式，列举的中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正如北航的戴维堤后来所说：“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中中国人有四大，这是支持和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没有违反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的严重。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武斗事件使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大决策。”

的确，人非草木，不能说在拿原先的“小将”祭旗时没有一点怜惜。然而这和“挥泪斩马谡”还是大有区别。且不说当年孔明“斩马谡”时，他那家的“挥泪”也有浓厚的作秀意味，但“失街亭”毕竟不是孔明的安排。而7·27采取派出数万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搞掉一个“黑司令部”的做法，蒯大富们会有什么反应，伟道真的没有意料到吗?受命闯入的数万军人和工人徒手面对惊恐至极且拥有武装的蒯大富们会什么，挥泪的也没有想过?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命令徒手的人海对有枪的被围困者“缴械”还要“抄家”，能不出“意外”?如果对蒯不打招呼是偶然，何以聂韩谭王等其他派也一概被?挥泪之余煞有介事地当面告诉臣僚不要整蒯大富，何以他不久还是身陷?如果是工宣队员的“意外”“改写”了蒯大富和“井冈山”的历史，那么没有抵抗工宣队的其他四大派头头为何也遭到同样命运?

当然不仅仅是一场“”，但是在上，无论当时的经历者还是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眼中，“”与学生身份的“”都是的典型景观。而在曾经构成这一景观的人群中，孙怒涛先生他们这些前的大学生是最年长的老大哥，我们这些爆发时刚进中学的“六六级(六九届)初中生”则是最年少的小弟。

另一方面，(老干部)长期受、后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派只是一瞬，90%的时间他们是受的常规，与根本没有派的苏联克格勃黑狱没什么本质区别。彭陆罗杨时，派还远没有问世，而王光美一直被关押到前夕，难道那是蒯大富关的?

注释

两个极端之间：派的共同命运

时代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把残留在党政机关中的一些曾经的派予以，一些人还被判了刑。但其实到1976年时仍然得势的派人士不但已经极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样以其他派的方式交过投名状，实际上已不再是派而只是新贵。这场清理对派的打击其实远不如时代的。更有不少如蒯大富这样的人其实在生前已经坐牢很久，但那时盛行的是不讲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随意关押、的黑牢;即使放出来也是黑五类式的贱民，无法拥有正常生活。时代开始讲，把他们正式审判，判了刑期。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那种审判实际还是挂帅，水平很低，也未必，但由于此前的折抵刑期，他们中不少人其实在时代坐牢的时间还长于时代。出狱后尽管也受到歧视，但程度比时代对贱民的歧视差得远，他们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因此，不难理解，尽管今天有不少不懂历史的年轻人从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但实际上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交，走出、实行是包括绝大多数前派和在内的几乎所有国人的共识。只是当时主导者是复出的派（中所谓的），按他们的意图进行的固然基本上符合上述共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和扭曲还是不少，之远比当时人们想的复杂和坎坷，对的反思自然也是如此。这也就是孙怒涛先生主编本书的意义所在。

[12]与外国(哪怕是亲密的兄弟国家)有特殊关系，对中国尤其是封疆大吏而言恰恰是惹祸的大忌。

[5]现在一般说是进入，其实当时工宣队虽然没带枪更没动枪，但却是事先不打招呼的突然性强制行动，三万多人包围一千左右的在校学生，不仅缴械、拆毁武斗工事，做了武斗所必需做的事，而且了学生组织的办公室(当时谓之抄家)，抓了不少人。事后他们即成为的主人。所以，这是一次典型的强制占领行动，尽管占领者没带枪，但甚至不能说是和平解放。因为和平解放也是要有协议的。而即便不抵抗也未发生不幸的流血事件，他们也是被强制撵走的，已经不是傅作义了。

就在占领次日的7·28召见中，出现了这样充满杀气地把广西和相联系的话语：

[13]当地又有三老之说，即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游击队员，总之也是参加过右江苏维埃运动的老人。

其实不用韩爱晶解释，7·24广西两派代表时，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他当时就说：“大时我在两广待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尽管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见下文)，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当然，广西的情况不仅与相比，与其他各省相比也有些特别之处。最明显的是广西前第一把手在中成立革委会后仍然是第一把手。当时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都曾过，全国类似这种情况的仅有河南的刘建勋和的潘复生[11]。但是，刘潘二人都是得了内线消息第一时间出来支持当地派的弄潮儿，随着形势变化后来实际的时间也不长，唯有从未支持过派，而且一直主政广西。他到广州和高升后，广西的也一直在他扶植的手里，直到1983年中央为解决广西处遗问题专门调整自治区领导班子前，广西实际上一直在他的控制下。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把井冈山作为派一度受宠的极端，而广西四二二作为派从未受宠的另一极端，那么这一极端其实比广西更特殊、更不普遍。以外的全国各地，甚至包括过去常被视为派持续受宠典型的上海在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都更接近于广西，而不是更接近于。当然，即便是，最后在发展方向上（不是在程度上）也向广西看齐了。

钱文俊说的这个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蒯大富。40多年后笔者采访蒯大富时，他对这个会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后来想起说是有这么一个会，他当时就害怕跟各省这些人混在一起，但碍于武传斌他们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成立各地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和周总理这些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就断然否定了这个馊主意。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我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我就离开了。”[3]

为什么?我想原因其实也简单：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就没往心里去。而“中央”们其实当时对事情的整个经过也已经查得一清二楚。首先，7·28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

这里有争议的可能是上柴联司，今天它被研究者认为是个十分特殊的案例：它主要由草根群众与17年受者组成，而且反对本厂领导，这与当时派一般社会学特征相符。其对立派则团员与政工干部，更像是保皇派。但由于上层矛盾的特殊原因，上柴联司迟迟未卷入对上海市委的，很多还参加过市里的保皇派(即赤卫队)，而其对立派则投靠工总司，更早参加了市里的。因此一些人把上柴联司视为保皇派，王洪文后来它时也是这么说的。其实，由于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当时的组织对一个或一级，而对另一个或另一级亲近，是常有的事，何况联司作为整体也并未参加过赤卫队，倒是参加过工总司(只不过参加较晚，而且主要联系的是工总司中与王洪文内讧的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到1967年一月后，还有谁不造旧市委的反?笔者认为从群众性体现出对17年官僚体制不满这一点看，定义派应该主要看社会学特征和意识形态背景，而不是看对某个具体者的态度。对17年体制(有时未必是对整个体制，而是对自己在体制下的具体状态，比如受工作队的等)不满，但又接受当时意识形态并以此为理由的，就是派。——如果对体制不满又反对当时的意识形态，那在当时就会被算作货真价实的，而不是派了。

那么，这四二二人员参与了的“－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无论韩爱晶、蒯大富们如何自命为可靠的派头头、委员会负责人并竭力与外地那些不可靠的、在野的、弱势的派界限，最高层还是把他们归为了一类。从那句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足可见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何等牢不可破。尽管蒯大富与广西四二二毫不相干，蒯大富之曾经得宠于和始终恨四二二入骨更是两个极端，但就是因为其实蒯大富与四二二都并非主要角色的那个所谓－北航黑会，他们还是最终被搞到一起了。其实，即使没有这个黑会，他们的命运可能也不会有多大不同——正如7·27蒯大富误判了形势而韩爱晶并未误判，他俩的命运也没有多大不同一样。

在，工作队扶植的保爹保妈派狠整过蒯大富，但他们很快就在和中央干预下了，后来的严格地说没有典型的老保。四一四是从井冈山中出来的，当然，从四一四重建前秩序(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的想法看有点接近于保守派，但基本上还是被看成派中的，后来和同归于尽都被卸磨杀驴了。不过几年后(请注意：无需40年)回头看，老四一四的人还是比老的人更能被体制接纳，但比他们两者都更能的，还是当年的老保。那么，假如老保始终没垮，园又会是什么样?蒯大富等人又会如何?

就在这次历时数小时的“”中，包括、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们异口同声，一面倒地严厉广西四二二。除了谈广西的事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在场的四二二人员所谓的“－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蒯大富。这些处理的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令人惊讶。首先四二二人员“参加了、北航的黑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周、康和陈三人都轮番追问“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谁去了?”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最后要求四二二人员回去写交代，“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远没有这么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来京及高校派人员被认定参与黑会者的总数)的活动、黑会都写出来”。[1]

我们知道身在上海的王洪文不仅对没什么贡献，甚至在上海的中他本来作用也不是最大的。他原是上棉十七厂的干部，直到1966年11月间大潮形成、旧市委已成定局时他才出来参与组织了工总司。不要说与早在这年初夏就奉旨发难的聂元梓和奉旨前就先忤逆了王光美的蒯大富相比，就是与上海最早起来造旧市委反的复旦红革会等学生组织相比，甚至与上海工人中先于他而的等人相比，王洪文的功劳也不是很大的。他崛起的奥秘就是在安亭搭上了张春桥，而后王张投桃报李又搞掉了其他派——先是王洪文力保张春桥，了炮打张氏的红革会等老，再是张春桥支持王洪文，了反王洪文的派上柴联司(及上柴之外的支联派)。

即便据1980年代“处遗”[7]时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中最小的一个数字[8]，中广西也有84293人，其中“七三”后的就死了49272人，占非正常死亡的58.3%。如以革委会成立为分界，则革委会成立前(即包括广西四二二这类派能够“作乱”的整个时期)死亡12457人，占14.7%;而革委会成立后(即剿灭派的过程中和派被消灭后)死亡71816人，占比高达85.3%[9]。另一个对比更为惊人：在这八万四千多者中，两派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而其余96%的死亡即80981人都是战后“俘虏”、“贫下中农法院”“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逼死”的。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参与，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的派大会”，即中央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之所以拉上，那是因为在大会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台。但我从未听过－北航黑会的说法”;“回广州后，在广东省革委会全会上我时，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定性为北航黑会。－北航黑会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19)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开的，老蒯参加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谨对各地派来，来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没有更多的讲话。7月17日的会是在北航开的。”而根据7·24时四二二参会代鉴平所说，会议是18、19日开的，与武传斌40多年后的回忆有两天之差，应以白鉴平当时的说法为准。另一代表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这也与武传斌的说法一致。

[6]即广西派联合指挥部，前和中广西派支持的所谓老保组织，四二二的对立派，当时始终处于强势地位。

聂元梓后来说：“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蒯大富和当时与他对立的孙怒涛也都认为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会发生惨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不认为这事是的故意。蒯大富相信的善意，孙怒涛如今其实是不信的。但他认为，毛对是否通知蒯大富的问题是疏忽了，他既不是存心通知也不是存心隐瞒，只是没过问这样的“细节”而已。但他又找材料证明毛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不仅决定发动、而且实际指挥了整个行动，甚至还“蹲在地上指点地图”，“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现场哪些人指挥”都是由毛决定的。与这些具体的细节相比，是否对行动对象保密实际上关系到敌我判断，这难道还是“细节”吗?

[2]就我所见，似乎只有当时北航红旗的戴维堤在其自传《逝者如斯》中介绍了此会的始末。但是他与武传斌一样也称之为北航黑会，不认为有的什么事，其实受此会的影响应该比北航更甚。

：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现在是旧计重用。

关于壮族，的名言是：壮族(与汉族相比)没有特点,依我看,这恰恰是壮族的特点,这正是壮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地方。据说他曾要求《刘三姐》主角的服装不要突出壮族特色，而要突出劳动人民特色。

康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事实上，虽然这个黑会被了的重要性，但当时各地派，无论曾经得势的还是从未得势的，都感到，纷纷来京求救，以至于聚到了一起，这还常富于象征性的。据说当时北航红旗的祝春生在会上曾大骂那些与会的不可靠的外地派，说他们反军惹祸，还自夸我们北航红旗从来不反军，从来跟解放军保持一致，所以能够屹立不倒。而且据说康生看了这个发言记录还说讲得好——可是话音未落，祝春生还是进了黑牢，并没有比那些反军的家伙幸运多少。

事实上完全明白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召见”时搪塞说：“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这叫什么话?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没打就是没打，什么叫“间接打招呼”?谁都知道那时要打的不是什么毛希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这种关于“伟大战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关于27日三万人进出于毛指令，要求配合这种“战术部署”的招呼。这样的招呼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有过吗?显然没有。但毛这样说，也表明他知道不好解释。没有这样的招呼，发生“误会”几乎不可避免。濒临的“四一四”固然不会抵制绝处逢生的机会，校园本来就一统天下无人挑战、也早就厌恶武斗的韩爱晶或许也不会反应过敏，但这种逻辑能适用于当时的“”吗?

：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议?

广西的之程度固然极端而罕见，但其基本行为逻辑却并不罕见。如闻名的湖南道县大，过去尽管其已广为人知，但其原因却极少分析，甚至常常归之于派。后来详情披露：其实恰恰相反，当时的情况是湖南省城派湘江风雷崛起后，老保强大的湘南各县基层组织以武装部、民兵为支柱，为防止湘江风雷下乡，在当地弱势的派之余，对被指为派社会基础的黑五类和其他贱民先发制人实行斩草除根的，据说这可以派蔓延。实际上，道县所在的湘南与广西接壤，广西北部很多地方的，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向刮十二级台风之类，都是湘桂两地互相交流、互相取经的。

所谓“黑会两”

而工宣队进宣传的“七三”，也已经在广西被否定。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党委发出《关于对“七三”重新认识及对外口径的请示》，并于5月20日得到中央批准。该文件称：“当时中央发布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事件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的后果。”文件提出，即使为了安定团结在公开场合回避提“七三”，也“应当把七三的问题在适当范围内楚”，并开展纠错和追究特别严重的大责任的工作。事实上，经中央后广西不久就不再“回避”，而是公开了这些“问题”，按的说法：“从此，压在人们头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七三才得撤销，中八万四千多才能得以”。

余论：利用了派，还是派利用了？

[16]王洪文其实是干部，并非真正的工人。不过当时工人组织的头头很多都如此，如湖南的叶卫东、湖北的朱洪霞、广西的白鉴平等。其实，就是在传统的工人运动中，出头代表工人的往往也不是工人，如当年安源的李立三、江岸的施洋，只要真出于工人的推举授权，其工人代表的资格就不是问题。有趣的是中工人派被时，不是工人的头头就成了阶级，而受宠的王洪文自然没有此厄。

[10]据《中华三十六年度广西统计年报》。按此为时期广西人口统计中少数民族(时称特种民族)最多的一次，还有几次人口统计的少数民族人数和比例更少。见卢露：《从桂省到壮乡：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59～60页。

派派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