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托的“苏绰定律

原标题：伪托的“苏绰定律

天监元年(502)，萧衍仿照曹丕模式成为南朝梁的开国，史称梁武帝。应当说，萧衍上任之初的确予人以反腐倡廉的新气象。在生活作风上，他以身作则，“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一扫奢靡之风;在组织线上，“每简长吏，务选廉平”，选拔了一批廉洁勤政的好干部;在官民关系上，他在谤木、肺石旁设置意见箱，直接听取民间的反映与举报(《资治通鉴》梁纪一)。然而，对萧衍来说，反并非目的，只是稳固的手段而已。在与的天平里，他很自然地把砝码放进的秤盘里，只要不其，任何都是可以的。

此时，在中国北方还有与梁并立的两个——西魏、东魏。东魏非常，以致“文武在位，罕有廉洁”。大同三年(537)，时任东魏镇南将军、行台郎中的杜弼，忧心忡忡地向独掌的丞相高欢反映此事，要求对贪腐进行治理。却不料高欢这样说:“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宇文泰，就是网传与苏绰对话的那位西魏权臣)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即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不予宽容)，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最后不忘安慰杜弼一句，“尔宜少待，吾不忘之”(《资治通鉴》梁纪十三)。意思是说，你的意见我记下了，反也要等待时机。在高欢看来，反不能与凝聚力对立起来，如果因为反吓跑了精英，对国家显然也不利。

在普通人看来，是国家的脓疽、的癌瘤，贪腐者是民族的、百姓的死敌。在任何情况下，执政者都会把反当成头等大事，毕竟关系到存亡，不可能像苏绰的那样“养贪反贪”。近来翻阅史书，却有了意外发现，虽然“反贪对”是虚拟的，“苏绰定律”是伪托的，但其中贯穿的道理却是史实，而且就存在于宇文泰和苏绰活动的南北朝时期。

天监十苏绰七年(518)，萧衍的六弟临川王萧宏，“奢僭过度，殖贷无厌”，将来的财富秘密存放在近百间库房里。也许规模过于宏大，有人疑其藏匿铠甲与兵器。在朝廷治下，私匿兵器要以谋反论处的。萧宏曾临阵畏葸，葬送三军;萧宏曾纵亲，，萧衍不仅未予惩处，反而封官晋爵。然而，闻听此讯，萧衍却不敢轻忽，遂借口巡视其库房。的萧宏以为败露，不胜。打开库房后，只见“每钱百万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这就是著名的“黄榜紫标”。粗略估算，竟有钱财“三亿余万”。这简直就是国库第二!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绸缎布匹等项。

高欢将要出兵征伐西魏，忧心国事的杜弼提出，出兵之前应先清除内贼。高欢问他谁是内贼，杜弼回答说:“就是那些百姓的功勋们。”高欢听了没有吭声，转身吩咐士兵们拉开弓，搭上箭，举起刀，握住矛，相对排成两列，要杜弼从中间通过，杜弼吓得浑身发抖，冷汗直流。高欢这才告诉他:箭搭在弓上并未发射，刀已举起并未，矛虽在手并未刺出，你就吓得失魂落魄，，而那些立下战功的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也?”(《资治通鉴》梁纪十三)在这里，高欢不仅将军队划为反禁区，而且提出了反不及功臣的理论。

在中国历史上，阶级与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未必符合阶级的利益。正是由于这样的对立与差异，才会产生形形色色的反借口。在一些者眼里，也是“一分为二”的，至少并非一无是处，或者有着可以借用的功能。人们从“苏绰定律”中通常概括为如下几点:可以是励忠诚的彩头，可以是控驭下属的锁链，可以是惩治叛逆的，可以是充盈国库的补充，还可以是争取的祭器。从萧衍到高欢，他们的“反腐实践”恰好说明一个道理，在历代者眼里，下属的忠诚度往往重于下属的度。只要下属是忠诚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甚至宁要听话的下属，也不要不听话的廉洁下属。正因如此，有时反不过是整治不听话的下属的借口与工具。反只是手段，保才是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的“适度论”的出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虽然这些钱财数量庞大、来不正，萧衍一见内中没有兵器，反而放心了:“六弟，你的生计很不错嘛!”经过突击，萧衍觉得萧宏只知囤积私财，并无野心，对其帝位并不构成现实。于是对已是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将军的萧宏，再次封官晋爵(《资治通鉴》梁纪四)。对于萧宏的贪得无厌，就是其侄子萧综也看不下去，于是模仿鲁褒的《钱神论》作《钱愚论》以讥之。

(原标题：伪托的“苏绰定律”)

前几年，网上流传过一段北周时的“反贪对”，也叫“苏绰定律”，对话人为宇文泰和苏绰。查阅史书、搜索网络，虽然对话者史有其人，但这则“反贪对”或“苏绰定律”却是“虚拟世界”，不免有些失望。

南北朝(420—589)是我国一段漫长的时期，从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长达170年。当其时也，天下分崩，群雄逐鹿，王旗变幻，更替，唯一不变的是夺利。无论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是北朝的三魏周齐，仍然遵循着必然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