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旭成长城金点不良平台突破底线陷畸形发展困局国模小雅高清炮轰图

原标题：胡旭成长城金点不良平台突破底线陷畸形发展困局国模小雅高清炮轰图

　　对话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室副主任　尹振涛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　黄　震

　　《法制日报》记者　赵　丽

　　《法制日报》实习生　刘雪妍

　　有校园贷平台打擦边球

　　记者:当前,大学生掉入校园贷陷阱的案例越来越多,极端事件时有发生。据报道,福建一名女大学生因校园贷自杀。大约4月11日凌晨,雪琪(化名)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警方初步判断系烧炭自杀。在最后7天里,雪琪已经被校园贷平台的无底线催款压得喘不过气来,至少6次透露了绝望、想要轻生的念头。

　　黄震:应该意识到,校园贷是P2P中针对特定人群的一种借贷方式,必须达到P2P的专业要求,例如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良好的政策解读能力和合规能力、大数据的信息积累和分析预测能力。

　　尹振涛:目前校园贷有两个趋势,一个就是之前很多P2P网贷平台做的是资产端和资金端的对接,可能有一些资金池存在问题。不过,随着“信息中介”的定位明确后,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从而导致很多P2P在转型。随着监管的深入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很多平台都开始涌向现金贷业务、信用贷业务,或者说消费贷业务,这几个领域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也是这一年一个很大的特点。

　　记者:上述新闻中的女学生卷入了5家校园贷,仅在一家校园贷平台上,通过账号查信用功能可以看到她在该平台上的借款情况:借入累计金额570985元,累计笔数257笔,当前欠款金额56455.33元。从常识推断,如此巨款不可能是一次借成的,应该是多次借贷并经过高利贷的一系列计算滚成的。

　　尹振涛:从这个案例来说,涉及的校园贷平台并不是很大的平台,它们在做现金贷这些业务时,在风控上的确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平台认为自己做信息中介,只要能把真实的信息尽量展示给资金方和资产端就够了,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平台所获得的信息是否准确、是否真实,或者说平台可以获得哪些信息、不能获得哪些信息,这些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同时,一些校园贷平台也在打擦边球。我们看到的这种平台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用户在申请贷款业务时,平台除了要求取得身份证信息和工作信息之外,还要获得用户亲戚朋友的电话号码,不仅是通过问用户索要,还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在用户不知情或者说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获得这些信息；第二,当出现逾期或者违约风险时,平台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很多信息告诉了合作的催收机构。这两端都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平台有意不做风控

　　记者:有业内人士提到,目前大学生一旦陷入校园贷,很多还款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尹振涛:为什么这名女生最后会欠下这么多钱?这完全就是风控问题。第一,这名女生在金融机构借了多少钱,网贷平台是不管的,这些平台不在乎你在金融机构贷了多少钱；第二,这些校园贷平台之间的信息不共享,我们能看到这名女生在多个校园贷平台同时借款,但平台之间并不知道；第三,这名女生仅仅在一个校园贷平台上就借了很多笔,平台是掌握这个信息的,但平台为什么没有加以管理和管控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平台认为自己不用承担风险,平台只要把该有的信息披露出去就行了,用户在平台上借钱,借一笔就可以收取一笔佣金,这对平台而言是有好处的。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些申请校园贷的大学生拆东墙补西墙,是因为校园贷平台对贷款人不审核,几乎是零门槛放贷,放贷给没有偿还能力的大学生甚至已是负债累累的大学生负债人。

　　尹振涛:从信息中介的定位来说,校园贷平台只是把信息披露出去,并不是平台给你贷款。从监管规定来讲,平台有真实义务、核查风险义务等义务。那么,平台要尽到这些义务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监管,不管是清理整顿还是业务整改等,这些都是必然的。

　　同时,从法律角度来说,从这个案例来说,校园贷平台可能存在一些违法违纪的问题。比如,平台将信息透露给了催收机构,用以威胁当事人及其家人,这些行为是触犯法律的。

　　野蛮生长暴利坏账并存

　　记者:有业内人士向我们透露,校园贷有很高的坏账率,为了维持平台运转,平台必须以高利息来维持。　

　　尹振涛:从业务开展方面来讲,坏账率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平台的风控做得比较弱,或者说是无风控；二是高坏账率的出现有客观因素,因为其循环贷款,包括有砍头息等,把利率放得很高,的确增加了无法偿还的风险。平台出现高坏账率的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借款人的原因,也有平台的原因。

　　黄震: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许多平台在上升期内野蛮生长,通过烧钱的“价格战”抢占市场,却没有花费精力构建一套稳定的运营机制和风险防控体系,暴利和坏账并存。这样的平台往往存在风险过高、后劲不足的问题。

　　记者:有人认为校园贷天生具有道德困境,诱导并无经济能力的学生进行超前消费是它的原罪。有人甚至直接表示,监管不到位导致校园贷平台风险增大。

　　尹振涛:其实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监管身上,责任是多方面的,监管不是万能的。即使监管到位,问题也不可能同时暴露。其实,对于一些规模小的校园贷平台来说,出了事大家才知道,不出事的话,不管是从工商登记还是网贷组织等方面根本没人注意,可能平台也没有备案,也不合法,但是它在开展业务。如果没有人举报,监管机构也不会知道。

　　治理校园贷仍存难点

　　记者:在一些民众甚至业内人士看来,校园贷这种高利息贷款方式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应直接取缔。您如何看待这种“一刀切”的建议?

　　黄震:追根溯源,最早的校园贷是国家向学生提供的助学贷款。教育部门和金融部门鼓励银行给贫困学生提供助学贷款,目的是公平分配教育资源,让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也能完成学业,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伴随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一些企业抓住了这个需求,为学生提供除了助学贷款之外的消费贷款。

　　消费贷款与助学贷款相比有三大不同点:首先是主体,从商业银行变成了互联网企业；其次是服务内容,从支持学生完成学业变成了鼓励学生进行消费；最后是借贷方式,网贷的要求更为宽松,手续也非常简单,这可能导致学生填写的资料作假,也可能借用他人身份申请贷款。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畸形发展,一些学生不当消费,严重超出还款能力,甚至有学生为了赌球借钱,平台也予以默认。这一系列情况造成了校园贷的乱象,也成为我国治理校园贷的背景。

　　尹振涛:校园网贷治理工作有五项难点:一是大学生数量众多、人群分散；二是大学生的金融知识相对薄弱,法律意识淡薄；三是针对大学生的金融产品金额小,不易被发现；四是出于要面子等原因,很多问题被掩盖；五是校园相对而言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很多信息无法传递。

　　记者:目前还需明确的是,一些违法违规校园贷平台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学生贷款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学生的贷款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大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具有较强的契约意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了解到,学生贷款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有奢侈消费,学车、学雅思托福、创业等都会产生贷款需求。

　　黄震:的确,监管趋紧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在教育部办公厅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中,并没有涉及太多行政监管的问题,只是明确提出“对侵犯学生合法权益、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等行为要“依法处置”,这意味着国家有意通过规范措施划定底线,同时依旧给校园贷预留了政策空间。

　　管理部门要细化制度,规范校园贷的宣传、营销,禁止诱导式业务推广,加强贷款人信息保护。对网贷平台虚假宣传、违规销售、违规计息以及倒卖、非法使用学生信息的行为,监管部门要畅通举报、申诉渠道,及时查处并依法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