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戴笠“遗档”揭秘：西安事变后曾严密

原标题：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戴笠“遗档”揭秘：西安事变后曾严密

目前所见对于“西安事变”后国谈的记载一般都称，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两天后，、博古、组成的代表团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组成的代表团在西安开始正式谈判。该谈判历时一月，双方的分歧无法弥合，谈判无所进展。3月12、13日，中央在西安的，“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5日，中央提出十五项谈判条件，并要求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

1937年3月中旬，按照中央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谋求与蒋介石的当面谈判。《年谱》中仅记载：周抵沪后，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在杭州养病的蒋介石。周在上海期间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随后，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其他细节并无交待。在“戴公遗墨”中有一份戴笠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记载了在沪期间活动和对周的情况：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矣。周寓北四川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

编者按：近日，《世纪》发表文章《戴笠遗档中的“西安事变”前后》。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称“军统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的”。2013年夏天，文章作者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其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戴公遗墨”将戴笠的亲笔文件集中解密，意义重大。比如在“西安事变”专题中，就有一些新的发现。摘编如下：

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右起）、、秦邦宪。

无论是《年谱》还是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对于到上海和杭州以后的活动，均无记载，“戴公遗墨”中保存的这份电报增加了我们对和潘汉年在上海期间的住宿地点、活动概况等的进一步了解。在《年谱》中还记载有，在沪期间“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同志”，看来地下同志技高一筹，逃过了戴笠的严密。

实际上，根据已经刊布的中央档案来看，在3月12日前，蒋介石已经提出与当面谈判的。1937年2月4日，潘汉年就致电转告了蒋介石的这一邀请，电文称蒋介石“请你于三全会前来杭面晤，并再派张冲与弟前来接你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