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原标题：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有很多,除了学界普遍认同的诸如天人合一、和为贵之类的特点外,最富个性的特点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崇尚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重视政务的价值取向、推尊入世的处世哲学、强调统一的理念和光宗耀祖的功名思想.

　　关于文化的概念，学术界尚无公认的定义。从结构要素看文化不仅包括作为知识形态的哲学、宗教和各门具体科学以及蕴含于这些学科之中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包括作为非知识形态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和民族精神等。在这些结构要素中，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占据着核心的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必然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深层土壤之中；不同民族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不同类型和特点的文化。而“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那些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存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造成。”

　　中华人民生活在富饶的东亚，东临浩淼的太平洋，西北有漫漫的戈壁横亘其上，西南有险峻的青藏高原耸立。这种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的地理状况，给版图辽阔的中国，造成了内部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性地理环境，使中国古文化获得了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而这种“隔绝机制”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

　　所以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虽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以及南亚次的佛教文化进行过颇有深度的交流，但中国古文化系统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没有出现过象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民族的文化因异族的入侵而被摧毁或中绝那样的“断层”。但另一方面，地理环境的隔绝状态却同时滋生了中国古文化强烈的中央观念，形成了闭锁内向的思维定势和自足心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国人心中只有“中国”，没有他邦，或者把自己的国度看作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王国”的心态傲视周边各族和异域他邦。这就使中国文化不可能象希腊海洋文化那样，通过海外贸易和向外扩张，在汇集古代世界各条知识之流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

　　中国古文化是在封闭状态下独立地产生，而且比周边各族成熟较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模式，因而在往后的发展中更注重自身体系的整合和自我意识的完善，更强调对传统的评价和解释，并通过对传统的解释和阐述求得发展。对于外来文化，则往往采取排斥、否定的态度，即使是吸收，也是重其同，斥其异，并最终将其融化于自己的体系中。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一个家庭便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内部实行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生活所需，各个家庭和社会组织彼此间只有简单的交换关系，没有精细的分工。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推行“重农抑商”、“仰本抑末”的政策，对小农经济实行严格控制，限制农民迁徒或改业，使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一块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日出而作、日入而归的简单再生产。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生活目标，不过是“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幼有所养，老有所终”，以保持安居乐业、稳定和谐的状态。这种规模狭小，简单重复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较明显的保守性和狭隘性，而缺乏希腊工商文化那种竞争、冒险的进取精神和向外扩张的四方观念。如钱穆先生所云：“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唯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页)

　　农业自然经济的性质也决定了农民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很大程度要靠天吃饭。而对于天灾人祸的发生，人们又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在农民的心目中，天(自然)是可敬又可畏的。它既能给人造福，也能给人降灾，人对于天意只能顺从，而不能违抗。而且，农民的实践经验也决定他们必然采取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农业生产必须趋农时，赶季节，及时耕作；作物培育必须“顺物之性”，遵循植物生长发育的规律；抵御洪水灾害，必须因势利导；疏通河道，引水排洪。如此等等，都是一种顺应自然、“道法自然”的方法。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致思取向的是“天人合一观，而不具有西方文化那种征服自然的强烈观念。在生产规模简单狭小、科学认识水平低下的社会条件下，农民们无论是对自然规律的掌握，还是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无论是生产技术的改进，还是防病治病知识的提高，都是靠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这种经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直观性，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正因为经验来之不易，且在局部范围又十分有效，因而人们把它看得十分珍贵。而对于个体小农来说，迫切需要的也正是与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实用知识，而那些高深的理论问题，则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这一社会心理积淀的结果，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思维定势：重经验直观，轻逻辑抽象；重日常实用，轻理论思维。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区别于希腊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人工灌溉。而水利工程的兴建，需要发挥集体协作的力量。同时，个体小农抵御天灾人祸的脆弱性，使农民必须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通过群体的组合，协同劳作，以增强自身的力量，保证自然经济简单再生产的实现。农业自然经济这一生存方式，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较强烈的群体观念和集体协作的精神，而不象西方文化那样强调个人奋斗和追求个人利益。这种群体观念折射到科学文化领域，便形成了整体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整体思维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宗法制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由原始时代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化而来的。在宗法社会里，每个人都以血缘的亲疏被固定在社会组织的网络之中，各司其职，各安其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之间，都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血缘观念作为情感交流的心理基础。在结构上，宗法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家国同构：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关系、君臣关系不过是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伸延；对家长的孝和对君王的忠互相沟通，并在维护统治和协调社会秩序的职能上统一起来。这样，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伦理化、感情化。人们都习惯于生活在温情脉脉的伦理纱幕之中，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也多是“道德教化”、“齐家治国”等社会的人事问题，而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和奥秘，却缺乏希腊人那样的探索热情。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

　　这种伦理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发挥过巨大作用。同时，由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实践的结果，使中华民族养成了讲道德，重礼义、守信用等美德。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伦理型文化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制的基础之上，为巩固君主服务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抑制了人的个性的发挥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造成了人格的某种缺陷。宗法制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先王观念和传统崇拜流行。由于宗法社会是建立在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之上的，而家庭又是以家长为核心，因此，孝敬家长和族长便成为每个家庭成员的必然义务和基本的伦理原则。在国家社会中，君王也应依孝道行事，以孝治天下，才能“德教加于百姓”，从而“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这样，以孝立身，以孝治天下便成为宗法社会的一种普遍的、不可动摇的人生准则和社会心理。顺此，必然生发出尊祖敬宗的伦理观念，进而被提升为“事其先王”，“事其先君”的原则。

　　历代君王无不高举“法先王”的旗号，以格守祖训、谨遵祖制相标榜，思想家们往往以代先圣立言为己任，把古圣先贤的言行作为衡量道德水准和能力的标尺。而那些带有激进色彩的言行、风格和人格；无一不受到指斥，被作为异端而取消。所谓“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就是先王观念的集中概括。先王观念从家族血缘的心理和情感出发，把崇拜的对象神圣化、理想化，从而竖起了一面象征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正义善良、圣德仁智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