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杨奎松：张学良之谜

原标题：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杨奎松：张学良之谜

寄希望于当事人之一的叶帅的回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现在还没有人看到过宋黎的这一记录；第二，我们也很难确保宋黎的转述不会与叶帅叙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1936年6月30日刘鼎给中央电报，只提到张学良要求加入；7月2日洛甫代表中央给国际的电报，也只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8月15日国际电，也只是说明：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即中央于7月2日告诉国际，他们尚未正式决定吸收张学良，但“将来拟许其”；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张学良；只是因为张的身份太过特殊，为稳妥起见，才对国际把话说得比较委婉，以试探后者的反应。毫无疑问，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们也可以猜测，因为还不具有参加中央局会议的资格，国际来电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经了解了中央对此事的态度，然而中央在接到国际电后，因为担心吸收张可能对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造成十分不利的后果，故未能就吸收张学良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叶因此在由陕北动身前往西安时也并未得到确切的吸收张的。就我而言，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由于国际是中央的上级指导机关，且这时的中央和红军要想根本改变自身处境和取得苏联援助，也必须要指望国际的支持与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当国际明确反对吸收张学良时，以留苏学生为主的中央领导层很难阳奉阴违，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受张学良。可为有力佐证的如中央此后发展新疆者盛世才的例子。与张学良不同的是，盛世才因为治疆以来即奉行亲苏政策，一直颇得苏方好感。故当其向中央提出要求时，中央自然认为莫斯科同意的可能性较大，故准备接受盛世才的要求。不意，在征求国际意见时，国际同样表示反对。尽管中央领导人对此并不十分理解，他们还是派任弼时当面向盛世才婉转地表示了的态度。

有位作家推测说，国际回电距离中央决定吸收张学良的7月1日，已过去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以当时的境况，是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国际的意见去答复张学良的，也不可能在作决定让张学良之后，又劝其。因此，他的结论是，张学良肯定已经被正式发展。 此说显然不仅读丢了张闻天7月2日电中那个“拟”字，而且对7-8月间张学良与中央之间关系复杂微妙的情况毫无了解。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甚至不清楚当时中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张学良发生关系的。他不知道，吸收张学良问题高度机密，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非有专人前往西安向张学良传达中央的正式决定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此时，唯一得到中央准备前往西安且能够担此重任者，只有，而叶却直到10月初才得以到达西安。至于说张6月30日提出要求，7月3日就获知决定，然后即对领导人改称“同志”，在时间上也说不通。这更足以说明，“同志”之称不可以用来证明张与的组织关系。

当然，不论张学良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历史即将改写”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即使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而非一般意义的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依旧采取的是2月间“依据实力原则”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央的指挥。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与红军。由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

1991年，当我在《中间地带的 中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中，首次披露张学良曾要求加入的问题时，在几乎没有引起过任何特别的关注。一半是因为发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为那个时候气氛有些异样，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样对传统的党史说法有颇多疑问的少数学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样一本突出强调中国外部原因的书。这本书被人重视，反倒是蒋永敬教授，他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传记文学》上。不过，蒋教授是史研究的专家，他重视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对中史有着怎样新的说法，而是对书中谈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试图加入，并通过接通苏联，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情况深感兴趣。因此，他尽管评的是我的《中间地带的》，用的标题却是《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不仅如此，蒋教授还极力推动并鼓励我把张学良与关系的内幕具体地写出来。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出版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关系之研究》一书。

问题是，能够确定的说，张学良是中员吗？

至于此说是否能够言之成理，相信读过本书之后，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答案来的。

相信凡是对西安事变史研究多少有些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在1995年之前，无论是还是海外的西安事变研究，都很少具体讨论到张学良与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问题。这并不是大家对此不感兴趣，没有人不知道张学良与有过延安会谈，也没有人不知道西安事变一发生，代表就亲赴西安，直接参与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谈判过程，以及莫斯科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可能发生过作用。很多年来，面对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公布的在事变期间打给中央的电报中的不同说法，人们也都在猜测：究竟在事变期间，在蒋介石和之间发生过什么，他们两人的说法谁的更真实一些？而读过张学良《西安事变录》的读者，也会或多或少地对事变前张学良与的关系问题，发生强烈的兴趣。然而，因为缺乏足够的研究资料，这一切迷团都无从解答。不仅如此，的学者中间甚至还逐渐开始流行起一种说法，即认为不仅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毫无作用，就是当时自身的政策，也还是受着张学良影响呢。

但是，让笔者意料不到的是，随着张学良先生去世，报刊乃至于网络上却突然刮起一股旋风，将过去那种否定作用的说法刮得无影无踪。人们迅速开始另一个极端，转而热衷于谈论这样一个惊人的话题：原来“张学良是中员”！！由于从原中央部部长，到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友坤等，先后都出来撰文， 再加上个别文学作家渲染炒作，此种说法一时间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海外一些华文报刊和网站也据此纷纷发表评论，：“历史即将改写！”以往按照史观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会发生根本的和改变”。因为，张学良既然是中员，那么理所当然西安事变是在幕后主导。既然推动并主导了事变，自然也就应当与张同进退。然而，当张学良按照与的约定发动了事变之后，却迫于苏联和国际的压力改变了对张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把张晾了起来。如此才造成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只身陪蒋介石回南京以领罪，进而蒋介石半个多世纪的可悲结果。

不用说，《西安事变新探》一书的出版，全面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要求的经过，和中央及国际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有学者说，在国际回电之前，张学良与中央领导人已有电报开始以“同志”相称，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关系已进到组织关系的程度，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不错，7月3日张学良有信称为“同志”，强调此间必须有6个月准备功夫；8月9日等也有信称张学良为“同志”，并肯定“八月个来的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称，即使在当时也并非就是人之间的一种专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信任。何况，双方之间的来往信件，直到西安事变，更多的也还是在使用“兄”的称呼。这和人之间内部通信的习惯也不尽相合。

关于张学良是中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张友坤的证词实际上亦来自于阎的说法。而的这一说法，又来自于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将领，后来成为将领的吕正操。据阎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同样年事已高的吕正操，是吕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员。”一为前东北藉大学生，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据他回忆，宋黎过说，当年宋曾特别就此问题请教过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说“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说他已把叶帅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保险箱，准备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但是，阎的回忆文章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他在1995年夏天去过苏共档案馆，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国际给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就是关于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中的先进里去扩大自己的队伍，而不应当靠吸收军阀来发展党。他紧接着强调：“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在这里，阎所“发现”的电文内容，与莫斯科1986年就已经公开的国际1936年8月15日电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国际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电中央颇让人怀疑，会不会阎“发现”的就是8月15日电？而其后所谓“以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如何，逻辑上更不能成立。因为，国际8月15日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的提议，如果中央真有“仍决定发展他”的措施，也应当是在8月电达到之后，而断不致拖到12月初国际再来电报反对之后再来采取。何况，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生不过几天时间，等有资格将此一决定告知张学良的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实现此一“发展”？当然，阎文对于中央是否真的发展了张学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说法是：“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央吸收张学良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