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还原历史真相

原标题：BR还原历史真相

　　还原历史线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谏，在临潼华清池了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并通电全国，提出了旨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史称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还原历史线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谏，在临潼华清池了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并通电全国，提出了旨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救国主张，史称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距今已经79个春秋。

　　“西安事变参与者的回忆文章及学者研究著作颇丰，但遗留的相关档案极少。西安市档案馆馆藏有一组西安事变档案，极为珍贵。”西安市档案馆（局）征集编研处副处长柏雪梅如是说。让我们跟随她的解读，从档案中还原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在西安事变档案中，有一件是《西安司令部为任命孙蔚如为西安司令致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公函》，内容载明：“顷奉总、副司令蒋、张。绥靖主任杨十二月十二日命令，节开：任命孙蔚如为西安司令，城郊附近驻军统归其指挥”。

　　柏雪梅介绍说，该函收文机关西京筹备委员会，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不久，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人组织成立，直属国民。从1932年3月-1945年4月，前后进行了长达13年的筹建工作，对西安的经济、社会、文化、城市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而此函发文机关西安司令部，是事变中设立的重要军事组织。

　　西安司令孙蔚如可以说是杨虎城的将领。12月11日晚，杨虎城召孙蔚如、赵寿山等人开会部署当夜行动，以扣蒋之事相告，孙蔚如知道后当即表示张、杨主张，说：“要干，就干到底！”当夜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内协助杨虎城、张学良掌控全局。

　　此函开首一句最值得注意，其中“总、副司令蒋、张” ，即蒋介石和张学良将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副之，代行司令职权。其“绥靖主任杨”，则是指杨虎城将军。“公函成文日期为1936年12月13日，此时，蒋介石已被张、杨所扣，在新城，而此函关于事变后西安的军事部署，仍以蒋、张、杨等名义发出，其用意耐人寻味。”

　　另外，落款用“陆军十七师司令部图记”，并在其旁特以毛笔注明“借用”二字，一方面说明事变时部队实际就是孙蔚如十七师的部队；另一方面也说明事变发动时间仓促，秘密准备。张、杨虽然事先已有“扣蒋”计划，但具体实施时间并未确定。

　　西安事变后，为加强地方治安，稳定秩序，除令孙蔚如任西安司令外，省会长的调整，也是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原陕西省会长马志超1935年加入军统并经戴笠推荐回陕担任陕西省会长，为军统在陕，事变中听到枪声先装扮成黄包车夫藏匿一熟人处，后又装扮成卖鸡笼人混出西安。事变后马志超长职务自然被免，由赵寿山接任。”柏雪梅告诉记者，在档案《陕西省会致西京筹备委员会公函》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陕西省会局长马志超免职，遗缺以赵寿山补充。”赵寿山上任后，“安民，清查户口”，蒋特活动，并将一些乘事变混乱之际抢劫物资、伪造“法币”的刑事犯罪，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事变后不久，杨虎城为了准备防御战和联络红军，“并将渭北群众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以备万一”，任命赵寿山为渭北警备司令，省会长由王山接任。

　　“两份函相比，前后仅差七天，但任命分别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陕西省’名义发出，具体准确地反映出事变后局势的变化。”柏雪梅介绍，事变后省已瘫痪，无法正常运行，不可能发布任何任命，而此时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也未成立，因此，赵寿山的任命只能由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发出。14日，事变对省进行了改组，重新任命了代理省、各厅厅长，组成新的省，18日，赵寿山、王山的任免自然应由省出之。

　　西安市档案馆馆藏西安事变档案中，“冯钦哉任讨逆军西北总指挥、二十七军总指挥的委任状”的两件档案也值得一提。

　　“档案中所称的冯钦哉在事变前任十七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驻兵大荔。事变后冯钦哉叛杨投蒋，不仅给杨造成极大的困窘，而且在后来三方会谈中，使张、杨毫无军事上的优势。”柏雪梅说，杨虎城在事变的当日清晨，亲自打电话给冯钦哉说，蒋介石不接受联共抗日要求，张副司令已扣蒋实行兵谏，要他迅速集结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但是，冯钦哉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拒不服从调动，13日凌晨，中央军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率部抢先占领了潼关，从而使关中东大门洞开，形成了对西安的。随后，冯钦哉向国民作出“一不作，小张（学良），与中央军作战”的承诺，并与刘峙等人通电全国，反对张、杨。

　　这件《国民军事委员会任命冯钦哉为讨逆军渭北总指挥的委任状》的档案，落款署名“委员长蒋”，时间为“中华廿二五年十二月 日”。

　　“此状落款署名，显然是借蒋的名义。因为蒋氏远在西安，不可能给其授权。”柏雪梅表示，“讨逆军”成立于12月16日，其具体日期，据1936年12月19日孔祥熙致樊崧甫电“冯钦哉兄已由军委会派为渭北剿匪司令”，当在16日之后，19日之前。

　　西安事变后，冯钦哉投靠蒋介石，其部队被改编为二十七军，冯任总指挥。档案《国民军事委员会任命冯钦哉为二十七军总指挥的委任状》，时间为“中华二十六年一月十日”。“较之前状，此状显然经过蒋介石之首肯。这当然与冯在事变前后的态度与行动有关，算得上是蒋对他的回报。”柏雪梅说。

　　作为西北军当时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冯钦哉的态度，对西安事变期间的事态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两份委任状正是他在这一历史时刻做出的抉择标志。历史不能改写，功过自有评断，两份委任状，其价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