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激进与保守

跨越激进与保守第一医仙 新近出版的《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钱锁桥/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收录本世纪以来研究林语堂的论文十多篇。不仅林语堂作为研究对象是跨文化的，该书的不同作者也是跨

第一医仙

近日有关于第一医仙的话题受到了许多网友们的关注，大多数网友都想要知道第一医仙问题的具体情况，那么关于第一医仙的相关信息，小编也是在网上收集并整理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接下来就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下小编所收集到的与第一医仙问题相关的信息吧。

点击（前往）进行了解>>

以上就是关于第一医仙这个话题的相关信息了，希望小编分享给大家的这些新闻大家能够感兴趣哦。

新近出版的《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钱锁桥/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收录本世纪以来研究林语堂的论文十多篇。不仅林语堂作为研究对象是跨文化的，该书的不同作者也是跨文化的。有中国本土学者，亦有港台学者，还有若干学者为美籍白人教授。看来对林语堂的研究正逐步成为一种跨国学术现象。东西作者从东西文化的语言、文学、文化、宗教、政治等角度切入，深度解读林语堂。该书编者有志于在二十世纪两个知识分子亦即胡适鲁迅之外，架构一个鼎足而三的现代性思想文化格局。这个“第三者”就是林语堂。这本书的出版，加上两年前编者问世的《林语堂传》，一传一论，当能推动林氏研究往这个方向发展。

胡适与鲁迅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格局。他们同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且同是这个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这两位文化先驱虽然五四时期略属同调；但，两人的思想质地毕竟不同。走出五四之后，胡鲁形同陌路，阔如参商。鉴于他们的地位、影响和不同价值取向，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现代性。鲁迅从五四直至以后，代表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现代性（从文化到政治）。胡适五四时相对激进，五四后又相对保守，越往后则越来越右，不仅在文化上，尤其是在政治上。如果不作价值评判，我们几乎可以说，胡鲁的方向就是二十世纪文化与政治的方向。

在这样一种文化格局中，我们如何审视林语堂。激进与保守乃是根据西方文化而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五四新文化以北大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胡适鲁迅更加上创办者陈独秀同领五四激进主义的风骚。其时林语堂至少因为年龄的原因——他1916年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年方二十一；尽管在《新青年》发过两篇文字，但不可能像胡鲁陈那样得风气之先、享盛名之誉。这也就注定了他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地位。林语堂虽然发稿《新青年》，却未曾习染该杂志的激进主义倾向。正如周质评教授的征引：“文学革命”并不只是一个语言的革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它也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它代表一种“激进主义”的情绪——对过去的反叛。我特地用“激进主义”来形容它，因为五四运动直接导向今日中国的左倾情势——这是林语堂后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演。

那么，林语堂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吗，亦非。保守主义是一个被动概念，没有激进就无所谓保守。不过它也是一种现代性。比喻地说，现代性是个“雅努斯”，它有两张面孔：一张朝前，一张朝后。五四新文化消歇之际，或曰它从文化杂志转向政治杂志之时，一份朝后看的文化保守主义杂志1921年问世，那就是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有意思的是，主持学衡的知识人如梅光迪、吴宓等都曾留学哈佛，都是美国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白璧德的学生。学衡创办时，正值林语堂负笈哈佛，就学白璧德，甚至与吴宓同过一条板凳。但，林语堂哪怕1924年回国之后，亦未与学衡同道，甚至不被吴宓等视为同门。他们的老师白璧德以旧学抵制新学。白氏新人文即新古典，它的指向是古希腊。如果激进主义彻底反叛旧学有问题，保守主义一味以旧学否定新学也未必没有问题。所以即使在白璧德的课上，林语堂的表现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以致该书一位美国学者不惜用夸张的语句说林语堂“在哈佛‘揭竿而起’”）。学衡同仁得白氏真传，对其师亦步亦趋。亦以旧学横扫新学，试复兴孔孟儒学以弥补新文化造成的文化断裂。林语堂显然不是这个路径。虽亲近古典，但他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并不抵制。

也许这正是林语堂在二十世纪的文化意义。他不是五四中人，更多是后五四一代。正因为没有完全卷入五四狂澜，所以在五四之后，能够成为一个跨越激进与保守的文化人。一味的激进和一味的保守，势必导向文化上的一元。文化发展关键在于不同文化之间或新旧之间的彼此互渗、各自发展，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多元。该书“引言”的题目：“作为跨文化批评家的林语堂”，这是对林氏一个恰到好处的定位。不激进不保守，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两间一卒，中道而行，其立足点就是批评。他曾自撰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一踏一评，关键是评。这个评就是批评。如果批是分析，评即判断与评论。对中西文化而言，除了一味肯否，还有什么比批与评更合适的文化态度呢。是之谓激进与保守之外的“第三种”态度。

林语堂出身福建漳州乡村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祖母和父亲都是基督徒，父亲还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从小在家接受的就是基督教教育。中学和大学又都是教会学校，尤其上海圣约翰大学全程是用英语教学；因此林有一个他同时代学人无法相比的英语和西方文化基础（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倒是他自己后来的恶补）。所以，1935年林语堂赴美之后，能用娴熟的英语为美国人写出那么多批评中国文化的书（《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的生活》……）。他无疑使他在美国读者眼里成了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林语堂自己也认为“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不妨略窥林语堂在讲两种文化时的批评实践。“在美国阐释中国和中国人”是该书第四章。这是一个比较：在五四激进主义那里，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须一律扫除”，否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因为胡适陈独秀认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林语堂不然，他对传统文化抱有深切的“同情之理解”。在他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中，儒道两家显示了中国文化的不同智慧。由于他的求学是从西学开始，因此他说：“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当然，出于个人心性，正如书中一位白人教授所指：林语堂在儒道之间的评论“重道轻儒”。如果可以进一步，林语堂更推崇的是古典文化中的晚明传统，如公安派的袁氏兄弟、金圣叹，以至后来的李渔等。这路文人走的是性灵一路，而林氏认为“性灵就是自我”。对个体自我的强调，显然更多来自“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

当林语堂踏足西洋文化时，书中有一篇文字专门讨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林自承“我是美国传教士的产儿”，不仅出身于长老会牧师家庭，后来在圣约翰首先读的又是神学院，准备以后做牧师。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熟悉莫过于基督教，对基督教的熟悉莫过于加尔文主义。正因为如此，加尔文宗的弊端他看得清清楚楚。虽然登记受洗皈依，但对加尔文的批评不遑多让，且切中肯綮。如批评加尔文关于人的全然败坏、预定论、拜偶像等，都是逐点剖析，而非简单推断。由于加尔文是一个冷峻的绝对主义的神权专制者，其语言也带有绝对化的色彩。林语堂针对性地指出：我对于任何坚持一种“全然”这样，“无条件”那样，及“不可抵抗的”某些东西的人，有一种直觉的不信任……佛祖曾对他的弟子断言：“不仁慈的教训不会是佛的真教训”。善哉斯言，这又是来自东方文化的评点。

将界2第3集 有色 http://www.xinzhiliao.com/sj/chunji/151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