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宏观电视剧”与“新主流”影视文化的思考

“全景宏观电视剧”与“新主流”影视文化的思考本站　　近期，2020年七八月份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之后开始摄制、年底开始播映的《山海情》《跨过鸭绿江》两部电视剧（实际上也可以包括正在播放的《觉醒年代》），可谓引发全国上下的观剧热潮，并收获了从专家到观众等广泛的好口碑

　　近期，2020年七八月份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之后开始摄制、年底开始播映的《山海情》《跨过鸭绿江》两部电视剧（实际上也可以包括正在播放的《觉醒年代》），可谓引发全国上下的观剧热潮，并收获了从专家到观众等广泛的好口碑。这几部电视剧，一部是抗美援朝题材，与电影《金刚川》等一样，具有重要时政意义；一部则是聚焦国家扶贫的时政主题，以上个世纪90年代真实的扶贫工程为原型，与《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互为掎角之势，遥相呼应。

　　虽然这两部电视剧题材殊异，时空相隔，但它们的某些共同特点却让我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的一个全景宏观报告文学的潮流。我在与佘树森合著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论述当时一些报告文学“以一种多层次、多视角、多主题、全景观、全方位的方式，综合众多丰富复杂的任务、事件、材料等素材，集中表现某一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还概括了这些报告文学“新闻本质的回归”“社会学思考”“宏观全景构架”等特征。现在看来，这些特征仍然可以适用于当下报告文学题材文艺创作，当然，需要有所变通，与时俱进。如“社会学思考”在《山海情》中表现更为明显，《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则是再现历史并满足现实之需，贯通的是历史情怀和现实精神。

　　这两部现实或历史题材电视剧，都以现实功能、历史真实为美学标准，几乎是真人真事，但都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性人物，而是群像性的人物塑造。当然《山海情》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艺术化虚构。而在《跨过鸭绿江》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恩来、彭德怀，还“遇到”了曾经影响过几代中国人的英雄形象，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

　　《山海情》讲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祖国西北大地西海固人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号召，忍痛告别贫瘠的家乡涌泉村，完成易地搬迁的故事。安土重迁的涌泉村村民为后代着想，以大局为重，在福建省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 。该剧多线叙事、多核展开、人物众多，时空跨越西北、福建多地。

　　《跨过鸭绿江》几乎是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热情讴歌了英雄儿女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弘扬了中国党、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困难中不畏强权霸权的伟大精神，彰显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光荣历史。该剧全方位展现了抗美援朝的起因、经过、谈判、防御、反击以及最后胜利的全面史诗性历史图景。

　　这几部电视剧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数星星”，这是当年评价《建国大业》时出现的词，意思是电影中明星扎堆，几分钟乃至几秒钟就会出现几个声名赫赫的影视明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一点《山海情》可媲美电影《建国大业》，也是明星满台，很多演员明星告别以往流光靓丽的银幕形象，非常“卖力”地扮演底层农民！ 《山海情》汇聚黄轩、张嘉益、闫妮、黄觉、姚晨、陶红、王凯、热依扎、黄尧、白宇帆、尤勇智、胡明、姜冠南、王莎莎、祖峰等一众明星，颇有让人应接不暇之感。《跨过鸭绿江》在演员明星阵容上虽不如《山海情》 ，但也已经是明星荟萃了。

　　总之，《山海情》《跨过鸭绿江》《大江大河》等电视大剧的崛起，秒杀近年“阴盛阳衰”的大女主剧、宫斗剧、玄幻剧、都市丽人剧，一改不太接地气的创作倾向。同时，也昭示了“新主流”电影向电视剧领域渗透的趋势，形成了“新主流”文化电影/电视剧“二水分流” 、互为呼应、蔚为大观的文化态势。

　　所谓“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一般属于投资成本较高、制作规模较大、明星较多、奇观场面较为宏阔，常以真实可信的“中国故事” 、红色经典，或塑造国家形象、表达集体主义精神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故事为蓝本，旨在塑造打动人心、凝聚国族意识的人物形象、中国形象，正面或侧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中国气派和中国风度。

　　新主流电影是近年来学界与业界的重要现象，尽管新主流电影并非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它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类型什么题材才是“新主流” 。但新主流电影是对三种电影类型即以前我们熟知的所谓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之界限的模糊化，是电影的某种“大众文化化” ，是对当下多元文化的包容，是对主流电影市场和主流观众的尊重！

　　从《建国大业》到《战狼2》《红海行动》再到《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有一条明晰的新主流电影发展的轨迹。当然， 2020年的新主流电影如《我和我的家乡》 《一点就到家》等，相比于《战狼2》等张扬型、外向型的“新主流” ，一方面，是农村题材电影的升级换代，是国家扶贫主题的艺术表达，另一方面，表现出新主流电影的“民生化”“内向化”“小片化”的美学趋向。

　　也许，这是“新主流”从电影领域向电视剧领域的跨界。总之，这是新主流影视文化或曰视听文化的一种新流向、新形态。

　　一问，这些电视剧除了故事剧本上的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外，与大量明星出演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问题是，如果没有明星，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的明星，同样的题材是否还能这么火？这是今后电视剧生产的常态还是特例？

　　二问，与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金刚川》相似，《山海情》《跨过鸭绿江》也有“命题作文”的特点，在这种“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势下，影视工作者该如何做才能“在限制中追求自由”“戴着镣铐跳舞”，尽量符合电影工业美学或电视剧工业美学的原则？也就是说，如何真正恪守“新主流”的工业化美学原则，而不是回到以往某些主旋律影视剧的生产方式？

　　三问，宏观全景架构之后，必然导致贯穿性主要人物的缺失，事件压倒了人，这种电视剧该如何应对？如何做好群像塑造和群像人物表现？ 《跨过鸭绿江》的人物塑造有很大突破，例如彭德怀的形象、大量基层志愿军指战员形象，包括美军将领的形象都颇为生动传神。

　　“一点感慨”是，疫情开始以来，电影方面的跨国合作、合拍几乎断绝，令人扼腕叹息。但在《跨过鸭绿江》中，电视剧中大量的美人形象让人耳目一新，电视剧生产反而体现了中外合作合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成功。

　　无疑，新主流文化也面临着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提升解决。客观而言，有的新主流影视作品过于图解政策、庸俗化主流意识形态，有些故事符合正能量却不尽符合人情，未能做到真正“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有些新主流影视剧的成功很可能是非常时期非常规境况下的特例，不一定能够“可持续发展” ，骄傲不得，而是要总结反思，争取在常态下也能良性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