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华语电影史上“最高难度”的纪录片竟由一群普通人完成

这部华语电影史上“最高难度”的纪录片竟由一群普通人完成本站　　该片创下无人机在8470米以上最高海拔航拍的新纪录，被称为华语电影史上“最高难度”的纪录片

　　该片创下无人机在8470米以上最高海拔航拍的新纪录，被称为华语电影史上“最高难度”的纪录片。令人惊叹的是，这部横空出世的电影全部由普通人创作完成。他们因为热爱攀登，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抵达珠峰、抵达心灵。

　　六月底的一天，珠峰队长苏拉王平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带队攀登世界之巅的精彩故事。

　　作为真正的珠峰队长，苏拉王平一路带队艰难攀登到顶峰；作为攀登者，苏拉王平跨界做了一部电影。他说：“每一个事情都遇到很多困难，有了很多成长，也都是我很想做的。我觉得帮助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比什么都有意义。”

　　苏拉王平是嘉绒藏族，他的普通话非常流利，还很风趣。他笑言，20年攀登带给他的最直观变化，就是乐观、坚定。

　　苏拉出生在四川阿坝州雪山脚下的八家寨，一个只有八户人家的小村庄。他印象很深，二十多年前那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不通公路，不通电，也没有自来水。村里人靠种地、放牛放羊为生。不论上山挖草药，还是下山采购物品，所有的东西都得靠人背。

　　但也因为从小就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当地人天生就对大山很熟悉，而且身体素质非常好，“如果你跑不快，你就追不上你的羊，如果放牧的是牦牛，就更考验体力和能力。”苏拉说。

　　他非常感念在县里工作的父亲，因为小时候寨子里没有学校，整个寨子上过学的人很少，但苏拉爸爸在他九岁时，就带他离开寨子去县城上学。后来苏拉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机电专业。

　　苏拉上学时特别喜欢体育，还在阿坝参加过很多体育比赛。毕业后，苏拉回到家里等着分配工作时，听说有一个登山队来考察三奥雪山，全村人都好奇地去看。在电视里才能见到的登山队什么样？苏拉也飞跑去村口。

　　从没见过的帐篷、叫不出名字的装备，还有登山队员身上奇怪的衣服……这一切让他羡慕极了。巧的是，登山队要在村里邀请30个人帮他们背东西，苏拉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苏拉在山上背柴，有人喊他说，有个登山队的人来找他。苏拉把柴一扔，立刻跑回村子。来人问他要不要出去跟着登山队工作？一想有机会走出大山，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出来以后，苏拉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叫高山向导。他也才知道，当年去考察三奥雪山的队伍里，有很多中国登山协会的老前辈，比如国内优秀的攀登者孙斌、次落、马一桦等。

　　身边有了榜样，从此，登山在他心里深深地扎了根。通过做高山向导，苏拉眼界大开。两年后，苏拉也逐渐摸索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登山协作技术。

　　有一次，他回家探亲，和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相聚时，看到大家渴望的眼神，一个想法涌上心头：成立一支自己的向导队，带着家乡的年轻人更好地靠山吃山。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没什么钱，苏拉只买了七套进口装备，然后从村里精心挑选了7个人，带他们去路程稍近一些、花费小一点的3号雪山营地培训。

　　苏拉不光教他们攀登基础技能，还每天都自掏腰包给他们发30元工钱：“我担心不给钱，一两次以后，他们的老婆就不放人了。要改变他们的认知，得一步步慢慢来。”

　　让苏拉欣慰的是，7个人很聪明，大概半年后，苏拉就开始带他们正式去攀登三奥雪山。他还记得当时有个公司赞助了不光防水，还有透气功能的登山服，7个小伙伴们都是第一次听说，开心得不得了。

　　中国民间登山运动发展到现在，也不过30年。苏拉意识到，要想让更多人了解川藏队，他必须带着大家去攀登有难度、有名气的山峰。

　　攀登四姑娘山的难度非常大，苏拉记得，当时买不到专业的鞋，自己是穿解放鞋上去的。攀登用了大概一周时间，最后是下午5点左右登顶。等到他们下撤到半山腰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大家把自己套在睡袋里吊在岩壁上，就那么冻了一个晚上。“说实话差点冻死在上面，就是凭着还年轻。”苏拉感慨道。

　　苏拉记得，后来他们到处去考察，从阿坝跑几百公里都是开拖拉机去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拉风”。接着，有一个老牌户外品牌愿意给他们赞助服装。从那以后，他们开始慢慢放开脚步，不断去尝试攀登难度、风险更大的山峰。苏拉也开始走出国门，到韩国、美国等地向已经有上百年登山历史的团队学习技术、探索更先进的经验，回来后再对整个团队进行系统化的培训。“比如高海拔急救，在我们国家直升机救援系统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高海拔遇险时唯一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救。所以，我们的每个队员不光要会登山，还要会带队、会急救。我们每年都会有国际野外医学会的急救培训，也都是四川红十字协会的急救员。我敢说，川藏队每一个登山队员，都是非常好的急救员。”苏拉不无骄傲地说。

　　就这样，一个放牛娃用20年，从老家带出60多名专业高山向导。多年以来，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登山爱好者，在川藏队员安全护航下，实现了不同梦想，6千米、7千米、8千米……不同的攀登经历，使他们成为生死之交。更让苏拉欣慰的是，登山改变了小伙伴们的思想，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升了他们的收入，“以前他们是骑马，后来是摩托车、面包车、小轿车，现在几乎人人都开上了越野车。队员家里装修得一个比一个漂亮，还有人到县城买了房。苏拉非常开心，觉得自己为家乡“也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苏拉一直喜欢看探险类的纪录片和电影，比如《垂直极限》《绝命海拔》《徒手攀岩》等等。“看到过不少国外纪录片，是专门拍摄珠峰的，就觉得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上院线的真实的珠峰登山纪录片，有点遗憾。”

　　随着攀登的经历越多，苏拉看到的景色就越多。每次他都和山友在雪山上惊叹：“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起初，他会用相机、小摄像机拍一些短片记录登山过程，渐渐地，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里升腾：“什么时候如果我能把攀登珠峰完整地拍出来，把它做成电影上院线，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到珠峰上的美景，那多好啊！”

　　他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从南坡的国际舞台带队攀登，拍一部电影。谁拍？苏拉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让高山向导变成高山摄影师。

　　虽然他们是对电影一窍不通的“草根团队“，但是苏拉行动力十足——他开始摸索系统化培训，还斥资购买了一台190专业摄影机，和川藏队成员罗日甲两个人承担了每次攀登的拍摄任务，不断学习实践各种拍摄手法、镜头语言。

　　2008年，苏拉花了7天将5小时素材剪辑制作成45分钟的纪录片 《雪山雄鹰》，第一次把攀登雀儿山的全过程用纪录片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受到不少好评。这期间，川藏队还和不少摄制组“触电”，比如承担《七十七天》所有在无人区的后勤保障团队、协助拍摄《中国机长》最后雪山上镜头……积攒了一些拍摄经验后，对于“拍”，苏拉和小伙伴也渐渐有了信心。

　　为顺利实现“电影梦”，2018年苏拉正式注册成立“攀山影视”，选了十名有摄影潜力的队员进行系统化培训。然后不断用组织登山活动挣的钱，投入到更换设备和培训人员上。五年时间，他把所有器材更新成4k高清设备，让每个高山摄影师都去尝试了5km、6km、7km各个海拔的拍摄，学习在高山上怎么构图、怎么才能更好地用镜头说话、在超低温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好机器……他们熟悉了每一个季节、每一处海拔上不同的注意事项和技巧。

　　2019年4月8日，8名登山队员和川藏队7名高山摄影一共15人，组成珠峰攀登队从成都出发，向南坡尼泊尔开赴。

　　8名登山队员中，有每天生活两点一线的白领、有卖掉自家小店的店主，还有背负沉重业绩的销售人员以及在成功与失败间挣扎的创业者。这支由普通人组成的攀登队，带着各自不同的故事与梦想，在苏拉队长的带领下，踏上憧憬已久的珠峰之旅。

　　进行“过梯子”训练时，队员们眼睁睁看见远处突发的雪崩，雪雾中有一个人掉落下来。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大家真正体会到，“每一天都很精彩”意味着背后付出更多的艰辛。他们攀过垂直九十度的梯子，过恐怖冰川时遭遇过天气状况和心态浮躁。这些经历，让队里气氛沉重，但每个人都觉得“心变得强大了”。

　　苏拉说，攀登和拍摄过程中，感觉最棘手的就是如何取得队员的信任。当他跟队员说要把大家拍进电影上院线，其实大家并不完全相信他能做到，也不是特别看好。于是苏拉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摄影团队安排好任务之后，去跟队员做各种沟通。

　　队员不是演员，他们的“出演”完全不可能重来。所以很多时候摄影团队必须提前出发去架机位，才能确保抓拍到所有过程。比如今天要过最危险的恐怖冰川，苏拉会先告诉大家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再告诉大家安全之下怎么做才能拍到最好的镜头。有时候，到了某个地方，为了拍摄效果，他会让大家先集中，再统一过镜头。但就会有人不想等、不配合，需要苦口婆心地沟通。

　　同时，苏拉会格外担心摄影师的安全，因为登山时的一个安全措施就是：大家用一条60米的绳子连起来，像一根绳上的蚂蚱，手牵手地过。但为了拍摄角度不致单一，五个摄影师只能脱离安全绳的连接，单独在不同的点位拍摄，相当危险。

　　苏拉直言，一个合格的攀登者，一定是一个负责任的攀登者。所有队员都知道，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家人负责、要对团队负责，还要对队长和组织方负责。而作为队长的责任更大，压力也非常大，要对所有人的生命安全负责，最重要的就是“所有人顺利登顶、安全下撤”。他告诉大家，每个人在山上都有提问的权利，但是没有决定的权利，在山上所有的决定权都在队长，一切服从队长，“我的判断来自20年的登山经验，我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登山这件事必须要相互理解、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才能一起完成。”

　　从俯瞰视角看攀登珠峰，成为这部片子的亮点。很多人都难以想象无人机在8千米怎么起飞的？苏拉介绍说，这些器材在极低温下背了五六天，谁也无法保证登顶那天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四个高山航拍队员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所有的器材他们都是24小时用体温保护，光是无人机的电池就备了三十多块，每天晚上睡觉时全放进睡袋里，翻身都困难。他们背着七八十斤重的装备，还要完成拍摄任务，每一步都更为艰难，“从小生活在雪山脚下，加上常年努力训练，他们才能够把这些镜头稳稳地拍下来。”苏拉自己有时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在零下40度的山顶，风那么大，竟然让无人机飞起来了。攀登珠峰这么多镜头拍下来，我们就只带了两架无人机过去，而且两架飞机都安全回来了，没有炸机，真挺神奇的。”苏拉说那几个镜头只几分钟，但真的很艰难，“我们必须把很大很厚的戴羽绒手套脱下来操作无人机，把它飞好，飞起来时航拍队员的手已经冻得不行了，那种情况最容易冻伤，我接过来遥控了一会儿，他就使劲戳自己的手，恢复了，我马上再还给他，最后他把无人机飞回来。很可惜，没有另外一个摄像机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后来才知道，无意中，他们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中国首部在8470米以上最高海拔完成无人机起飞航拍的珠峰电影。

　　经过恐怖冰川，大家一鼓作气攀上蓝色冰壁，爬过山体岩石断面的“黄带”，朝着世界之巅一步步靠近。中途遭遇暴风雪，人被吹得东倒西歪，而脚下就是悬崖。苏拉决定找个坡度比较缓的地方，用铲子挖出台阶，作为临时营地，吸氧、休整。再出发时快晚上十点了，天气依然不好，风非常大，队员体能消耗也非常大，每一步都在喘。

　　到达珠峰阳台时，一位女队员心跳加快，腿发软，抓起氧气瓶吸氧却发现氧气瓶坏了。幸好，正当她眼现绝望时，一名高山向导修好了她的氧气瓶。

　　冲顶时间比原计划迟了一些，但犹豫片刻，苏拉果断决定，为了避开山脊台阶“大堵车”，即刻开始冲顶。

　　珠峰上怎么会“堵车”？苏拉笑言，所有来珠峰的攀登者，攀登周期大都是四十多天，真正的登顶“窗口期”只有一周时间。所以，大家都会选择那一周里天气最好的一天登顶。加之2019年是历年珠峰的攀登人数最多的一年，所以他预判会出现“大堵车”。如果时间掌握不好，陷入“大堵车”，就很可能无法顺利登顶。苏拉抢时间登顶的决定，也是基于相信自己的高山向导有足够的能力保障队员安全。

　　因为预判准确，提前出发，他们成为2019年全球第一支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团队。当他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山顶，所有人都非常激动，“一路上很多外国人并不看好我们，但是他们没想到最终是我们第一个登顶。”苏拉和队员们一样感到自豪。

　　经历了珠峰生死攀登，每个队员都有不同的收获。苏拉想说的是：“好好活在当下，珍惜身边的一切。一个人一辈子可以不登山，但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大山。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中的珠峰队长。”

　　前不久，苏拉随着《珠峰队长》在各个城市点映，他注意到孩子们特别喜欢看这部电影后，也很动情地鼓励孩子们要有梦想，“你们现在是攀登学习的高峰，未来还要攀登人生的高峰，有机会队长希望还带你们去攀登真正的高峰。每个人都要有梦想，没有梦想的话，有可能我只是个背夫。即使走出了大山，我可能也没有信心带动更多的家乡人去攀登珠峰。有梦想才有希望，有希望才能改变自己、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