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秦商）文化系列 红色三秦

秦人（秦商）文化系列 红色三秦本站　　2021年是中国党成立100周年，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激励广大会员砥砺奋进，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特别推出秦人（秦商）文化系列活动

　　2021年是中国党成立100周年，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激励广大会员砥砺奋进，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特别推出秦人（秦商）文化系列活动。通过深度学习及发掘秦人文化，以线上线下形式开展新媒体宣传、秦人（秦商）文化大讲堂等活动，弘扬传统，增强文化自信，让广大会员及更多国人进一步了解秦人历史与文化——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商会将系列活动作为新的起点，以身作则，带领会员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弘扬秦人秦商正能量，以此献礼建党100周年。

　　本期特邀著名文化学者、秦商研究专家，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刚教授分享《是谁把中央红军导向了陕北——试论陕商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为我们讲述红色与秦商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如果陕西商人没有经营药材的传统和收集信息的经营作风； 如果1935年没有一位王姓陕西商人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兴办药材铺并兼营邮政所； 如果不是在这片药材铺买到一张《大公报》得知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确切消息，那么中央红军还会在漫无目标的黑暗中摸索，甚至会西向新疆，可能导致“西路军”的悲剧。 而有了陕西商人开的药材铺和邮政所，有了的战略慧眼，就一整个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历史进程，为党中央“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奠定了决策基础。

　　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是位于岷山脚下的著名城镇。 由于坐落在“哈塔川”，原名为“哈塔川”。 哈塔川的命名应与陕西人有关。 宋元以来，陕西量移居宕昌，哈达川又以陕西人为多，陕西人将事物不顺逆，不如意，称为“哈塔”。 又由于宕昌是古宕昌羌国的故城，羌藏语将“哈”读为“kā”，将“塔”读为“dá”，故哈塔川又称“卡达川”。 明代在哈达川设铺，以固守边防，故称“哈达铺”。 1938年，由于哈达铺夏秋季常发大水，疑为白龙江所患，又改名为“白龙镇”。 1964年国务院为突出红军长征纪念地，遂又改为“哈达铺”至今。

　　哈达铺位于西秦岭的延伸带，这里气候凉爽，土质松软，盛产560种野生药材，素有“药乡”之称。尤其是该地所产当归、大黄、党参、红芪，质优品高，闻名古今，曾是供奉皇室的“贡品”，亦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业。

　　哈达铺的居民，除当地土羌人外，大量是陕西移民。 宋元以降，陕西人不断移居哈达川，其中不少是商人。 南宋绍兴三年（1133）设“茶马互市”于宕昌，使哈达川成为茶马交易的重要场所，嘉泰三年（1203），“置互市于宕昌，故多得奇骏”，陕西紫阳、汉中所产之“汉茶”，经汉中、略阳、徽县、成县、西和运至宕昌，今宕昌县有明代留下的养马城遗址，分内城、外城，就是当年茶马交易时蓄马的地方。 马市繁荣，驮运茶斤，支应官差，致使不少陕西商人来到哈达川。 金灭北宋，宕昌人口锐减，南宋政府选蕃兵驻守边地，以陕西人为主，“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入陇为正式兵种。 又实行“屯田”召民垦种，其中不少是陕西人，乾道4年（1168）“罢关外（阶、成、西、凤）四川营田官兵，募民耕佃”，使陕西人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之一。 宕昌四大姓之一的陕西扶风人马堃家族，就是宋代定居宕昌的主要代表。 而明清以后长期管辖哈达铺的土司之祖马纪，原是陕西的一个货郎，元末从扶风移居宕昌陂头村，后被命名为土司。 乾隆《皇朝职贡图》载“元至正时，有马纪者为都指挥使，防守哈达川，遂家焉”。 今宕昌县政府的所在地就是马土司府第的遗址。 由于陕西量移居哈达铺，使哈达铺带有浓郁的陕西文化原素。 如哈达铺人善于烙“陕西锅盔”，当地人现在还叫“红军锅盔”，据说“毛主席吃了赞不绝口”。 又如“陕西凉粉”，现在哈达铺临街有一家“红军凉粉”小吃摊，主人叫周成才，我们调查时，他对我们讲，他大伯周尚仁说过“当年红军来到镇上，乡亲们揣上凉粉给红军吃”。 现今哈达铺红色旅游纪念品商店还出售陕西的土特产“虎头鞋”“白纸折扇”等。 同时，哈达铺人讲话，亦有大量的陕西土语，如“我们时赶（一起）走”，“立了着（立住了）”，“狗娃儿”，“找一个妇人家”等，《宕昌诗选》中有人咏叹宕昌的文化娱乐是：

　　进入明代后，陕西商帮利用明政府对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机遇在西部崛起。 而“西口药材”是陕西商帮长期垄断经营的传统项目。 西北山川峻，秦地无闲草。 陕原以西的广大西北地区，长河深涧，天苍野茫，水冽泉甘，尤以秦岭、巴山、鸟鼠、祁连首尾相连，浓荫覆盖，碧草滴翠，是各种中药材生长的天然环境，形成了陕西以秦岭为中心，甘肃以岷山为中心的两个药材集中产区。 其中岷山产区以所产大黄、当归、甘草、枸杞最为著名，据《陇右记实录》记载，“当年岷州大黄产360万斤，当归500万斤，甘草600万斤……每年由碧口出者一万石”。 这些使得陕西商人纷纷西上甘陇，在西北各地设分庄采购药材。

　　由于岷州是“西口药材”的主要产地之一，所以许多陕西三原药号在岷州设分号，坐庄收药。 如三原“聚盛东”药号，在岷州开设的分号叫“纪兴源”； 三原段玉华在岷州经营的药号叫“百汇通”； 德泰药店在岷州亦设有药号。 这些三原驻坐庄“一般规模都不小，资金5—6千元为多”。 他们贩运内地布匹、茶叶到陇甘换取药材，然后由过载行驮运三原炮制。

　　而哈达铺是“前山当归”的主产地，“当归年产500万斤，以岷乡为主要产地”，所以，岷州城里的陕西药号纷纷在哈达铺设“驻坐分庄”。据当地人何英（61岁，陇西人）回忆：“哈达铺商家以陕、晋、川人为主，其中陕西人占一半以上，占资本20-80%。山西人开的铺子只有一家，四川人是夫妻店，河南人是后来的，主要是经营铁匠铺。这个铁匠铺现在还在哈达铺下街”。何英先生还说：“陕西人生意做得很大，有‘万庆福’商号，三原人办的，收购药材，主要是当归、党参、大黄、黄芪；还有‘丁盛’号生意也很大。这些药铺收购的当归，在当地叫‘岷归’，发送陕西三原炮制整理后，叫‘秦归’，然后发卖全国”。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原馆长韩尔明也说：“毛主席当年住的‘义和昌’，是陕西人的店铺，由两间北房和十一间西南临街的旧铺面组成，均为平瓦房，当年为药铺”，“义和昌”斜对面就是由王姓陕商开的药铺“两间门面，米门板，漆黑檐柱，灰瓦屋顶”。由于以陕西商人为主的客商云集哈达铺，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由380家店铺临街毗连，长约980米的药材商业街。街上“大的字号就有10余家，每年经销当归70万斤”。

　　这些在陇甘经营药材的陕西药商，一般采取“驻中间，栓两头”集购、产、运、销于一身的“一条龙”经营模式。即在三原设总号，在药材产地设“购货分庄”，在销地设“销货分号”。坐庄收购的药材，由过载行运回三原总号整理炮制成“西口药材”，再发运各地销货分号批发或零售。各号为了及时掌握行情动态，均设有“走街”专门负责收集市场信息，如三原德泰药店在岷州设的分号“柜房有大柜、二柜、、走街等人员”，走街将收集的信息，由整理成“号信”经邮差或派专人传送给三原总号，总号靠“号信”收集的信息分析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行情动态，进行经营决策和调度。这就形成了陕西商人特有的“号信”制度。在这一制度运作下，陕西商人积累起善于扑摸信息的经营传统。这就是原红一方面军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带领侦查员先期去哈达铺，在邮政所门外碰到一个邮差，“邮差一边解释：‘这些都是做生意的老板向外发的信’”的原由。由于“号信”制度和长期形成的善于捕捉信息的经营传统，哈达铺又有那么多陕西药商需要传递“号信”和了解行情，办邮递业务应当是能够生利的项目。故当时哈达铺的王姓商人在自己办的药材铺中兼营“邮政所”，邮递各类报纸，并雇佣了一个伙计叫颜新民（81岁，尚健在），是由颜新民“亲手将报纸递给（毛主席）警卫员的（应为陈奉昌）”。

　　陕西商人收集信息的另一个渠道，就是陕西会馆。陕西商人崇敬关羽的“忠义”精神，各地陕西（包括山西）会馆都祈祀关公，故各地陕西会馆均称作“关帝庙”。哈达铺为汉、藏、回民族杂居地区，有娘娘庙，红军在哈达铺街上也刷有“红军不冲击清真寺”的标语，可见清真寺在当地是存在的，再就是设在哈达铺下街的“关帝庙”。由于哈达铺陕商云集，为了发展他们的贸易事业，“叙乡情，敬神庥，议商事，办公益”，他们共同投资修筑了哈达铺的“关帝庙”。这就是为什么哈达铺仅有关帝庙而没有别的商帮会馆的原因。据哈达铺关帝庙管理人员何寿考（60岁，其母亲是陕西富平人）老人介绍：“哈达铺关帝庙是明代崇祯年间修的，中间翻修过几次，最后一次是2002年，由宕昌县政府主修，连庙里的彩绘都是请陕西宝鸡的工匠承做的”。哈达铺关帝庙由山门、戏楼、庭院、拜殿、右左厢房和大殿一组建筑构成，这与陕西商人在各地所设会馆并无二致。尤其是戏楼下的庭院，宽畅开阔，是当时陕西商人每年阴历5月13日关公诞辰过会看戏的地方，应该也是后来毛主席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的地方。关帝庙是陕西商人聚会议事之地，庙会期间，陕西商人集聚一堂“岁以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脯，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又是彼此传递信息的极好机会和场所。

　　历史是无数偶然性构成的必然性过程。1935年，哈达铺所在的西秦岭，作为中华民族的龙脊，昂首龙盘，为迎接红军“龙种”做了历史精神的准备；而陕西王姓商人所办的药材铺和兼营的“邮政所”则在微观上静静地等待着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的到来。

　　1935年9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走出人烟稀少的川西地区，突破腊子口天险，来到岷山脚下。为了摆脱前此“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盲目性，为红军指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主席要求红一军团去哈达铺侦查敌情，筹集粮食并“找到点精神食粮”。左权参谋长遂派梁兴初等于9月17日先期到达哈达镇，在守军鲁大昌部的镇公所和邮局旁旅馆的客商手中搜集到一些报纸，有《山西日报》、《西京日报》等，上面刊有陕北红军的消息。看了以后高兴地说：“我的妈呀！要成功了”，让聂荣臻速将报纸给毛主席送去。这应是毛主席看到陕北红军消息的最早版本。

　　1935年9月20日，毛主席率中央纵队进驻哈达铺。据毛主席警卫员陈奉昌将军重返哈达铺时回忆：“毛主席一到哈达铺，没进宿舍，就到他住的义和昌药铺斜对门邮电所去找报纸，发现一堆报纸，马上让伙计颜新民将报纸递上来，拿到柜台上，将有用的选出来，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1935年9月12日天津《大公报》，那上面从反面登载了陕北刘子丹红军和根据地比较详细的消息。然后让警卫员付了钱，带回他的住所”[25]。此间，张闻天也找到了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天津《大公报》；谢觉哉上茅房时发现有陕北红军消息的《山西日报》，让彭德怀交毛主席；周恩来的卫生员陈诗林也从伪公所找来《大公报》交给毛主席。应当说，从9月20日至22日两天时间内，有登载陕北红军消息的不同报纸密集传递到毛主席手中，使毛主席可以慎密判断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和制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案。而在这些报纸中，对陕北红军及根据地报道最为详细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天津的《大公报》，从部队的番号到活动区域，再到大致人数都有详细登载。张闻天在哈达铺利用报纸消息写了一篇《读报笔记》，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时间是1935年9月22日，刊登在1935年9月28日《前进报》第3期上，文章开首写道：“天津《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运动”，然后引用《大公报》1935年7月23日、29日、31日，8月1日的消息，分析陕北红军的活动和中央红军去陕北的决策，这是当事人76年前所述，应当是真实、准确和有权威的说法。

　　在此期间，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大公报》的消息后，去找当时随军长征的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神木人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及陕北红军的具体情况，又找彭德怀，找，为红军落脚陕北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

　　1935年9月22日上午，毛主席在他住的陕西人“义和昌”药铺召开中央会议，会上毛主席手持《大公报》，指出陕北23个县，全有红军和游击队活动，刘子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3个师，万多枝抢，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强兵三千，已转移到陕甘边界。从而改变1935年9月12日在川西俄界会议上做出“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甚至“被打散去白区工作的想法”，做出了“到陕北去，找刘子丹去”的重大决策，为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至关紧要的决定[28]。因此，红军长征，瑞金是起始点，遵义是转折点，哈达铺是定向点，陕北是落脚点。是陕西商人向导着党中央，将中国的大本营安放在了陕北，这就是陕西人与红军的缘分。哈达铺也因此而永标史册。

　　1935年9月22日下午，毛主席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感谢的报纸，为我们提供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亦决定将红军整编为“抗日陕北支队”，先期奔赴陕北。在会上毛主席充满的说：“同志们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从而奠定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为红军“落脚陕甘宁，走向全中国”迈出了最坚实的步伐。1935年9月23日，红军离开了哈达铺，走上了通向陕北的发展道路。

　　哈达铺的陕西商人为红军走向陕北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消息，红军在哈达铺的历史活动和毛主席做出的“到陕北去，找刘志丹去”的重大决策，为红军长征指明了新的方向，改变了红军长征的发展路径，也整个加快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为我党开辟 “北上抗日”新局面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红军在哈达铺得到了长征以来第一次有效的休整。此前红军长期在贫困的川西地区活动，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缺吃少穿，雪山草地，杳无人烟。由于哈达铺是红军翻雪山后碰到的“第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又语言相通，因此“全军上下，不论官兵民工，一人发大洋一元”，红军部还专门发文件“让大家吃得好”这八千银元大部分花费在哈达铺。因为1935年10月22日在陕北会宁会师时，红军只剩下两千银元，连前来迎接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都很吃惊。可见，至少有六千银元是在哈达铺花费掉的。而当时哈达铺1银元可买5只鸡；或100只鸡蛋；2银元可买1只羊，5银元可以买1头肥猪。6千银元如果换算成鸡，可以买30万只鸡，或600万个鸡蛋，或3千只羊，或6百只猪。一个小小的哈达铺，一下子拥塞了八千人，而且手里握有8千银元，那是多么巨大的市场购买力量，所以“哈达铺的商人可走运了，生意兴隆，有什么都卖完了，利市三倍”。时任叶帅作战参谋的范希贤将军就回忆说：“他曾去镇上的药铺抓过中药”。贺龙警卫员周龙将军说：“我用所发的一块大洋买了四个大白面饼子抱回来”。当时哈达铺有红军说：“我18岁了，除了我姐姐出嫁那年吃过鸡，当了红军才有鸡吃”。正如空军参谋长王宝烈将军回忆那样：

　　其次，红军达到哈达铺，既摆脱了军队的重重围剿，获得了充裕回旋的余地，可以顺利的实现空间上的调整与转移，寻找到了到陕北去北上抗日的捷径，节省了与军队对峙和纠缠的时间。而且，到陕北与刘子丹等的红军汇合，也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央红军奔赴抗日前线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红军到达哈达铺，又为中央红军摆脱张国焘主义的威胁提供了条件。毛尔盖会议后张国焘固守四川，巨大的分散了红军的力量，率领的中央纵队仅有八千余人，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有5万余人，尽管有朱德等同志随同并与之做艰苦的斗争，但他们的主义仍然对党中央构成事实上威胁。中央红军转向甘陕，就最终摆脱了主义的压迫，使党中央可以安全而顺利的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其三，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讲，红军到陕北去，是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回归。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祥之地，秦岭是华夏民族的祖脉，“更喜岷山”将红军的命运与秦岭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使红军不远万里回归到了自己的故乡。因为，湘赣地区的汉族，基本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迁徙到南方的中原汉族后裔，大多是黄帝姬姓和炎帝姜姓的后代。红军回到秦岭，来到陕北，就回到了民族的历史原点，恰如远出的孩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又一次获得了发展的强大靠山和根据地。这种历史的轮回，被以后中国党的胜利实践所证明。

　　读懂了这一段历史，我们才能解读《长征》诗中，在“大渡桥横铁索寒”紧张和萧杀的氛围中，出现的“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轻松与愉悦心情的描写。感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转换。

　　以史为鉴，可以证人。今天我们也处在从建设富裕文明国家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处于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节点。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党的历史，对于认识新时代新形势新格局新观念的大变局，有理论和历史的启迪作用。

　　李刚，男，汉族，陕西蓝田人，1953年4月出生。著名文化学者、秦商研究专家，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特聘专家，陕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高校思想理论教育首席专家、陕西省委组织部特聘教师、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专家、西安市委理论宣讲团专家。

　　中国商业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中国会馆文化做出巨大推动作用的贡献者之一；2013年被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会推举为“南木北李”研究体系的北方片学术带头人和陕西省茶马古道研究会会长。2007年以来任陕西商秦商联合会总顾问、2017年任西安市西商联合会总顾问、陕西省茶叶研究会名誉会长。

　　在教学方面1999年荣获陕西省教委首届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荣获陕西省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教学研究主要成果有：1．陕西省高校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任第一副主编，该书曾荣获航空航天部优秀教材一等奖（1999年），国家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2002年）。2．全国职教学院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主编。3．陕西省三本院校统编教材《经济学基础》主编。

　　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从事陕西经济史和陕西商帮史研究。主持国家级4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2项，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0项，西北大学重点科研项目6项。出版专著49部，其中《陕西商帮史》获2000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发表论文300余篇。

　　2011年入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所讲专题《中国传统商人诚信文化传奇》，是西部地区第一个上百家讲坛的专家。出版的散文集《梦中妈妈的菩提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被共青团中央评定为2011年全国青少年推荐书目。还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陕商寻根》的主创人员之一和央视国际频道百集纪录片《不忘乡愁》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同时还是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文化种子论坛”主讲人之一和2016、2017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专家组成员。2017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专家组成员，2016年获得“第三届西部十大风云人物”经济学贡献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