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间文化——“陕北民歌”

陕西民间文化——“陕北民歌”本站　　陕北民歌是陕北地区的传统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

　　陕北民歌是陕北地区的传统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场歌。信天游分为高腔和平腔。这些自成体裁又各具特点的传统民歌，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苦乐和爱憎，并且当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时候，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各种体裁具有了新的意义。

　　2008年6月，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申报的陕北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东临西晋，南抵铜川，西接宁夏、甘肃，北至内蒙，这里自古战争频繁，以至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长年累月形成了如今千沟万壑的地貌。陕北人在这样生存环境下却养成了乐观豪迈、勤劳勇敢、老实淳朴的性格，陕北民歌就是这样一种千沟万壑的高原地势与陕北人厚重纯朴的情感碰撞的产物，是陕北人民生活的反映，是这一地区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是千千万万劳动群众集体创作的一部生活的史诗，也是一部争取自由、追求幸福的心灵的呐喊。

　　陕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战乱不断，人口流动性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陕北民歌又具有西北区域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痕迹，同时也改变着这个地区的民族心理特征以及文化艺术审美形式。

　　正是这种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点，逐渐形成了陕北浓郁的文化背景，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才形成了陕北民歌这种独特艺术表现形式。

　　陕北民歌的起源，源于陕北历史的变迁。“陕北”顾名思义就是陕西省北部地区，泛指延安市和榆林市。民歌是最简便的艺术形式，它随着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

　　在历史上，陕北、河套地区一直是中原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争掠地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艰难并存。

　　蒙元政权失败以后，华夏民族基本实现了一统。明朝时期，政府多次组织从晋西、晋中、晋南以及南方人口密集地区向陕北移民，由于移民中以晋地人居多，便使陕北形成了以晋语系为基础的语言。晋语系以强大阵势占领了陕北高原，同时也带来了以晋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

　　明朝移动使陕北地区人口大量发展，各民族文化在这里融合，秧歌、道情、说书、二人台、榆林小调、民歌等与当地文化的交流，形成的独特的陕北民间艺术。明末，当地人民生活悲苦，民歌便于抒情达意，不拘场合，民间利用这一形式反映生活，反映社会。较为原始的反映陕北人民劳动生活的信天游山歌，如《脚夫调》的曲调只有三个音。

　　清末，民歌表现形式逐渐成熟，形成了一定的曲调。曲牌，一直流传下来，明末农民起义在陕北暴发时期产生了《迎闯王》，再如《调兵曲》反映了清代顺治五六年间，满清政府回民起义的史实等歌曲。清朝中期，政府对长城沿线和河套地区的土地进一步开放，吸引了陕北各县大批男子汉北上打工贩运，形成了“走西口”运动。在与家乡离别，和路途的艰辛中形成了大量“走西口”民歌如：《走西口》《赶牲灵》和《泪蛋蛋抛在沙嵩嵩林》等。

　　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寄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陕北民歌由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长期处于非正式的文化成分，真正把陕北民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来收集、整理和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始的。陕北民歌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启动时期、发展阶段、停滞时期和丰富腾飞时期四个阶段。

　　悠久的历史赋予陕北丰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风格粗旷洒脱、率直真诚、热情大方等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陕北民歌。它的艺术魅力就存在于词和曲两个方面,是音乐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和谐统一。

　　陕北民歌中的代表曲目主要有《东方红》、《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刨洋芋》、《绣金匾》、《黄土高坡》、《三十里铺》、《绣荷包》、《想亲亲》、《南泥湾》、《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黄河船夫曲》、《九曲秧歌黄河阵》、《秋收》、《翻身道情》、《兄妹开荒》、《圪梁梁》《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