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黄河文化价值的思考

陕西省黄河文化价值的思考本站　　陕西地处黄河中游，自然环境优越，是古代文明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陕西地处黄河中游，自然环境优越，是古代文明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根植于黄河滋养的这片沃土，聆听了西周礼乐的典雅，亲历了大秦一统，见证了大汉的恢弘气势，承载了隋唐盛世的雄壮，形成了以中心四方和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礼和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观。陕西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全景展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信和动力的源泉。

　　早在距今100万年到5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此繁衍生息，公王岭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此后陆续发现的“大荔人”“黄龙人”等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古人类化石及遗迹，对探索中国古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见证整个南洛河流域由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反映了旧石器时代聚落考古及古人类从山区到平原地区迁徙过渡。

　　在距今8000年的亚洲东西两端率先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渭河流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区之一，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彩陶的地区。从距今约8000年的老官台文化，一直到仰韶时代晚期，历经3000多年，成为中华大地上独特的文化景观。这里是彩陶文化发展序列最为完整的区域， 渭河流域彩陶这一发展与传播历程，是彩陶文化或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有力证据。

　　半坡文化彩陶鱼纹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鸟纹都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发展成两种花卉纹饰。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后者称为菊科和蔷薇科，认为它们就是华夏之花。伴随着花瓣纹彩陶的不断传播，庙底沟文化与周围同时期的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以“礼制”为核心的人文观念初步产生，并且以彩陶为载体，逐渐影响周围地区。在各地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之中，华夏文明开始不断地走向统一。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格局，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共同体。

　　伴随着生产工具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水平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社会出现分化，文明曙光初现。华夏族群逐渐形成，是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开端。黄帝与黄河之黄同为五色之一，黄河文化是为黄帝及其后人所缔造。陕西的黄帝陵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之地，体现了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和谐振兴的中华民族精神，并传承至今，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延安芦山峁距今约4500年的遗址中发现目前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中轴线对称式四合院建筑遗存，并为后续文化所继承，可视为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周时期宫殿建筑的重要源头。

　　神木石峁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考古研究表明，石峁文化已经跨入了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对于重新描绘公元前2300年前后华夏沃土上“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此时，中国人类早期文明的曙光已经照耀着黄河两岸，装扮了中国广大区域灿若星河的史前文明的天空。

　　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夏、商时代就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礼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从“事神致福 ”的宗教仪式变成了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

　　周礼成为覆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准则，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和乐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文化制度。周人以此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想，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基础。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大一统”观念是“天下”观念的延续，发端于先秦诸子百家，成熟于秦汉之际，并最终成为塑造中国文明基体并关联中国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思想。 “大一统”的内核是“秩序的实现”。这是先秦诸子认为天下可以实现大治的关键。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则是政体层面对理念的践行。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出土于宝鸡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铭文原文为“宅兹中国”。 体现了周人对于当时地理空间的认识，“天下之中”“中国”的观念，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大一统”理想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实现的，他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废分封，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驰道、蜀道、大运河等，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秦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逐步在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认同。影响了此后2000多年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长远的历史意义。

　　儒家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思想体系。汉朝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以“仁、义、礼、智、信” 建构了一整套完整的儒学理论。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

　　儒学制度化有利于大一统政权思想建设的需要, 适应了汉代以来统治者构建政权合法性和威权的现实需要,引领了此后中国长达2000多年理念和社会风尚的转变， 构筑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共源， 促进了社会公共交往的有序进行。

　　从北宋到清末，儒学的重要学派——关学在陕西诞生和发展。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堪为儒学的文化纲领。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延续了800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

　　都城与陵寝都是礼制建筑，是不同时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不同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核心价值观的承载者。体现了从血缘向地缘，从王国到帝国文明的演进。

　　汉长安城是时代最早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都城布局的实例。隋唐长安城在北魏都城的基础上，奠定了古代都城东西对称、南北向中轴线的都城布局。丹凤门遗址和含元殿遗址考古加深了对宫城在都城中的重要地位及大朝正殿在都城之中的“居中”“居前”“居高”特点的全面、深刻认识。都城和宫殿为代表的礼制建筑折射出“天”“地”及儒家思想、宗法理念，这些都被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所继承。

　　战国后期，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开始出现从王国体制到帝国体制的根本性变化，流行2000年之久的集中公墓制开始被独立陵园制取代。秦始皇陵园已经完全具备独立陵园制正式确立的标志。在独立陵园制的发展后期，“汉文明”的确立与巩固使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成熟性。

　　都城和陵寝制度的出现、确立、发展、简化、复兴和传承无疑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更是象征着各个时期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构架，间接投射出从王国到帝国君主、中央集权制的螺旋上升式演进。其发展脉络中呈现出的多样性是由各阶段社会治理体系中各自的独特性所造就。

　　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亦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始发站。公元前138年的汉代，汉武帝在长安城未央宫定策，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前往西方的官方通道，开启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时代。丝绸之路不仅将中国人的视野延伸了几千公里，而且不再困于传说的迷雾之中。

　　中国开辟丝绸之路的价值不仅在于拓展了交通路线，更引起了中原华夏文明由此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大大延伸了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

　　三秦大地出土的无数精美文物，是千年以前的世界观照，使我们体悟到当时胡汉相融的盛世，惊叹外来文明的时尚。在“丝绸之路”命名100多年来，最初的历史概念已被真实的历史遗产所印证，它最终形成了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观与相对平等的交流方式，促成了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长久的互动。

　　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农耕文明。从远古时期开始 ,陕西黄河流域华夏先民在这片沃土上生息繁衍,辛勤劳动,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化,最早的“天府之国”，指的就是八百里秦川，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新石器时代北首岭、半坡、姜寨、泉护、下孟村遗址均发现粟的遗留，证明远在6000年前，陕西就开始粟的栽培和种植，并逐渐传播到黄河下游。半坡遗址曾发现碳化的菜籽，经鉴定属于白菜或芥菜种子，表明蔬菜种植历史有6000多年。而周祖后稷更是已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象征。

　　公元前246年秦国兴建的郑国渠，是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它首开了引泾灌溉之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发生着深远的影响。秦以后，历代继续在这里完善其水利设施，滋润着千里沃野。

　　黄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的摇篮。延安是中国圣地，是继井冈山之后星火燎原的火种发祥地和培育地，红军长征到达了延安，的火种从此在黄河流域呈燎原之势。在这里不仅孕育了新中国， 同时孕育了一种时代精神， 这就是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结晶，是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延安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一道，是中国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陕西为东西文化交流和农牧文明交错之地，是河湟、河套和中原文化交汇之地，中华民族的祖先们，不断交流融合，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黄河文明。

　　2015年，习总来陕视察时指出，黄帝陵、兵马俑、延安宝塔、秦岭、华山等，是中华文明、中国、中华地理的精神标识。这是对陕西源远流长文化价值的最好评价。

　　我们应该深入发掘黄河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讲好陕西“黄河故事”，延续黄河历史文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本文参考了苏秉琦、刘庆柱、葛承雍、段清波、王炜林、孙周勇、马明志等诸先生研究成果，囿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在此表示衷心感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