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真正的教育不是压抑自我去实现所谓的成功

专访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真正的教育不是压抑自我去实现所谓的成功本站　　上纽大校长俞立中与共和国同龄，他格外真诚地寄望于“让孩子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培养他们成为一群拥有充分选择权和有能力走好所选道路的人”——　　春耕在即，地里急需施肥

　　上纽大校长俞立中与共和国同龄，他格外真诚地寄望于“让孩子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培养他们成为一群拥有充分选择权和有能力走好所选道路的人”——

　　春耕在即，地里急需施肥。知青们将一铲一铲牲畜粪便与化肥、泥土的混合物，不断塞入搅拌机一头。机器另一头，条状颗粒肥被挤出，等晒干后就可供播种时使用。工程量大，时间紧张。机器的轰鸣声中，人人埋头干活，无暇他顾。简陋的搅拌机不断因为堵塞暂停。俞立中急起来，他手持一根木棍，捅入搅拌机，想捅开堵塞物。但停滞的机器，骤然重启。俞立中只觉右手触电一般，麻了一下。低头一看，木棍的前端被运转起来的搅拌机顺势“吃”了进去，一起被“吃”掉的，还有他的手套头。俞立中摘下残余手套。他右手两根手指的上半截，消失了。

　　整个连部只有一位卫生员，没法处理这如此重大的伤情。知青们用一台拖拉机把俞立中送到农场总部医院。当天值班的，只有一位眼科大夫。医生刮掉俞立中手指骨头里残余的粪便和泥土，把看上去还有希望的右手食指断指缝上。但右手那截中指断指已血肉成浆，无处下针。医生让俞立中吊了两周的抗生素。每一晚，他都疼得汗流浃背，只能绕着病房徘徊，片刻不能合眼。

　　等他探亲假回上海，已近1977年春节。经瑞金医院大夫重新手术后，俞立中右手的红肿情况才慢慢缓和。他带伤回到农场。农场的领导们在会议室召见了他，告诉俞立中，“你可别想离开。你在长水河的坟地，我们都已经帮你看好了。”俞立中甩门而出，一路走到田埂尽头，望着苍茫四野，无人可诉，最后对着天与地放声而歌。

　　曾经，俞立中和他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的整个青春期，没得选——想升学而不能，想返城而不能，想择业而不能。谁也难料，就在他受伤的这一年秋天，“”结束。两年后的1978年9月，俞立中抓住恢复高考的机会，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在知青返城高峰来临之前，他离开农场，回到上海，开启人生下半场的奋斗。

　　受惠于时代的转折，俞立中才能奋起一跃，改变被固定的命运轨迹。但失去的那一截中指，永远失去。一如俞立中在黑龙江度过的9年青春，再不会回来。也许，正因如此，在成为教授、博导并先后担任3所大学校长的这些年里，俞立中一直致力于为今天的青年人创造一种权利，一种他曾经没能得到，但因为最终得到了而更知其可贵的东西——选择的自由。

　　俞立中：回去过。2009年我们回去看时，那里已经城镇化了。各分场的干部、职工都搬到总场的楼房居住。现在农场的工人是开着汽车上班，到原来分场的农机坪，开了拖拉机下地干活，下班再开汽车回家。农场的作物产量也提高了。我以前所在连队老连长的女儿说，如今家里承包了几十垧地，一年收入可以几十万元，和我们当年下乡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当年所在的农场十队，几百号人要管几千垧地。但农机数量有限，有时下雨，拖拉机和康拜因（谷物联合收割机）下不了地，劳作全凭人力。有一年我们遇到连绵大雨，全队的人拿着小镰刀下地割麦子，十几个小时在麦田里弯腰割麦，实在干不动了只能跪在泥泞的地上继续割，但即便如此，还是只能收割很小一部分。至于康拜因，要等天冷下来，麦田冻住才能下地收割。但大家太心疼粮食受损了，只能抢一点是一点。

　　那时候大家年轻，两百斤左右重的小麦或大豆，一个青年能扛在肩上走窄窄的跳板到两三层楼高的粮仓顶，再倒进去。一年四季，我们没有一刻停歇，从抢运麦包到去救山火，从夏天锄草到冬天上山采石伐木。很可惜，几年下来，把山里的大树都砍了。为了体现学大寨的精神，曾经把一块地的土刨起来，运到另一块地里去当肥料，说是可以增产的。但实际上，到了春天，下面翻过的土开化了，上面搬过来的土却还没有化开，只能把冬天运到地里的“肥料”搬走。如此这般的苦干、不断付出，多少知青的热血、汗水甚至生命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今天的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和科学化才是真正的出路，而不是我们当年那样的瞎折腾。

　　俞立中：有了这段经历后，我可以坦然面对此后学习和职业生涯中遇到的任何艰难和挑战。每当我遇到烦恼时，只要想一想在黑龙江的经历，就觉得眼前的困难都是小菜一碟。

　　在农场的10个年头，让我了解到中国农村社会。中国之大，地区差别很大。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社会群体的生活、生产和文化状态有了感性的和理性的认识，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我之后的生活。1985年，我在华师大任职期间，得到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的机会，之后在英国又有5年留学经历，让我对世界多元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理解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碰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不同途径。我把这两段经历称为我的“土插队”和“洋插队”。

　　我在农场时，什么苦活累活都抢着干。我曾在十队当一把手，1971年到1974年，连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每次我都被推荐，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到了1974年，我25岁，是适龄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被推荐上同济大学，为了等候入学通知，没能回上海为祖父送终。但后来，其他人得到通知都走了，我却被告知不在名单上。每一次落选，对我的打击都很大。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已经超过25岁了，不在报名范围。半年后高考报名全面开放，我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自学了高二、高三的课程。

　　夜里我在蚊帐里打手电，看一会书本，把知识点和习题记在心里，然后关掉手电，躺在炕上默默琢磨。早上出工前，把公式记在手上，一到休息时间，就打开掌心看。1978年黑龙江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有十几万，省里组织了初试，选了6万名考生参加全国高考。我以黑河地区理科初试第一名的成绩获得高考资格。到了高考那天，我们坐着卡车，颠簸了2个小时到考点，下车后头昏脑涨，还没缓过来就开始答卷。中午就着井水吃两个馒头。晚上借宿老乡家里，几个男生把穿在身上的棉大衣一裹，并排挤在炕上睡。

　　当时我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过的很不容易，但当时有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要知道，年轻人看不到前途是很痛苦的事。下乡时大家还年轻，随着年龄的增长，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但当时的情况是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想走又走不了，处处受限。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不仅给了大家一个继续学习的机会，也给了当时无数像我们一样对命运感到迷茫的青年一个把握未来的机会。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时代，我想，改革开放真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解放思想，才能转变观念。于国家，才会有各种政策措施推出；于个人，才会有行动、有探索。

　　上观：现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上海地区大学毛入学率不低。大部分家庭对子女教育都倾其所有创造条件，很多家长从孩子读幼儿园起就规划未来要读什么大学，带着孩子从小游历世界的家长也不在少数。但反过来说，如今的青年一代，可能很难再有您和您的同辈当年那种强烈的用知识改变命运的自发冲动。在这个背景下谈高考、谈高等教育，对如今的青年意味着什么？

　　俞立中：前一段时间，上海的一所中学组织高三学生到上海纽约大学来参观。我和这些高中生交流的时候，就问这些孩子：“你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没有吱声。

　　也许，一些学生有相当明确的当下的目标，比如“我爸爸妈妈要我考上名校”“我想读热门专业，因为将来赚钱多”等。但考上名校意味着什么，赚钱意味着什么，毕业后要过怎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称得上是有意义的？今天的高中生是否认真想过？

　　其实，这反映了孩子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折射出我们目前教育中的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孩子们不断上课、接受考试、选拔，考各种证书，按照家长的意愿学习才艺，但做了这些事，是否就算达到教育目的了？一个没有自己想法的优等考生能否适应社会的需求？我想未必。人之所以为人，一定有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人生目标，不是为了应对考试；能否胜任考试，也不是衡量一个人优秀与否的标准。

　　目前的教育的问题之一，较多地强调了其功利性的一面。对此，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反思，全社会也要反思。社会包括企事业单位的用人标准以及对人才的认知和选拔等，都在传递一个信息：考试的分数和名校的文凭代表了成功。这样的观念也导致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化。

　　今天的孩子也许不会有我们当年改变命运的强烈冲动，但今天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有了解自我、实现自我的巨大渴望。真正的教育应当引导他们实现自我，而不是压抑自我去实现所谓的成功。人才不是教出来的，需要的是引导。我认为，真正的教育能让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让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俞立中：教育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年间，没有今天这样的学校，也没有考试，更没有排名，更多的形式是师父带徒弟。如孔夫子对学生“因材施教”，或者如苏格拉底对柏拉图，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进行的循循善诱的谈话。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我们有了学校这样的机构，有了班、级这样的概念。教育形成了规模，有了培养学生的规范，教学考核一刀切，不再因人而异。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模式和选拔机制，更多强调了统一规范，而忽视了个体差异，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我相信，在信息化时代一定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我认为会在三个方面发生。第一，教育均衡化发展，意味着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均衡化，但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学生个体也是有差异的，真正的均衡发展需要有多样化的培养模式，才能满足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教育质量的提升，需要符合时代发展的特征，不仅是知识，更需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培养合作精神，提高综合素养。第三，个性化发展，改变单一的评价标准。

　　信息化时代，大家对教育的理解会发生变化，学习方式会发生变革，学生培养模式也会有创新。这里所讲的创新，不一定是一种模式推翻另一种模式的创新，而是指在现有模式之外，提供更多培养模式，实现培养模式的多样化。

　　上观：您历任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后来又被聘为上海纽约大学的首任校长。参与创办一所中美合作大学，是否也是您试图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外，提供一种新的培养模式？

　　俞立中：上纽大成立至今已六年了。今年2月，我们刚刚为服务学校五年及以上的教职工颁发了奖状，表彰大家为学校做出的贡献。这六年来，我们全体师生是在无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从一开始家长和学生对学校的好奇观望，到今天——2019年我们将招收450名本科生，一共收到16750份入学申请，较去年增加25%，申请人数连续4年增长。申请的学生来自全世界149个国家及地区，其中中国学生申请人数超过2900人，来自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国的孩子向往上海纽约大学的多元文化环境和培养模式，而国际学生则表达了了解中国的强烈意愿，他们希望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学习和生活。应该说，学生们的愿望也应了我们合作办学之初心——“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

　　我还记得，2006年，我第一次到访纽约大学，在和纽约大学时任校长沟通时，他说了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大学教育不应该建立在单一文化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要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从不同文化视角去看同一个问题，了解不同的观点，完整地理解这个世界；要让我们的学生在大学4年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沟通交流和合作，这是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

　　上海纽约大学占地面积很小，我们的教学活动目前就在世纪大道的这幢楼里，但我们包容的格局很大，中国学生和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同学共处一室，他们同堂学习，也互相从对方身上认识异国文化，学会沟通、共处、合作。本科期间，学生们前两年在上海学习，大三时可以在纽约、阿布扎比以及纽约大学遍布五大洲的11个海外教学点学习，毕业后能同时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颁发的书。在这里，中外学生不仅收获了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拓宽了全球视野，提升了跨文化沟通、交流、合作的能力，成为连接世界和中国的一代年轻人。我们既不简单地照搬国外的范式，也不走传统大学的老路，希望通过优势互补，为学生提供不一样的学习和发展模式，从而影响基础教育的变革，改变社会公众对于高等教育的认知。所以，我们的关键词是“探索”、“改革”、“创新”。

　　举个小例子。过去我们在考虑校园建设时，往往是从院系的需求出发，学校管理者关注的重点是需要多少面积的办公室、实验室、教室。上海纽约大学的布局规划则是从学生发展需求出发，把服务学生的部门和场所设在最方便、最显眼的地方。教室的桌椅可以随意组合，老师可以按自己的教学理念更改教室格局；大楼内有很多公共空间，满足学生自习、讨论、交流、休息的需要。这些变化我曾经尝试在华东师大推动，却有诸多不易。现在的上纽大是一个提倡互动融合的校园格局，只要你走进来，就能直观感受到我们的教育理念，什么叫“一切以学生为中心”。

　　另一个例子，涉及学生隐私权的保护。学校制度规定，若无学生授权，不能对学生家长透露其子女的成绩。曾有家长质问。作为中国人，我很理解家长心情，但还是耐心作了说明。为此，我们在入学之初就向家长强调了学校制度，要求家长和学生本人沟通，双方签署授予知情权的协议。这样的做法也许会有争议，但背后是学校的教育理念，作为一个成年人，学生要学会对自己负责。

　　在我们学生的身上，已经能看到学校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取得的成效。上海纽约大学已经有两届学生毕业。他们并不按世俗标准去谋求所谓优秀完美的人生，而是尊崇自己的内心。毕业生中，既有选择从事商务服务业、教育、资本市场服务等领域工作，也有放弃光鲜职业，去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区当支教老师；既有选择去美国常青藤大学深造，也有为了心仪的学科领域，选择了其他一流高校。不少外籍学生选择在国内一流大学读研，或在上海本地企业工作，他们未来能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中国通”。

　　我曾经看到过一段话：“我们身处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很可能去从事一份目前根本不存在的工作，使用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技术，解决我们从未想到过的问题。”当年我看到这段话时并不以为然，如今感同身受。做父母的，总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我想，这份最好的东西，不是指具体的钱财或者物质。我们这代人，曾经身处一个没有自主选择权的时代。我们让孩子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应该培养他们成为一群拥有充分选择权和有能力走好所选道路的人。

　　未来的教育，包括合作办学本身，也应该有各种模式的探索，而非走单一的道路。毕竟，多拥有一种选择，就能多释放一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