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站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亲自倡导，并在中央局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于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进行的一场特殊的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亲自倡导，并在中央局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于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进行的一场特殊的运动。这场运动，不像“文化大”那样轰轰烈烈，牵涉面也不像“文化大”那样广，用的话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洗温水澡”。但是，这一搞数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对新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主义教育”一词，是最早提出的。但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经历了教育内容不同的几个阶段。

　　由于农村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不合理的现象，1956年秋收后，不少地方发生了农民“闹社”“退社”的情况。到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区的农民，搞，闹缺粮。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农民中间出现这一情况，与不同。对待农民，也不能像对待一样，而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在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提议，要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锋芒主要是针对富裕中农，对他们进行一次说理斗争。根据的这一提议，1957年8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按此指示精神，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问题，是让农民分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好，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好的问题，是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和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的问题。

　　庐山会议后，针对农村中出现的认为富裕中农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的思想，再次提出要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进行中发现，农村干部中强迫命令、虚报浮夸、多吃多占、多记工分等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他决心解决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于1961年11月发出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重点是纠正“五风”，改造坏人当道的“三类队”。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出于对中国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判断和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又想起此前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他要再次运用这个经验。这一时期，在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意见，主要是田家英、邓子恢提出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意见。对所谓“单干风”最为敏感。1962年7月18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单独同杨尚昆谈话时，对“单干风”表示了强烈不满。他问，我们“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天，在中央局会上把这一问题正式提了出来，但没有点名批评人。7月20日，在同各中央局谈话时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 认为，之所以有中央一级的干部能提出这一意见，根子在于农村中有一股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势力。他坚信：中国农村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1962年8月2日，在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明确点出了这一问题。自从这次谈话后，就一再宣传自己对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看法。他在8月3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线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线日在同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李葆华等人的谈话中，强调得更加明确。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周游”了全国一遍，又找许多地方谈了话，感到中国不能搞包产到户，不能搞单干。一这样搞，“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现在在农村，“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他还说，现在“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是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类似敌我矛盾”。

　　的上述认识，对中央其他，对地方各中央局的影响极大。当时中央主要也拥护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在8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各中央局委员也肯定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很及时，很深刻。这又反过来加深了对中国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在会上，把阶级斗争问题提得更高、更严重。会上中央其他的发言，都赞成的讲话。正因为大家意见统一，八届十中全会的报告中，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了完整的表述。对于中国的阶级斗争问题，当时特别看重的是农村阶级斗争。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后，经提议、中央决定：要在全国城乡，特别是农村，搞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后，各地党委按中央的指示，忙于经济调整，忙于抓生产，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可以说，绝大多数省委没有抓这件事。

　　本以为，中央关于在全国城乡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下发之后，各地就会陆续报上来一些情况汇报材料或者经验材料。不料，一直到1962年底，各地一份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报上来。感到奇怪。他决定自己亲自下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962年底至1963年初，先后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所到之处的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话中，不出题目，只让各省委负责人自己汇报。在听汇报中，发现，这些省委负责人，绝大多数不谈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只有湖南省委王延春、河北省委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对他亲自提议、经中央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受到重视，感到十分不满。回到北京后，他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专门强调一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