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国际化究竟是什么

教育国际化究竟是什么本站　　杨锐的第一篇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论文是用中文写成的

　　杨锐的第一篇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论文是用中文写成的。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刚刚硕士毕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杨锐来到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跟导师说，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想写高等教育国际化。导师觉得这个话题很好，但杨锐自己却有些不踏实。他担心等他的博士论文完成的时候，“国际化”这个话题可能就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事实证明，杨锐当年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直到20年后的今天，“高等教育国际化”依然有着太多的话题可以讨论，而且“相较于20年前，国内外的形势都变了，这种变化又使得国际化的方式甚至定义都发生了改变”。

　　不久前，已经身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的杨锐参加了由西南交通大学主办的“活力特色共赢大学国际化发展国际论坛”。在这场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和杨锐一起讨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国际化究竟是什么？

　　为了组织好这场论坛，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大学国际化评价研究中心教授闫月勤已经奔波忙碌了多日。对于闫月勤来说，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被浓缩进一份榜单中的，这就是由她负责编制并在此次论坛上发布的《大学国际化水平排名（URI-2016）》。

　　闫月勤领导课题组开始对国内高校的国际化水平进行排行是在2013年，今年发布的已经是他们编制的第四份榜单了。几份榜单相互对比，的确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总体而言，国内高校国际化的基本规律没有变化，依然是985工程大学好于211工程大学；东部地区大学好于其他地区大学；北上广大学好于其他城市大学。”闫月勤说，比如今年排行榜的前十名全部是“985工程”大学；9所大学地处东部；其中又有6所高校来自北京和上海。

　　必须承认，高校间国际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事实上，近年来国内高校对国际化工作也的确是越来越重视了，在调查中，研究团队发现几乎100%的样本大学已经制定了本校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一半以上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提出具有国际化视野；几乎所有高校都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明确的国际化要求。

　　“在问卷调研中，我们向参与调查的100多所高校询问是否拥有外文选课系统。最终，只有19所高校填写了有。”闫月勤说，他们还查询了115所样本大学的校园网外文网站建设情况，包括学校外文网站、管理部门外文网站、二级学院外文网站的情况。最终结果显示，有93所高校拥有外文网站；22所没有，其中3所高校则直接跳转国际处网页。在93所拥有外文网站的高校中，有19所高校在2016年没有给网页作过任何更新。

　　“国际处是大学管理部门中，最主要的外文交流窗口，但在参与调查的高校中，只有47所高校的国际处是有外文网页的。”闫月勤说。

　　对一所高校而言，最基本，同时也最具体的工作，无疑是为学生上好每一门课。因此，国际化在教学方面的直接体现便是课程的国际化。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副校长贝蒂里斯克一直在从事课程国际化方面的研究。在她看来，所谓的课程国际化，其实就是将国际跨文化在全球的维度下进行合并，将其放入课程的内容中，并在学习成果评估、教学方法以及学习专业所需要的支持服务中体现出来。

　　“比如护理学专业，国际化的课程不应仅仅教给学生如何专业地工作，还要让他们知道如何护理不同文化背景的病人。因此，我们需要从本科教育和学历教育入手，在课程的设定中纳入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 里斯克说。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化的课程提供的不应该仅有“不连贯的个人活动”。换句话说，课程国际化不应该仅仅包括针对部分学生的留学和交换工作，即使是针对这样的工作，其重点也不应该是仅仅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而是应该将重点放在他们如何和当地的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以及如何融入当地文化的校园当中。“我们不能只招聘一些国际教学人员，让他们用英文进行教学，这可能有用，但远远不够。”

　　“在国内，很多高校在国际生交流的工作中，将重点大多放在了项目的管理上，但在我看来，我们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本地生和国际生的融合交流问题。”在发言中，程星表示，即使我们吸引再多的外国学生来到学校，但如果只是把他们放到留学生楼里，让他们“自娱自乐”，那么，我们其实什么成果都没有得到。“当外国学生来到学校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创造各种机会，让本地学生和他们产生交流，只有相互之间产生交流，才会有真正的接触与融合。”

　　事实上，“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到学校”正是负责国际招生工作的程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为此，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世界各地度过的。有时，搭乘国际航班的程星也会在飞机上问自己，每天如此“折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想来想去，最终目的其实只有一个为了学生服务。”他说，因此在高校的国际化进程中，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利益。

　　在程星看来，目前很多高校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别人做什么，自己便也要做什么。但事实上，一个学校的战略规划要有一定的针对性，更重要的是，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在使用之前想清楚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国际化战略也不例外。

　　“对于高校而言，国际化战略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两大类走出去和请进来。前者是把学生送出去，让他们去做交换生；后者则是更大力度的国际化招生。”程星说，但正是因为学校资源的有限，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侧重，就显得十分关键了。

　　对此，程星表示，如果高校本身资源相对丰富，并且更希望学生能够走出去，那么可以将资源多放在组织学生出国交流方面；反之，如果认为自身资源有限，不能够支持大部分学生的出国交流，那么最好选择到国外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一个国际生的到来，很可能影响周围一群本土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在四年中没有真正出国，但他们与外来学生的接触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国际化。”

　　在发言中，程星还提醒说，高校国际化战略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家庭收入问题。“很多大学其实都遇到过一个问题，如果你送一个学生出国，那么学生的花费有多少是大学的钱，多少是父母的钱呢？事实上，学生的花费大部分还是来自家庭。因此可以说，走出去更多的受益人是高收入家庭，请进来则更多地会使低收入家庭受益。”

　　“当前从高校的角度看国际化，更多地是看交换生的数量，或者有多少科研合作项目。但国际化对中国来讲，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文化，是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价值体系。”他说。

　　对于很多人而言，中国高校的国际化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至少这个过程并不痛苦，但杨锐并不这么看。

　　“从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之日起，其走向全世界的过程便是在西方列强的强迫下完成的。正因为如此，在非西方国家的高校中，其身体（运行管理系统）和灵魂（文化价值系统）是的身体是西方化的，而灵魂却是东方的。在这方面，即便是香港高校也不例外。”杨锐说。

　　西方的组织结构和传统文化为主的文化价值体系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这也导致了非西方国家高校在为社会、经济和等服务时，效率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在杨锐看来，非西方高校国际化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建立一套属于本国的新知识价值体系。“这套体系可以让国人得以安身立命。”

　　“具体而言，当你考察东亚地区的一些顶尖高校时，你会发现，即使某些助理教授在对西方的知识范式相当熟悉的同时，也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一定的把握。”杨锐曾经访谈过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的一位副教授，在访谈中，这位副教授一方面如数家珍地介绍了西方主要学者在本专业领域的主要观点，同时，对于自己的社会他也具有非常强的使命感。

　　“学者能对本土社会有关注、有了解，同时对西方社会又非常熟悉，这种现象只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最好的大学中才相对普遍。事实上，也只有在对两种文化都非常熟悉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建立起一套新知识价值体系的可能，才能让这里的学者慢慢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杨锐说，国际化的确是我们长期的希望，我们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不忘本国文化，并将两者结合形成最强大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使命。而当这种迹象已经出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促其进一步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