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百无一用是书生”还是教育体系的观念错位？

“少年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百无一用是书生”还是教育体系的观念错位？本站　　近期，随着春招的开启以及大学生考研、考公、考编结果的陆续公布，“孔乙已文学”再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近期，随着春招的开启以及大学生考研、考公、考编结果的陆续公布，“孔乙已文学”再度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对此，央视网发表评论称，应“正视孔乙已文学”背后的焦虑。在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是酒馆里唯一一个站着喝酒还穿长衫的人。站着喝酒，说明穷困潦倒；穿长衫，代表维护着自己体面的身份，不愿意去做他以为的低贱的赚钱的事。如今，一些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用“孔乙己文学”映衬自己当下的处境。有观点指出，学历没有兑现利好，而是成了身上难以脱下的“孔乙己长衫”，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意气风发，步入社会后发现如此“内卷”，骨感的现实已经支撑不起丰满的理想。也有借此再次鼓吹“读书无用论”，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另有观点则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根本上与我国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理念错位有关，很多公众都将职业教育作为无奈之选，认为职业教育仅仅是一种“底层的复制工具”，“宁读烂高中也不上技校”，更成为社会长期以来的流行话语。实践中来看，帮助年轻人“脱掉孔乙己的长衫”，并不是鼓励大学生盲目去“下厂打螺丝”，而是要摆脱大学教育等于精英教育的错误观念，平等地认知和对待每一份职业。同时，国家和社会应该做好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衔接优化工作，使两者能够协同发展。

　　本文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国家大力扶持职业教育且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不断提升的宏观背景下，并不能一味将职业教育视为底层复制工具，相反它可以通过学校再造、就业分层积极推动农二代新阶层的孵化与生产。学校再造是职业教育阶层的孵化机制，它通过职业技能赋予、社会关系重构、职业素养和价值观培育将农二代孵化为产业工人后备军；就业分层产生了职业教育阶层生产结果，以农二代为主的职校生会分化为新型产业工人、现代、现代职业农民，这新三大阶层将代替传统农民成为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底。这表明新时期职业教育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有充分的发展意义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积极作用。未来国家应深化职教改革，以发展职业教育为路径，形塑更加稳健的社会阶层结构。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2021年10月21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然而，与国家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相悖，一方面，社会民众对职业教育仍然不太认可，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低，一些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扼杀了家庭向上阶层流动的机会，普遍不愿子女上职校。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认为职业教育因为技能教育失败，并培养底层产业工人，是底层复制的工具，而不是阶层流动的阶梯。

　　事实上，“职业教育是底层复制工具”的观点是以我国早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参照的。以往我国产业发展水平低，发展方式粗放，社会阶层结构稳定不变，职业教育因生源来源底层，且培养底层产业工人，被认为难以促进阶层流动。这一观点忽视了当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赋予职业教育促进阶层流动的历史机遇和现实环境。我国正在经历深刻的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正在不断减少并趋于消亡，而以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动化为特色的产业升级发展迅速，这不仅培养了一批高技能的新型产业工人，也对当下产业工人的素质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国家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等战略计划。我国城镇化率也已突破60%，城乡关系正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融合，农二代和农三代在家庭生产生活上都在快速市民化。最后，国家连续出台“产教融合”“职教20条”“双高计划”等一系列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政策且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这些新的发展条件下，笔者认为不能一味地对职业教育怀有偏见，而要从发展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职业教育对农二代新阶层的生产和底层整体转型的推动作用。

　　针对职业教育如何促进阶层生产，学界的一种基本共识是职业教育是底层复制的工具，其生产机制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其一，教育分流机制。一些学者比如张济州、朱新卓等人认为，以普职分流为代表的教育分流机制迎合了中上阶层的利益，使得处于劣势的农民子女在升学竞争中失败，由此产生教育起点不公平，推动了他们对其父辈阶层的复制。另一些学者比如董泽芳、谢宝富等人认为教育分流本身没错，合适的教育分流有利于促进社会有效分化与整合，在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有更多和更高需求背景下，推广普职分流和发展职业教育有一定合理性。笔者认为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混淆了阶层分化与教育分流的因果关系，即到底是阶层分化借助教育分流而显现，还是教育分流加剧阶层分化？实际上，教育分流作为以效率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其唯分数取向的标准不具有阶层壁垒的属性，关键是学生及其家庭资源禀赋不同，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进而导致农村子女教育竞争的失败。

　　其二，阶层统治的机制。严霄云借助新马克思主义者鲍尔斯关于教育与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的符应关系理论，认为职业教育通过整合职业知识技术训导、职业个性品质训导及职业教育成层意识训导的过程，完成了对来自农村职校生从农民到新产业工人的孵化。曹洪建认为，职业教育传递的身份文化价值观促进了职校生底层循环，比如职校对职校生所宣扬的身份和价值观并不是让他们通过努力学习成为精英上层，而是在“低级教育”和“弱势教育”的职校定位中让职校生降低对未来的发展期待。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职业教育训导系统与社会经济关系、关系的匹配，其实反映的是阶层权力的不对等，而职业教育就是一种将现有不对等的阶层权力关系合理化的工具。依此逻辑，其底层的生产机制便是学者们笔下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的训导，以及被统治阶层对统治阶层合法化的认可，即以阶层为单位的机制。

　　其三，职校生群体亚文化机制。部分学者认为，职校生在职校所形成的群体亚文化，也是另一种职业教育促进底层生产的机制。比如，周潇认为，作为学差生的农二代，在职校里并没有勤奋好学，而是整天混日子，这种自我放弃的反学校文化，是他们底层复制的精神密码。然而，伍宁等却认为职校生的群体亚文化并不一定是悲观自弃的，在从学校进入城市学做服务工的过程中，他们也有积极主动的面向，而且不论是从生活观念、社会关系、价值理念还是社会流动上，他们都可被视为全新的群体与阶层。事实上，对于职校生到底是自甘堕落还是勤奋上进，此认识差异主要源于前者考察职校生自我表达的学校生活，而后者综合考察职校生从学校走向职场、从学生到半技术工人的职场转型。

　　第一，教育分流、训导中的统治、群体亚文化等机制，都只是从教育体制不公、阶层权力不平等和阶层惯习等层面去强调构建有利于底层循环的社会系统环境，然而，这些都没有触及深层次阶层孵化与生产的核心分析，即形成阶层的物质基础——劳动技能、社会关系网络、价值归属是如何在完整的职业教育过程中实现的。为此，亟需补充和完善关于职业教育如何培育产业工人的深度机制分析。

　　第二，既有研究多是参照精英大学和精英学生，将职校视为没有发展希望的教育组织，职校生视作被动的自我放弃者。在这种精英话语下，职校对职校生的必要管理会被视为违反人性的强制规训，这不仅无法正确地认识职校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一定的管教将欠缺纪律意识的职校生培养为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工人，也完全忽视职业教育对家庭和个体发展的意义，更何况职校生及其家庭并不是被动的命运接受者，而大多是积极的奋斗者，很多职校生及其家庭是主动选择了职校。

　　第三，完整教育阶层再生产过程一般是：学校教育获得+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价值实现。既有研究多侧重分析职校前的分流和职校后的校园管理过程，而忽略了对职校生毕业后职业动向的关注。毕竟，阶层出身一般是思考阶层流动的起点参照，职业终点才是阶层定型的最后标准，而且只有实现劳动和就业的职业群体，其群体亚文化比如消费、生活方式、价值面向才能更好地展现其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阶层位序。

　　基于此，本文拟在发展的视角下，以学校再造和就业分层为完整的过程机制，剖析新时期职业教育对农二代新阶层的生产与孵化，最后分析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使之与国家发展相契合，形成新时代的产业工人队伍，形塑稳健的社会阶层结构。本文的实证基础，主要来自笔者与团队在广西、浙江、湖南的调研，以深度访谈方式重点研究了广西机电技师学院（中职）、广西商贸科技高级技工学校、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湖南三一工学院（高职）等多个中高职院校的职校生培养和就业问题。

　　学校再造构成了职业教育培育新型产业工人的教育机制，其核心是通过技能教育来提升职校生的人力资本，使职校生能够具备参与现代工业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和精神品质。在以往产业结构相对传统、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高的阶段，大部分职校生主要是在“干中学”，从而习得基本技能，理论知识也显得与职业技能不太相关。而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力要求提升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强调产教融合和产教对接，以更深入的校企合作和校企对接来驱动学校教育的知识深化和技能提升。从现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来看，其将学生培育为新型产业工人的机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因职业教育定位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产业工人，故与以理论教育为主的大学教育不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以实操为主导，重点提升学生的岗位实践技能。围绕学生技能习得，职业教育自身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首先表现为以职校“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职业院校要对接产业发展的用人标准，与企业联合培养学生。以笔者调研广西机电技师学院和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两校的机电学院都以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和产业学院等方式与当地上汽通用五菱和广西汽车集团开展了育人合作，通过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生产一线的变化，提高自身技能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性与适应性。其次表现为以工学交替为特色的课程体系和实习制度，即实操和理论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和完整的跟岗、顶岗实习制度。笔者所调研的职校中，很多学校的实操课和理论课的学时比例为1:1，即一半学时学习原理知识，另一半学时练习实操技能。如浙江商贸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率先将“5+1”的学期制度改为“3+3”，即学生由传统的5个学期的在校学习和1个学期的进企实习，变成3个学期的在校学习和3个学期的进企实习，都是通过增加技能训练时间来达到巩固和强化技能习得的目标。最后，与传统课堂理论式人才培养相比，以实操为主的培养体系，其知识内容相对更加简单一些，教学方式也更加符合职校生相对活泼好动的性格特质，更容易让学生有知识的获得感和成长的体验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体性。从推动产业工人形成的角度而言，职业教育以实操为主的人才培养体系，赋予了学生成为产业工人的物质基础——职业技能。

　　在中学充满竞争的校园环境内，大部分职校生因成绩差而难以在校园生活中建构良性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从教师管理班级的角度来讲，班级里都是绩优生，容易出教学成绩，在分数共同目标下，教师和绩优生也是高度契合的统一体，管理较为方便。但绩差生完全不一样，他们既无法为老师带来绩效的增量，一些学习生活的不良习惯更是教师管理的烦恼。对成绩优秀或中等的学生来说，他们与绩差生无形之中也有一道交往的鸿沟。而在整体以升学为目标的校园氛围下，绩差生即便在正常的时间去运动打球，也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学时代，大部分的职校生社会关系难以正常延展，生活较为压抑。但进入非竞争性的职业教育后，一方面，职校教师与学生不再是绩效上的负向关系，职校教师更强调职校生的价值与发展可能，正如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一位老师所讲，“他们只是学习不好，不代表不能干活，前面进来的都是散兵游勇，后面出去的都是现代化的技术工人，若这部分小孩因为家庭或者其他原因不能上学，可以来技工院校，通过技工学校的改造成为技术工人，对社会稳定起促进作用”。在认可和赞同职校生的价值理念下，职校师生关系较为轻松，容易建构正向的良性关系。同时，职校中的同学关系也非竞争性关系，较高的同质性使他们比较容易结成玩伴。另外，与中学较为严肃、封闭的校园环境不同，职校管理模式类似于开放性的大学，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它们为大多数职校生提供了参与社会交往和素质培育的平台和机会。在笔者调研的中高职院校中，职业技能竞赛、运动赛、社团组织成为职校生课外生活的主要载体，这些活动不仅发挥和培育了职校生其他潜能，更为重要的是为职校生重构了正向的校园师生关系。从产业工人形成的角度来讲，职校非竞争性的社会关系和开放的校园环境为职校生构建了良好的社会关系，为他们未来的生产生活积累了初步的业缘、趣缘的人情关系网络。

　　虽然职校实行的是类似于大学的开放性管理，但这并不意味职校生的生活就是轻松惬意的。在核心的教学、技能培训和实习管理中，学校会按照企业生产要求对学生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实施较为严苛的规训。首先，学校在日常学习和实习中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学生遵守企业安全生产规则和工时制度，并以产品质量为标准来管理劳动和学习过程，以绩效工资制度来管理学生的劳动成果。如广西机电技师学院为了让学生提前适应工厂的生活节奏，特地仿照工厂作息时间来设置学校的课程时间并加以严格管理，还让学生在实习期间参与校办工厂的实际生产。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调整学校宿舍管理时间，以适应动画专业学生承接市场公司拍摄任务的需要。其次，职业院校整体以企业文化打造校园文化。比如校园环境中随处可见“成为金蓝领”“弘扬工匠精神”“劳动最光荣”等宣传标语，学生在升国旗、上课、实操演练时必须穿带有企业标志的班服或者工服，学校领导层也以合作企业多、层次高为荣。从学习、实习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到企业文化的宣传弘扬，都具有明显的规训色彩。有趣的是，学界主流将职校对学生的规训普遍看作是资本对人的劳动价值的盘剥和对学生人性的压抑。但从职校教育管理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些规训最直接的效果是提前让学生学会遵守工厂纪律，服从企业生产安排，培养了标准化、规范化生产需要的职业素养，树立了劳动生产价值的观念，服务于国家整体产业发展的目标。其中，实习环节的规训效果最为明显，在工厂真实的生产环境和经济效率要求下，少部分学生即便受不了工厂的辛苦，他们也会对生活艰辛和社会有了一定切身体验，辛苦劳动而获得的经济报偿既使他们实现了劳动价值，也让他们对自己未来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和定位。

　　如果将学差生及其越轨问题视为常规的中学教育正常社会化的失败，职业教育无疑是一种再社会化的场所和新阶层生产机制，有典型的“再造”色彩。它通过职业知识与技能素养赋予、社会关系重构与价值观建构三重再造机制，将原本竞争性的中学教育体系中的学差生变成有一定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良性社会关系和劳动价值观的新型产业工人预备军，其教育过程就是典型的新型产业工人孵化过程。经过学校再造的过程，大多职校中的农二代成为了合格的新型产业工人后备军的一员。相比于其父辈，职校生的教育获得与教育过程构成其阶层流动和阶层发展的基础。

　　学校再造构成了职校教育阶层孵化的机制，而职业教育的阶层生产必须以职校生的就业出口的结果为准，职校生只有在不同产业的劳动力市场中充分就业，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自身阶层发展或者阶层流动，就业分层促进了职校生阶层生产和发展的结果展演。需要强调的是，就业分层是职校生与其他阶层的分化机制，而不是职校生内部的分层机制，毕竟，仅就新型产业工人而言，他们整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上具有同类性，只是在具体的职业类型上会因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和职校生择业观念不同而有所分化。

　　根据2022年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22.9%、29.1%和48.0%。近五年来，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持续增加，而第一产业就业比例有所下降，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例比较稳定。这说明，随着我国产业结构逐渐从传统农业转为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低水平传统产业的就业比例会越来越少，大部分人都会在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谋生。再以《广西2021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为参考，在16.27万名专科生中，按照85.72%的实际就业率和简易的三大产业分类，则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1895人，占比约1.4%；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为32495人，占比约23.6%，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78337人，占比约75%。专科生就业以第三产业为主，而之所以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高于第二产业，很大部分原因是第三产业的就业环境较好，工资待遇也不错。这也印证了部分职校生会逐步进入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新型产业工人和现代，少部分职校生会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背景下成为现代职业农民。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于以往的农民工阶层，新时期职校生作为新型产业工人、现代和现代职业农民，是具有经济社会发展意义的新职业群体和阶层。

　　在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背景下，部分职校生会进入工业制造领域成为我国新型产业工人。之所以称他们为新型产业工人，是因为接受和正在接受职业教育80后、90后和00后，他们所处的工业时代、工作环境、技能水平、法律意识和生活环境各个方面都区别于传统单位制时代的工人，也不同于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以建筑行业为主的农民工。在工业4.0时代背景下，以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动化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迅速，机器替人现象越来越普遍。以湖南三一重工集团为例，工人技能操作越来越高端化，智能化生产系统需要高度复合的专业型技术人才。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升级也推动了职校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变革。比如，新能源汽车及其智能操作系统的发展，使得现在职校生要综合学习机械、电力和智能操作系统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全国各大职业院校都在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和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国家政策扶持共同推动了职校转型与发展，除了中西部工业基础薄弱的县中职因缺乏发展基础而饱受诟病，东南沿海和发达地区的中高职院校，产教资源集聚，产教融合程度较高，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都比较高。如浙江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天塑机集团共建海天大学，企业为学校捐资建设机电大楼，依托学校开展员工培训，双方在人才培养、学生实习、科技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学校已连续向企业输送了2000多名员工，部分学生成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校企深度融合无疑推动了宁波模具产业发展。

　　而大部分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职校生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 以现代制造业为生计来源，技术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整体较高。相比于传统单位制时代的产业工人和粗放式经济发展时期的农民工，新工业4.0时代下新型产业工人的技术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相对较高，更符合我国对产业升级转型的需求。但其内部也有一定的层次差异，按照生产车间普工－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车间经理－生产经理的职位等级，技校和中专生职业发展对象一般为普工，部分优秀中专生会成为班组长和工段长，而高职生在生产一线熟悉工艺流程、拥有生产管理的经验后，会逐渐成为班组长、工段长和车间主任，优秀的高职生会成为车间经理和生产经理。第二，有一定现代法律和权利意识，对产业工人身份有一定认同，产生一定的阶层意识。80后、90后和00后所处时代机遇不同，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高于一代农民工，拥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特别是在职工保险、生产条件等方面对自身权益有较为明晰的认知，也敢于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因家庭生计从农到工的转型和权利意识的提升，他们会更加认同自身产业工人身份，这构成了他们新阶层意识的基础。第三，以城市为生活面向。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他们未来绝大部分生活面向和重心是在城市，城市将成为他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会逐渐实现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层面从农民到市民的整体转变。

　　总之，结合我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拥有职业教育学历的农村80后、90后和00后正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生计来源、城市为生活面向，具备较高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素质、一定现代法律意识和身份阶层意识的新型产业工人。他们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产业工人，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新的阶层类型。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现代服务业发展齐头并进，在劳动力市场高度开放和自由的情况下，软件信息、商贸专科类的职校生大部分会进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少部分二产类专业的职校生也因怕辛苦、不愿受工厂约束等而进入现代服务业，形成现代阶层。以上述广西2021届生的就业情况为例，约75%的专科生进入第三产业工作，除了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行业外，相当一部分职校生进入了发展迅速的房地产销售、保险经销等行业，同时，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发展，以外卖、滴滴网约车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因就业方式灵活、劳动体验较为自由、经济报酬较高，也吸引了大批年轻人。从阶层来看，这部分成为现代的职校生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现代服务业为生计。现代服务业不同于传统服务业，以网约经济为代表，其特色是组织化、平台化、高度技术化与高度资本化，现代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且个体对资本、技术和平台的组织依赖性较强。因不同种类行业发展前景、学校专业水平以及学生个体条件存在差异，学校专业实力强和条件较好的学生容易在相关服务业领域实现高水平就业。比如广西商贸科技高级技工学校，因学校在无人机使用培训、售后服务和农业植保方面办学实力强，且特色鲜明，符合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需要，即便只是一个技工院校，其毕业生在深圳和广西无人机公司也十分抢手。与之相对，少部分中高职毕业生则会因各种原因选择自主灵活就业，如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或外卖员，或开店自主创业，但风险相对较大，收入也较为不稳定。第二，工作相对自由，职业流动相对频繁。相比于制造业中规范严谨的工厂生产体系，服务行业的岗位优势是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工作场所比较灵活，工作环境相对体面，与人打交道较多。但因现代服务业受市场波动影响大，劳动力的流动性相对较高，工作稳定性也低一些。如2020年疫情发生后，现代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相关毕业生和从业人员的就业都受到明显影响，短时之间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正规的服务业市场转向了非正规服务业市场，成为网络平台时代中的外卖骑手、网约司机和快递员。第三，以城市为生活面向。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他们像现代制造业中的新型产业工人一样，以城市为生活重心，从农民转化为市民，具有了新身份意识和阶层意识。

　　虽然大部分职校生会进入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但少部分依然会选择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以农业为家庭生计来源，成为现代职业农民，培育现代职业农民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应有之意。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土地闲置出来，具备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较快，电商也打开了农产品销售市场。这些都为80后、90后和00后返乡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和条件。相较于传统农民，他们更符合现代农业人才发展的期待。从阶层视角来看，作为现代职业农民，他们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现代农业为生计。农业成为这部分职校生的主要生计来源，作为农业经营主体，年轻的职校生在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农民。在适度规模经营基础上，他们更偏向于以优化管理、改良品种和技术、采取电商营销等方式来获得更高的农业收益，而不是如传统小农家庭经营一样，单纯依靠劳动力密集投入和成本降低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他们也更加偏向选择有更高市场价值的经济作物，而非利润较低的粮食作物。对进入现代农业部门的少部分职校生来说，现代农业并不只是为了维持家庭的温饱，而是为了实现家庭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成为一种具有发展意义的职业选择。2020年笔者在山西某县果区的调研也发现，接受了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的80后、90后在把握农业政策、电商营销、预测农产品市场等方面比传统农民更具优势。特别是当电商成为重要的销售渠道后，家中是否有懂电商营销的年轻人成为影响农业家庭收入的关键因素。第二，村庄的重要力量。这部分回到农村的职校生除了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上有优势外，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他们作为农村精英也是村庄的重要力量。部分人会选择当兼业村干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耽误农业生产并耗费时间和精力，但可以扩展村庄中的熟人关系，服务家乡人民还可以获得价值感，也可及时地获得国家涉农政策信息，利于自己的农业生产。第三，生活上“半城半乡”，对农村有较高认同和价值归属。因为父辈和自己都生活在农村，经济利益和生活深深嵌入农村，因此，与进城的同辈年轻人相比，他们对农村和农民有一定的价值归属。但出于对子女教育的考虑，他们会保持“半城半乡”的生活模式。总而言之，虽然都是农民，生活在农村，但新型的现代职业农民，在农村扮演着价值示范者、产业带动者和社会组织者等诸多角色，可被视为一种群体和新阶层。

　　从就业出口来看，出身农村的职校生并不会成为历史上的产业工人，也不会成为和他们父辈一样的农民。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国家大力扶持职业教育且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带来的新机遇下，他们正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现代和现代职业农民，而这新三大阶层无疑对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塑具有发展意义。其突出表现在职业教育促进了农村职校生的新阶层孵化与生产。这种新阶层的生产并不是基于职校生的类群体文化，而是来源于职校生在现代社会分工中的职业归属，以及基于城市生活所孕育的身份意识和阶层文化。不同于传统阶级斗争论下的悲惨底层，新型产业工人既不是单位制时期有身份和体制保障的“工人阶级”，现代农民也不再是剥夺型城乡二元对立关系下被牺牲的底层，社会的整体进步赋予新阶层以积极意涵。不论是与其父辈农民阶层位序相比，还是与产业工人、等历史上的同类职业群体对比，新三大阶层的阶层地位、生活状况、工作环境与福利保障都有显著的提升与发展。新三大阶层将会代替传统农民成为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底。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生活境况的改善和市民化转型的完成，他们将在增强社会阶层结构的稳定性、防范社会阶层固化和贫富分化的风险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产业结构正在转型升级，城乡二元关系正从传统的二元对立走向二元融合，经济、社会结构的持续发展使得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处于快速变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突出表现在农民和农民工作为中国最庞大的基层群体，这一庞大的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逐步减少，以工商业为生计的市民会越来越多，由此，新阶层的生产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构建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促进我国社会良性运转的角度出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当传统农民和农民工逐渐消失，如何实现农二代的顺利转型，培育新的社会阶层，形塑稳健的社会阶层结构？

　　综合全文分析，不论是培育新型产业工人，继续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还是促进农二代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型，推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抑或以新三大产业工人代替传统农民形塑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都彰显充分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职业教育通过学校再造与就业分层促进了农二代新阶层的孵化与生产，接受了职业教育的农二代不再是传统时期的农民或农民工，而是会成为新时期的新型产业工人、现代和现代职业农民。他们会代替传统农民和农民工成为稳固社会阶层结构的关键力量。这充分说明了在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国家大力支持职业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们要充分认识其具有发展意义，这既包括其为微观的个体提供一个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宏观上促成了从农二代到新三大阶层的成功转型和新社会阶层的生产，而新三大阶层作为未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基底，更具发展性、包容性，对社会阶层结构更具稳定器意义。

　　值得补充的是，职业教育还可防范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风险，突出表现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尚有一部分群体因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而难以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比如云南、贵州偏远山区一些青年农民因劳技能偏低而收入更低。还有一部分群体因失去农业生产资料而难以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比如征地拆迁产生了一定比例的青年失地农民，他们迫切需要新技能适应经济生产模式从农业到工业的变迁。而职业教育除了面向中高职学生的教育外，在我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领导下，还承担了面向社会人员、困难群体实施技能培训的社会职能，通过持续的技能培训可以帮助这些困难群体在短期内提升再就业的能力与质量，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在现代工业社会实现稳定生活与社会融入。例如，国家针对“两后生”（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学的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了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依托职业教育帮助贫困学生获得一技之长并实现稳定就业，以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底层生存和发展危机。

　　尤其是在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城镇化背景下，教育竞争愈发激烈且呈现阶层分化的趋势，农二代想实现阶层跃升和长距离阶层流动目标，过去的优先选择是“高考”，而通过职业教育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层垂直跃升相对来说更加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成为社会底层。对于进入职校的学生及其家庭来说，其朴实的教育定位和期望依然是习得过硬的技术本领，能够在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中稳定就业和实现劳动价值，在城市获得稳定安逸的生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高技能的新工作岗位不断产生以及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与其一味地以传统的眼光批判职业教育的底层复制逻辑，倒不如在新时期思考如何继续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2022年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这是《职业教育法》制定26年以来的首次修订。《新职业教育法》释放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信号。首先，在普职分流政策上，不再要求按照“一刀切”的思路强制执行，而是遵循“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极大地缓解了教育焦虑。其次，本科职业教育写入法律，同时构建普职融通的教育体系。教育部已经陆续批准了32所职业本科学校，这无疑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学历的社会认可度。最后，强化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方针，推动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育人机制从教育本位到市场本位的转型。毫无疑问，新职教法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此基础上，未来应进一步扶持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农二代的成功转型。从实现路径上看，一方面国家要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和建设力度，如推动“双高”计划，建设一批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另一方面，要促进校企协同育人，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从传统的学院本位到现代产业经济本位的转型。为此，政府要合理布局产教资源、形成产教集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并创新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教育部和职业院校要进一步推动“三教”（教师、教材和教法）改革，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制定活页式教材和实现教法创新。唯有将企业纳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校企协同育人的体制，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链与职业教育人才链、专业链的深度对接，才能真正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此外，职业教育资源布局与相关高等教育改革还需考虑我国人口变迁的因素，比如新增人口的逐年降低与本科高等教育的扩招已经在高职领域产生了较为激烈的生源竞争，如何根据生源规模的变化布局职教资源，也是职业教育发展须着力解决的实践问题。如此多措并举，方可能通过职业教育促进农二代新阶层的孵化与生产，形成稳健、良性的社会阶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