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在作家梁晓声的作品里,最有感染力的也许是《父亲》和《母亲》。这部散文集《人间清醒》汇集了梁晓声以往作品的精华部分,同样有诸多关于父母的篇目,还包括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写给哥哥的信。作家在世人面前毫无掩饰地袒露自己对家人的情感,字里行间都饱含着深情厚爱,而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联想到自己的亲人或经历。书里面最触动我的,是作家写父母的文字,尤其关于母亲如何教育子女的部分。
作家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工人,从他七岁起,就离开哈尔滨到大西北去。为了维持生计、养家糊口,他父亲常年在外,每隔两三年才回来团聚一次。在孩子的成长中,他的父亲是常年缺席的角色;而在培养孩子上,“父亲的教育方式是训斥和惩罚”,可以说是传统家长的那种简单粗暴。更令人诧异的是,看闲书在他父亲看来是无法忍受坏毛病,只要一见到就会生气。不能说这种观念有错,其实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一个人养活一家子就已经很不容易,没有更多的闲钱让孩子们买书看。
作家的母亲同样是文盲,但却崇尚文化,更“注重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的教育”,成为他的第一位人生导师。她每天会在昏暗的灯光下边缝衣服边讲故事,将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这些传统经典娓娓道来。在物质和信息匮乏的时代,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在作家的心灵里埋下了文学的火种。她非但没有因为贫困反对孩子们看闲书,反而尽己所能地满足他们买书的需求。
在《我的中学》里作家写到,母亲因为被铁路工厂辞退,无奈到了街道小厂里干活。小厂的环境闷热,犹如蒸笼。当时在缝纫机前辛苦劳作一天才换来一元钱,而一本《红旗谱》需要花两元钱。当梁晓声去问母亲给钱的时候,旁边的女工都劝阻她、替她心疼,但母亲没有丝毫犹豫,说“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拿到钱后他舍不得买书,而给母亲买了罐头,母亲知道后训斥了他,后来又悄悄让哥哥把书买回来,在他生日的时候的时候送给了他。母亲的这种态度从此影响了作家,让他对每一本书都非常珍惜。
一位目不识丁的普通妇女,却能认识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富有远见的。因而她才能在物质极其匮乏、勉强维持生计的窘境之下,做到毫不吝惜地给孩子买书。要知道“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即使是在当今的某些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作家母亲的认知可以说超出了她自身所在的那个环境,以及她周遭的人们,包括她的丈夫和那个劝阻她的女工。正是这种可贵的认知,促使她能以言传身教和无私奉献的方式去教育和培养自己的孩子。
在教育焦虑盛行的当下,阅读这样的文字,不仅让人感动,而且发人深省。那时根本无法想象现在的优越条件,别提培训班和学习机,甚至连最基本的书籍都异常稀缺。一个平凡的母亲,却能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无私奉献,给予了孩子们真正的教育,培养出一个大作家。这让人不得不重新反思教育的本质。
有意思的是,作家的母亲到了晚年的时候,甚至还会运用智慧去教育晚辈。《母亲养蜗牛》里写到,作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因为习惯了大杂院的生活,他的父亲又已经去世,所以陷入孤独和寂寞。楼上人家送了几只小蜗牛,总算帮她找到了情感的慰藉,将它们视为心肝宝贝去照料。这时,作家的儿子突然说同学吃过蜗牛说非常好吃,他也要吃。小孩子是不讲理的,吵着闹着要吃,这下子让人为难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两人用了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个事情。
作家私下对孩子进行了正面的说教,说奶奶一辈子很不容易,现在又很孤独,自己写作没有时间陪伴她,蜗牛是她唯一的快乐。孩子总算不闹着吃了。作家的母亲先前则是采用缓兵之计,说先等蜗牛养大些再吃。蜗牛一天天长大,作家的内心也日益焦灼。当蜗牛汤真的端上来的时候,作家和儿子都傻眼了,吃到蜗牛汤的儿子感动得落泪。当作家尝出是蛤蜊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母亲的善意的“谎言”,真正的蜗牛被放生了。不得不说,作家母亲这种教育方式,比起作家的正面说教来得更巧妙,既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又避免了对其自尊心的伤害,还保护了蜗牛的生命。一箭三雕,皆大欢喜,不得不说是一种智慧。
作家梁晓声笔下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爱心和同情心、也富有远见和智慧的女性。除了自己的孩子,她也同样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关照过许多“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予他们母爱的关怀,并叮嘱他们做好人好事,以致他们在分道扬镳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依然对她感念不忘。母亲在为人处事的言传身教,这也给作家终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
每个身为父母的人,固然都希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教育环境。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容易舍本逐末,演变成一种恶性的攀比和内卷,比如近年来热火朝天的学区房和校外培训班。其实,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观察很多成年后道德或作风败坏的明星会发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并不缺少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教育资源,他们所缺失的大都是原生家庭的爱与正确的引导。这也足以说明,真正能影响孩子一生的,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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