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看现代教育学的危机

从“后现代”看现代教育学的危机本站　　顾名思义，“后现代”的表述反映了对“现代主义”的一种不满，教育学领域同样如此

　　顾名思义，“后现代”的表述反映了对“现代主义”的一种不满，教育学领域同样如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代教育学”遭遇“后现代教育学”的巨大挑战。甚至可以说，当今教育研究直面的时代课题之一就是“后现代教育学”与“现代教育学”相互碰撞所带来的。

　　现代教育思想是在寻求育人的理想，通过传承或摒弃此前历史中所展开的教育思想而诞生的。“现代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张扬其固有的理念而做出种种尝试，诸如儿童的发现、自我的确立、知识的分享、教育的法制化、规范意识的渲染等，并基于“启蒙主义”的理念展开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开发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合理主义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些思想和实践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

　　对于“现代教育学”的“宏大叙事”及其实践，“后现代教育学”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诸如“学校不是监狱”“教学不是强制性学习”“考试竞争制造劣等意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装置”等，旨在超越现代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厘清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教育学理论前提的分野及其对于教育实践的影响，是现代教育研究中回避不了的课题。

　　从现代教育学的理论视野研究人的发展与成长，往往是以认知能力的发展为中心，借助知性思维和行动促进来求得人的理想的发展，并且以此为前提来设计教育制度和组织教学活动。可以说，正是这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普及，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学校发挥着个人的生存与参与现代社会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学校教育的普及与更好地接受学校教育，是掌握正统性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所不可或缺的。可以认为，学校教育、学习权、学历、就业准备、教育规划等，是教育中拥有正统性价值的要素。这样一来，个人通过参与现代的教育体制，就能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实现合理的预设目标，形成稳定的、和谐的自我。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学校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智力发展、就业准备、自我形成、升迁移动的机会，同时，这也是形们主流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学校中提供正统的学校知识的教师、作为知识载体的教科书和考试，则拥有了权威。学生接受教师的教导和指示，被动接受学校知识的关系占了支配性地位，现代学校就是以这种前提为基础而展开的。这是人人接受普遍的、客观的、合理的价值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前提是立足于谋求牢固基础的“基础主义”的逻辑起点。

　　后现代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与重视单一的理性和知性的现代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恰恰相反，它是借助评价“多元智慧”的方式，不仅重视理论知性，而且同样重视身体知性、感性知性、行动知性，旨在摆脱一元化的、片面的知性观和发展观，因为实际的教育是在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中形成的。而且，它直面这样一种现实：教育的行为不应当是基于合理的计划和目标的僵化了的具体行为，而是以活生生的人为对象，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调整关系，不可能定型化地加以控制。这样，后现代教育学质疑认知中心主义的教学所具有的正统性，聚焦在参与学校教育的人们所具有的“差异性”，关注他者性和边缘性的话语。如果说，现代教育学采取的是基础主义逻辑，那么，后现代教育学采取的是差异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