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逸枫：探讨中国L型经济形势几个热点问题

原标题：谢逸枫：探讨中国L型经济形势几个热点问题

　　中国经历了5次经济崩溃论，第一次1950-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欧洲报纸、美国报纸就开始鼓吹：中国新政权成立不到一年，战争将使其经济崩溃。结果是经济经受住考验，战争将美国率领的18国联军赶到“三八线年，中苏决裂，撤走所有援华专家，苏联逼迫中国偿还所有朝鲜战争的外债，中国大跃进失败，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饥荒。又一次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其结果是：中国成功调整政策，经济得到发展。

　　第三次1988-1989年，中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的“心脏手术”价格闯关。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一飞冲天，通货膨胀的水平一度高达60%以上，为控制物价，一度恢复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工业券，西方主流媒体、经济学家纷纷预测中国经济崩溃。结果成功完成价格闯关，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黄金阶段。

　　第四次1997-1999年，中国开启了痛苦的“国企改革”，一时间“下岗”成了中国特有的名词，数百万国企工人下岗，国企开始资产重组。中国经济增长缓慢，出现严重的通缩。西方政客、电视节目名嘴纷纷预测中国何时崩溃。美籍华人章加敦（GordonG.Chang）著书《中国即将崩溃》，预测未来5年中国要崩溃。结果中国继续改革，走出了困境，迎来了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十年。

　　第五次2008年年，世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边界，外生型经济遭受重创，通胀威胁挥之不去。经济进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今天笔者要讨论讲的不是产业政策，更不是房地产，也不是热点城市的房价调控，不是房价问题，是中国经济几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九大问题，基本上总结中国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趋势。1.中国经济体制与增长的模式、增长方式。2.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引擎器。3.中国经济结构、增长结构。4.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与下行根源与原因。5.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增速。6.中国经济发展风险。7.中国经济发展走势。8.中国经济增长底部标准。9.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走向。

　　一是中国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经济体制与模式及方式如何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体制与发展增长模式及未来改革经济发展目标方向是什么，这是必须要去深刻了解与解决的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有三个选择：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是所“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的选择则以第一种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为改革的方向，导致一直以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地位自1982年宪法规定，到现在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在中国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权力发展主义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加无所不包和强劲有力。1984年和1987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

　　1991年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实质上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是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21世纪，许多文件里出现了“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的提法。这表明，虽然1992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1992年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的决定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20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

　　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体制。“半统制“的性质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仍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旧体制因素的强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腐败活动日益猖獗，直至侵入党政军组织的机体。一是粗放发展导致社会经济问题愈演愈烈。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四个阶段：第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公为主，以集体为次的经济体制，无产业发展概念。1949年-1978年以前，我国对资源配置的方式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对生产资料的集中计划管理;。其二是价格集中管理。其三是基本建设绝大部分由中央统一管理。第二是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公为主，以私为次的经济体制，产业发展概念与调整开始。

　　1979-1992年间,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市场主体从单一公有制逐步过渡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第三是市场经济初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公为主，以私为次，多元化主体的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中国经济开始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运行。

　　第四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半计划半市场半多元化的以公为主、以私为次经济体制，这实质上就是中国模式。可以说，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依据我国国情建立的发展模式，是有效发挥国家主导作用的模式，以培育多元利益主体,增进公民福祉为核心，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均衡发展模式。

　　从宏观上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二是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方向。三是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四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从微观上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可以暂时概括为增长优先、投资与消费驱动、沿海先行和出口鼓励四个方面。

　　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一系列问题：1.收入差距拉大，抑制需求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不足。2.资源的掠夺性、垄断性使用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3.投资与货币供应及债务拉动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4.结构调整与第三产业发展不可避免，否则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5.动力的转变（旧转新）、经济的转型（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6.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由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狭义指GDP增长方式，即把GDP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与指标的增长方式。而广义指社会财富的增加（包括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方式，即价值（包括能够用货币来计算的与不能用货币来计算的社会财富，既包括社会财富的量，也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增长方式。

　　根据经济要素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过了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

　　根据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关系，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过了资源配置型—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外延扩张型—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知识运营增长方式、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广义的增长方式是GDP增长方式向发展模式转化的中间环节。

　　“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经济增长方式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就是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而内涵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益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

　　1.努力提高“要素生产率”，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2.在积极推进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同时，在中国要继续开辟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便更多地吸收日益增长的劳动力。3.注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4.协调要素在部门、地区间的配置，以便取得优化产业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宏观效益。5.防止经济增长率大起大落式的波动，使投入产出效益逐步稳定提高。6.以体制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需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但是“十五”计划期间，情况发生了逆转，中国城市化加速，政府手里掌握了大量土地资源，于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强，经济的发展方式也变得越来越粗放。因此，政府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重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个五年计划的主线，但是没有能实现。

　　到“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不过，十二五计划期间，经济转变仍然不是很明显。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上的货币超发、债务积累、杠杆率升高以及社会矛盾都日趋严重。于是，再次爆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大争论：是依靠重启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是强化政府作用，推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所谓“中国模式”。

　　在相当长时间里，后一种意见占据优势，直到十八大前夕到达最高峰。但是，强化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没有解决刚才提到的问题，反而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之下，2013年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的336项改革，就是围绕这些要求提出的。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在确立“新常态”的过程中如何贯彻十八大决定。中国所谓的“新常态”并不是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M.A.El-Erian所说的长期萧条的“新常态”。

　　按照中国领导历次讲话，“新常态”需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长”；二是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方式”。三是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最后到第三产业。这三个基本特征都用了“转向”的说法，但是“转”的进度有明显的差别：其中前一个GDP增速下降已经是既成事实，而后一个即发展模式转变，或结构改善、效率提高，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最后则是城市分化严重，产业结构因城而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是制定“九五”计划时提出来的，到2015年已经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总结十五计划时，我们曾经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所有原因归结起来就是体制性障碍，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则是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很多具体表现。吴敬琏教授对媒体把“稳增长”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有些怀疑。

　　应该把依靠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首位。当然也要做到保底线，所谓的保底线是指，保持有一定质量的增长速度。但是保底线不是靠刺激政策能解决的。现在有一个对业界和学界都很有影响的看法是，保增长底线还是要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或增加投资来解决，认为这个办法不可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但是，加强财政政策的力度要落脚到强化信心和提高投资积极性，而不是单纯增加财政支出，用扩大需求去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有以下二个：一是“粗放型增长”。即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率，低技术进步的“两高两低”，和由此而来“高增长，低消费”。反对的经济学家则是以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TFP(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作出回应。二是“集约型增长”。现代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将经济增长的方式分成两类，即粗放型经济和集约型经济。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内涵型增长方式。在当代，提倡的是集约型经济。比如东北牧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发展集约化。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为主。这种转变是渐进的，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全局性的，不排斥某些地区、城市、企业在某些条件下实行粗放型增长。

　　各地区和城市受其所处环境、市场条件、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就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会步调一致。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应坚持以下三条原则：(1)是否有利于持续、协调的经济增长；(2)是否有利于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3)是否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即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社会福利改善和使环境得到保护等。从各国的经验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集约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这关键取决于科技进步。其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而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其三是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有效的市场竞争，因而完善市场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

　　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向“三驾马车”协调拉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为依靠三驾马车协调拉动，发展前景广阔，但仍面临困难和挑战。改革有利培育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要提高改革行动力。中国“十三五”时期（2016-2020）要在保持经济增长和转变发展方式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深入研究保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挖掘增长潜力，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

　　改革是培育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增强改革意识，提高改革行动能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经济增长从靠老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逐渐转向新三驾马车（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一带一路”）。其一是新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新型投资主要是指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与产业转型升级。主要包括三方面：1.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2.已有产能的绿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大约十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3.发展养老产业需要大量投资。其二是新型消费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新型消费主要是指文化、休闲、电商、旅游、健康、教育、信息、环保和新能源等方面的消费。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占GDP为3%，美国为25%，日本为20%，欧洲为13%。其三是“一带一路”有利于扩大内需。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一带一路给包括基建、高铁、能源、农业、食品、旅游、高科技、经贸等领域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西北、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沿海和港澳台地区、4.内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