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逸枫：探讨中国L型经济形势几个热点问题之三

原标题：谢逸枫：探讨中国L型经济形势几个热点问题之三

　　第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目前中国经济面对的困难为‘四降一升’，即增速下降、企业利润下降、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财政收入下降，潜在的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上升。从宏观经济需求结构变动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动力转换体现为“三驾马车”增速在持续分化。国内结构性矛盾是经济下行的主导性因素。应当注意到，这一轮经济下行是在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稳、没有出现明显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发生的。以加快创新、改革和开放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2015年一季度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3.5%，低于2014年13.9%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延续了2012年以来回落态势成为经济下行的主导力量。2015年1－3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只有8.5%，多年来第一次跌破两位数；制造业投资增长10.4%，下降幅度放慢但是否企稳回升仍需要观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回升至22.8%，但未能抵消前两项的下滑幅度。

　　2015年一季度进出口累计同比下降6.3%，其中出口累计增幅回落至4.7%，3月份同比更是大幅下降15%。出口增幅下降且月度波动性过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渐看淡。“三驾马车”中，尽管消费增幅也有所下滑，但总体来看比较稳健。2015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71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6%，其中，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7607亿元，大幅增长41.3%，电商网购成为消费平稳增长的重要商业模式。

　　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增速继续快于工业，一、二、三产的协调发展更趋明显。工业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在加快，2016年7月份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增长12.2%，比上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投资结构继续优化，高耗能投资在下降，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加快。从新动力转换角度看，新经济和新动能加快孕育成长，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7月份，新能源汽车增长52.5%，网上购物继续保持近30%的增长速度。1月至6月，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6%。

　　一是需求结构失衡。在开放条件下，从需求侧看，拉动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国际经验表明，三者只有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才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如果失衡，即使可以带来短期的增长，也会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我国需求结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内外需关系的失衡。虽然金融危机之后，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这一比率仍在20%以上，比日本高6个百分点左右，比美国高13个百分点左右。

　　这种状况与我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称。第二是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近年来，随着出口拉动增长效应的递减，投资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增大。但是，投资的贡献增长更多：2007年至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这说明，多年存在的投资和消费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不断加剧。

　　二是产业结构失衡。从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并已超过了第二产业比重。2014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是9.2：42.6：48.2，应当说，这一比例关系与我国目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比较吻合。但我国产业结构方面的矛盾主要存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

　　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结构矛盾表现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的需求变化；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产品。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结构性矛盾表现为整体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力不足。我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国，但却是服务贸易逆差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的事实。

　　三是市场竞争结构失衡。一般认为，垄断会扭曲市场机制，阻碍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目前，我国大多数行业占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中小企业发展质量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强；我们的市场还存在低水平竞争、集中度不足的现象，还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现阶段，中国企业无论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国内市场上，都面临着跨国公司的竞争。

　　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是在长期的优胜劣汰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其全球资源调动能力、技术和人才储备、企业管理水平等有明显优势。与这些国际巨头进行竞争，我们还必须有一大批规模大、竞争力强的企业。

　　四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各类要素成本快速上涨，我国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上面临着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不少低端产业已经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新的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的模式还未形成。

　　从科技创新能力来看，虽然我国研发总支出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创新整体能力并不强，很多行业主要还是依靠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价格战来争夺国内外市场。创新能力的不足不仅会制约经济增长，也会阻碍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要看到，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是科技进步，没有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可能只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第四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与下行根源、原因。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期，投资、出口、房地产、公款消费以及尚未升级的低端制造业等传统增长动力不断消退，而新动力体量还比较小，虽然增速比较快，但短期内还难以弥补传统动力消退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济下滑与放缓主因存在许多争论，有外部性、周期性、短期事件、反腐败，还有体制、机制性、结构性、增长模式、人口与制度红利拐点，还有趋势性、政策性及死亡税率。

　　总体分成七派学说，第一派是林毅夫的外部性和国际性。国际经济形势不好、经济增长缓慢，国际贸易增长更缓慢，中国出口低迷受影响与国际金融危机。未来20年8%的增长潜力，结构性改革与内需及扩大投资。加上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阶段，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期。

　　第二派是樊纲的周期性。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而不是潜在增长率有多少下滑。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中国要清理过去两轮经济过热产生的后遗症；第二是政府的很多紧缩政策还没放开。再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把过热的因素基本处理完，政策只要回归中性，7.5%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成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如果中国能够贯彻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使得制度能够支持高储蓄，变成一个高效的资本，仍然可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派是李伟的结构性、短期事件和反腐。因为优惠政策的回收和刺激政策的全面退出，库存周期的作用，金融扭曲和金融风险显化导致资金链收紧，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凸显。短期事件和反腐、房地产下滑、2008年11月中央4万亿与2012年的地方4万亿2014年以来的前三轮刺激所致，产生的后遗症。首先，得要明白中国经济增长的3个驱动力分别为：出口、投资、消费。1.欧美的债务危机，导致他们国家人民节衣缩食、消费减少，显著减少我国的出口。

　　2.我国经历多年的高速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2008年中央的4万亿（地方就远远不止4万亿了），各级政府债台高筑。债台高筑的原因不是因为投资多，而是投资质量低，很多都是亏损项目、低盈利项目，这种债务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通过银行做帐的方式往下一年度滚……总有个极限的。所以政府主导的高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可能持续的。3.国家税负高，贪官污吏横行，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和信心不足，如何拉动经济。

　　第四派是周天勇、李稻葵、巴曙松的人口与制度红利拐点，涉及人口计划生育制度与市场化制度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口因素有人口出生率低、劳动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长快，而人口计划生育管制与二孩政策落实缓慢。

　　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工资的变化→国民经济养老成本的提高→国内市场和出口的竞争力，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消费增长速度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与青年人消费倾向的不同→增长的消费拉动力。就是经济景气和增长与人口增速和结构有关的相互作用脉络，顺着这样的逻辑线索才能认清经济下行的原因之一。

　　第五派是钱颖一、厉以宁、吴敬琏、王小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增长模式，涉及政治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与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即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激励机制的变化。

　　中国经济下滑是三种因素叠加的结果，1.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2.2008年中国经济本来就已经到了拐点。3.多年来结构性矛盾的充分暴露。经济下滑总会被破解，破解需要的是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体制的创新、管理的创新和营销方式的创新。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加大对短板行业的投资。短板行业如果不加强投资，则创新无从谈起，政策层面应该为创新者提供帮助，比如税收减免、提供空间等。

　　第六派是张维迎的趋势性、政策性。1.趋势性的原因，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主要靠后发优势，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现在后发优势在逐渐消失。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按照经济趋势，GDP总是增长8-9%不太可能，以后可能变成5-6%。如果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经济增速在3%左右，意味着是正常的经济。2.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导致的问题，影响经济增长。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个投资最终都要有人买单，而买单的都是最终消费者。最后没人买单时，危机就会出现。过去，我们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好多投资不考虑谁买单，投资1000亿，就产生了1000亿的GDP，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谁要，政府不管。

　　第七派是死亡税率。第八则是官方的国家统计局官员此前表示，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世界经济的复苏比预期的要差，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前发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出口增速不如预期。二是中国正处在“三期”叠加阶段，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必须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三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笔者认为，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因为体制机制与结构性、增长模式问题，改革与转型没有成功前，这样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会一直持续下去。根源还是人民币贬值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及储蓄负利率，产品与成本的价格上涨及通货膨胀，导致消费不足，外部环境不好，内需又不足，经济下滑在所难免。

　　说到底，消费不足实际上是百姓收入不足，没有钱或者钱不够花。从表面上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还是连年增长的，总体来说，收入增长不如GDP增长快，经济高增长，财政收入高增长，普通居民收入在平均数掩盖下，实际囊中羞涩。

　　第五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增速

　　在刚结束不久的2016年“两会”上，中国政府出台了“十三五”规划的纲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明确提出未来五年的GDP增长率要达到年均6.5%到7%之间，以实现之前提出的使中国2020年比2010年总收入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对于6.5%以上这个增长率目标，学界、政策界与商业界都纷纷给出了各种解读。

　　现在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断崖式硬着陆，甚至会出现经济/金融/社会危机。依我之见，在“十三五”的未来五年，如果平均增速维持在5%以上，中国就依然可以在维持社会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并且有财力进行各项改革。之所以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没有那么悲观，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太多太多的政策和制度的技术性改善和提升增长的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投资的效率都还太低，同时中国政府可能要比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在乎经济增长率的维持。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标志着自1998年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首次低于中共设定的年度增长目标——此前中国政府为2014年设定的GDP增长目标是7.5%“左右”。1998年，中国曾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自1985年中国政府开始公布GDP数据以来，中国官方GDP增长率低于目标增长率的另外一年是1989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到1990年；第二个周期是从1990年到1998年；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三个周期的尾声，第四个经济周期的酝酿期。从历次经济周期的下降区间来看，从峰值下降到谷底分别历经了1983年到1990年的8年时间以及1992年到1999年的8年时间，而次贷危机后的本轮经济增速下降区间已经历时2007年到2015年的共9年时间。

　　从经济周期演化的角度来看，本轮经济下滑的时期已经足够长，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逐年回落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正逐步完成一个探底的过程。并且，从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调整来看，距危机发生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调整和重建。

　　如何确定经济增速、如何加快转型升级、如何推进重大领域改革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可以确定的是，保持经济增长将被排在“十三五”规划的首位。未来五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6.5%是这一时期GDP增速的底线。

　　从近期相关部门传递的信息看，“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均比2010年翻一番。6.5%是根据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核算出来的，是未来几年GDP增长的底线。所谓“翻一番”是要充分考虑到价格变化等因素。核算人均收入“翻一番”并不是简单的“乘以二”，也需要兼顾通胀等因素。

　　从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小康社会翻番的要求来看，如果今年经济增速按7%测算，那么到2020年要实现预定的翻番目标，年均经济增速必须达到6.56%，即6.5%左右是底线。在这个底线基础上，能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取决于其他约束条件构成的影响，如战略约束条件、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构成的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影响。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至少要保持6.56%的平均增长速度，才能完成“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56%是“十三五”的底线。而从过去几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情况来看：“九五”计划确定的增速是8%，最后实际增长8.6%；“十五”计划确定的是7%，最后实际增速是9.5%；“十一五”规划确定是7.5%，最后实际增速是11.2%；“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是7%，目前的四年增速分别为：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2014年7.4%、2015年6.9%。

　　考虑到底线以及实现的可能，预计十三五的期间政府设立的增长目标大约为6.56%-7%之间。考虑到国际环境以及国内制度红利的释放，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7.5%左右。再通过与韩国以及台湾等经济体的横向对比，综合考虑，申银万国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7.5%，呈现前7后8之势。按人均GDP算，2015年的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大约相当于台湾1986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这两个地区随后五年的平均增速都约为7.5%。

　　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初步测算，“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才能实现翻一番目标。即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相当长时间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015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布，6.5%为经济增速底线。在“十三五”主要目标中，排在首位的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特别重点提到此项内容。建议稿提出今后5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主要考虑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以上。

　　单就速度而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量化模型测算，“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仍将维持在6.5%至7%之间，这是“中高速”增长。

　　未来5年，我国经济确实具备7%左右的增长潜力。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基本都会高于预期目标，“十一五”规划定在7.5%；“十二五”规划定的是7%；“十三五”或考虑定在“7%左右”，“左右”的含义是正负0.4个百分点，即6.6%-7.4%之间，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实现。“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可以维持在6%-7%之间的增长。

　　目前，在国内制造业全面产能过剩、房地产等衰退性风险加大的大背景下，“十三五”经济增速能否稳定在6%-7%区间，年均增速保持在6.5%左右，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状况进程。过去10年，我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0.43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如果服务业增加值继续保持10%左右的年均增长，将会带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再加上农业、工业的增长，将为我国实现7%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奠定更为坚实扎实的基础。

　　第六是中国经济发展风险

　　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3.1%，连续五年增速下滑。展望2017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最新发布报告称，明年全球金融将面临八大风险，其中包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上台带来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美元货币市场融资成本上升、LIBOR利率走高、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负利率、新兴市场高槓桿、国际资本流动格局逆转和银行业风险。

　　2015年6.9%的同比增速背后隐藏着2016年中国经济八风险，这才是中国政府面临最大的威胁。1.经济下行。2.改革滞后。3.融资杠杆高。4.制造业产能过剩。5.房地产库存过剩。6.企业经营成本高。7.企业利润负增长。8.金融风险。

　　2016年看似企稳的中国经济，平静表面下却暗藏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堆积的潜流；而实体经济债务率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以及财政货币政策腾挪空间有限的“风险三角”也将制约着2017年的中国经济。

　　2017年世界经济走到一个关键时期。他预计，英国脱欧影响将逐渐释放，特朗普新政将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调整压力和不适应风险。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德法意大选或将发生新黑天鹅事件，中国“十九大”则将展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新动能和新蓝图。

　　2015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风险主要来自外部压力和内部引擎失灵。外部压力包括：在强美元下资金外流的压力使得货币宽松不再任性；出口环境仍旧不明朗，出口只能延续中速增长。内部引擎失灵包括：地方基建被抑制下传统产业去杠杆和去产能压力；房地产行业大势已去，面临投资下滑风险；城投债务大分化的趋势下部分城投企业再融资压力剧增恐引发信用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的四大突出风险。风险之一：财政收入大幅下滑是首要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将要面对的首要风险是财政风险。这一点尚未被市场充分认识。具体来看，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和全国政府总收入的35%和23%，但土地招拍挂交易额在2014年下降了37%，伴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滑。地方政府收入的可能会低于2014年的2%，更远低于2009至2013年的平均值24%，这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首次下降。全国政府收入总额可能会在2015年增长1%，这也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风险之二：非金融部门高杠杆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05至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杠杆率由139.3%升至176.3%，近两年又继续升至约210%，上升了60多个百分点。根据标普数据，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总额共有12万亿美元，为GDP的120%。截至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将为13.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7万亿美元。

　　过去5年，中国经常账盈余已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峰值的10%降至2013年的2.1%和2014年的2.0%。另一方面，资本利用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们利用投资产出弹性来测算投资效率（投资效率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表示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存量，即ICOR=当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增加值，数值越高表示投资产出效率越低）。结果显示，1996-2012年期间，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平均为3.9左右，

　　突出风险之三：贬值预期和过快资本开放压力并存。跨境资本流动对一国金融稳定的核心观察变量，管控短期资本流动风险仍极为关键。过去两年内（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由115.2上升至130.4，升值幅度超过13%。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大致由国际收支差额决定，如果国际储备存量上升，则外汇市场上本币供不应求，本币存在升值压力，反之，则意味着本币供过于求，本币存在贬值压力。

　　事实上，从2014年第二季度起，中国已经出现持续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以及短期资本净流出。2014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的短期资本净流出分别达到555亿美元、536亿美元与1016亿美元。这说明从2014年第四季度起，短期资本正在加速流出中国。更需关注的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的不断增加，反映出隐性资金外流增多。

　　另一方面，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利于中国金融稳定，毕竟在宏观经济基本面较为脆弱、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流出不利于放松金融条件、也不利于去杠杆，降低融资成本。中国目前处于降息周期，年底美联储加息概率加大，将进一步扩大国内外利差，对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造成较大冲击。

　　风险之四：巨额场外配资折射金融监管漏洞。在中国股市场内场外融资的总体规模预计在3.3万亿元左右，悲观情况下可能达到3.5亿—3.7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资金1.6万亿元左右，约占股市配资的一半。报告还称，在1.6万亿元银行理财融资资金中，场内融资约10000亿元，其中两融融资8000亿元，收益互换2000亿元；场外融资约6000亿元。

　　另外，股权质押项目吸收的银行理财资金约5000亿元，但未被计入场外配资。就本质而言，当前场外配资公司＋Homs系统＋信托／民间P2P账户，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联网券商结构，配资公司在给投资者分配完分仓交易账户后，能通过信托配资／民间融资，直接让客户在自己账户上做高杠杆融资业务。

　　股市救市新政可能导致另类配资潮涌。目前大多数银行为上市公司提供质押融资业务提供的杠杆比率为1∶1，稍激进的商业银行最高能放到1∶1.5，甚至有些城商行将杠杆放到了1∶2，已经远远高过了融资融券的杠杆率，可能产生新的配资风险。

　　五年（2008年-2013年）两个四万亿，印钞六十六万亿，其中国企拿了二十万亿，地方政府二十万亿，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每年的实际通胀20%，全世界最高。地方政府欠了共二十万亿的债务，连利息都还不上。2013年六月审计署公布的报告：16个地级市负债率已超100%（即技术性破产），占36个地级市抽样样本的四成以上。中国十六家上市银行，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35%。银行的五倍市盈率就是银行危机的前兆，11家银行股价跌破净资产。

　　2013年中国经济存在八大危机：资源过剩、产能过剩、债务危机、滞胀通缩危机、民营企业危机、银行危机、房地产危机和消费危机，是中国经济的一座活火山，目前正是暗潮汹涌，就待某一天，从地底喷薄而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八大危机，包括：产能过剩、通胀、地方政府相继破产、国企危机、民企危机爆发、银行、股市、地产等。

　　2014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的八大风险：1、是不是会有房地产泡沫崩溃？房价下跌50%以上？有不少经济学家说已经达到房地产泡沫的低点，这是比较担心的。2、股市会不会再跌下去500点？、理财产品是否会出现大量的违约？4、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是否会突然爆发？5、现在企业负债累累，同时企业盈利能力越来越差，企业债务危机是否会爆发？6、通货膨胀是否会突然严重恶化？7、经济增长速度是否跌到7%以下，乃至失业急剧增加？8、会不会出现资金大量外逃，引发金融危机？

　　第七是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走势不可能是“Ｕ”型，更不可能是“Ｖ”型，而是“Ｌ”型走势，“Ｌ”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十三五期基本上会以“Ｌ”型走势为主。“Ｌ”型、“Ｕ”型、“Ｖ”型、“Ｗ”型……经济走势如何，有多种用大写英文字母的描述。“Ｕ”型是指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在底部运行相当一段时间后，出现强劲反弹；“Ｖ”型是经济增速明显下降，触底快速有力反弹；“Ｗ”型实际上是出现了反复的“Ｖ”型；而“Ｌ”型是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后，在一定增速上基本保持平稳运行。

　　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退一步”为了“进两步”。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对此，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也别惊慌失措。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大，经济增速下降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将经历转型，将由出口拉动为主转为内需拉动为主；将由投资拉动为主转为消费拉动为主；将由粗犷型发展向创新型发展转变。

　　2016年行至尾声，中国宏观经济释放出“软着陆”信号。当前经济缓中趋稳仍属弱复苏，不宜过于乐观，稳增长仍要保持力度。2017年宏观调控将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

　　当前中国经济呈下行态势且还未见底，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不会呈现“U”或“V”型走势(UorV-shapedgrowth)，而将是“L”型走势。中国经济低于7%的增速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中国经济转型成功，对全世界都是利好。

　　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底线%以上。今后五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6%-7%之间。期间，中国有可能实现比6.5%更高的增长，但是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factorsofuncertainty)。中国今后更加看重的是高质量的增长，而不仅是经济增长率这一项指标。

　　权威人士的五问中国经济，一问：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二问：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三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四问：经济运行风险防控。五问：宏观调控着力点。中国经济虽然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这是一个让人“不难受”的速度，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防风险就是稳增长。不出风险，经济就能保持稳定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储蓄率和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经济韧性大，制度优越性明显。只要把握好，就出不了大问题。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我们要扭住调结构不放松，不必太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更不能以焦虑心态稳增长，结果事与愿违。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有其必然性，我们要高度重视应对，但也不必惊慌失措。宏观政策要保持定力，稳字当头，并注重“三个结合”，即近期和长期相结合、发展和改革相结合、国内和国际相结合。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走出困境，化危为机，归根到底靠创新，靠转方式调结构。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中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楼市正面临痛苦的去库存化阶段，有效消化房地产市场库存是一个现实问题，既关系到启动需求，又关系到化解风险。要抓住市场调整的有利时机，顺应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势，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现在价格总水平涨幅较低，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放水漫灌，而要注意“度”，注重精准滴灌。局部的风险该释放的也要及时释放，打破刚性兑付，反而有利于降低长期和全局风险。

　　开局首季问大势：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新动力还挑不起大梁。

　　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

　　无论是地区、行业还是企业，总有一部分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得到“八”的好处，脱颖而出，前景光明。我们明确了股市、汇市、楼市的政策取向，即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

　　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逐步完善中央管宏观、地方为主体的差别化调控政策。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

　　降成本，就要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收费取消掉，把行政审批减下来。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那就要命了。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实行需求紧缩，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

　　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我国的实力相当雄厚，经济发展基本面好，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是光明的，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放水漫灌强刺激、盲目扩建新城区以及强化行政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等事情不能再干了，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环境没改善等项目不能再上了。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主要体现在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绝不要随便放水，而是针对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处置“僵尸企业”，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对破产企业尽量实行“安乐死”。

　　中国经济“Ｌ”型走势短期内不会走出。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速跌破7%，创下25年以来最低的增长记录时，我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很好，而不是很差，2016年，2017年，中国经济的增速肯定低于6.9%。

　　讨论中国经济的“底部”的关键绝不在于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多少。中国经济过去六年的连续下滑是一种趋势，也很正常，在经济超高速增长近40年后，出现这种下滑符合追赶型经济体速度和发达经济体趋同的规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将中国经济是否见底的讨论限于经济增速，结论是非常悲观的：中国经济再次回到高增长的概率等于零。

　　中国经济是否见底，讨论的出发点应该是中国经济是否完成增长模式与增长动力及方式、经济体制的转换，这是问题的关键。刘世锦先生等人之所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底，仍然是在旧有的增长模式和思维中讨论问题，比如：他们认为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已经触底反弹，比如制造业的数据已经不可能再糟糕，比如出口继续大跌的概率小。很显然，这都是在旧有的模式下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过去的增长模式和增长动力都难以为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一，依靠大规模信贷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M2存量已经超过240万亿，M2的增速与经济增速的剪刀差越来越大，说明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第二，依靠政府大规模投资已经走到极致，无论是投资占GDP的比重，还是投资的效率，都没有任何扩张的空间。

　　第三，地方政府依靠举债发展的模式受到债务风险的限制，整个经济的债务杠杆率已到危险的边界。第四，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投资存量已超过合理的规模，增量也有限，房地产经济走到了真正的天花板。第五，低端制造业的产能和出口都已经到了极致。

　　第六，随着劳动力拐点和人口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下的低成本扩张模式也难以为继。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旧的平衡已经打破，在新的动能和新的平衡建立之前，一切所谓的见底预测都属无稽之谈。况且，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起码要解决三大问题：

　　第一，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的出清问题，这需要时间；第二，债务杠杆，特别是企业债务杠杆问题，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第三，新的动能的培育问题，这不是简单的经济拉动力的转换，更是经济思想和理念的颠覆性再造，在旧有的经济思维下，要想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旧有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为做大规模服务，而不是为创新服务。

　　中国经济在2016年11月呈现L型增长走势，工业和投资持平于上月，消费略有改善；通胀则继续上行，CPI受猪肉价格带动稍有回升，PPI则在低基数和主要工业品价格加速走升之下扩大涨幅。之前公布的先行指标印证中国经济正处于复苏通道之中。11月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双升至逾两年高位，超市场预期，从生产到需求到价格的各分项指数亦齐回升，预示经济短期已企稳，完成年内增长目标无虞。

　　就像2016年频现“英国脱欧”之类的黑天鹅事件一样，2017年经济运行存在诸多变数，调控也难一蹴而就。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维持L型走势，调控应着力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赢得更多时间和更广阔空间。

　　“‘Ｌ’型的判断告诉我们，未来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既不会出现强劲的反弹，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失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内外环境变了，速度调整是必然的、正常的，这不是一两年的事。一方面中国经济当前面临很多困难和深层次矛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潜力大、韧性足。

　　信号一：经济将在合理区间平稳增长。今年一到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7%，开局平稳。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为6.5%至7%，“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是年均增速6.5%以上。回首过去，中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最后一次达到两位数、2011年回落到９％平台后，从2012年开始在7％平台上平稳运行、缓缓下行，2015年回落到７％以下，为6.9%。

　　“Ｌ”型走势并不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速运行在一条直线上。未来中国经济从大趋势上看，进入在合理区间平稳增长阶段，但短期内出现一些小波动是难以避免的，要保持淡定。信号二：宏观政策保持稳定。经济运行平稳，宏观经济政策自然不会出现大幅摇摆和反复。信号三：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Ｌ”型走势的预判，实际上也在警示我们，中国经济的出路是，必须坚定不移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八是中国经济增长底部标准，中国经济是否走出“L”型，底部拐点是否来临

　　中国经济“L”型底部到了吗？“L”形由三个点、两条线组成，中国经济究竟已经走到了哪个点、哪条线上。有人说中国经济的拐点还远没有到，明年仍将是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不会有大的起色。也有人说，目前经济已经初步稳住，但是否触底，还不好说。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后续经济增长靠基建投资带动的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有一个争议是，政府推动基建投资的结果是挤出了民间投资还是带动了民间投资，大家看法不一。政府基建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作用甚微，相反对汽车、钢铁、有色、水泥等行业都有拉动作用。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已经到底。中国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底部，未来一两年是触底的关键期。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高投资带来的，主要与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有关。如今这三方面都已大不如前。因此，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

　　三大需求下降时，重化工业也在回落，但是回落的速度比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比如钢铁行业，甚至连最好的国企去年12月份的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如今，在政府的推动下，去产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接近底部和真正触底还是两回事，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触底。今后一两年是触底的关键期，触底不会一蹴而就，它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多次验证。

　　中国经济基本上触底，曹远征在论坛上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是一个“L”形增长，现在是接近底部或已经到底。除了今年前三个季度的GDP增速都是6.7%外，曹远征更看重另两个数据：9月份的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经历连续54个月下降后首次由负转正，意味着企业的销售数据在增长，销售环境在变好；10月份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2%，比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创逾两年以来新高，表明无论民企还是国企都在增长之中。

　　从今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速都在6.7%来看，他基本同意宏观经济已经在底部运行的观点，明年是否回升还有待观察。海闻表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问题，还有微观的产业结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着一个深度的产业结构调整。

　　离拐点还很远，“U形、V形都不是今后出现的情况，更多的还是一个L形，这是符合当前的现实。厉以宁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GDP增速的确保持在了同一水平上，但是绝不能认为中国经济的拐点到了，远远没有到。

　　最近煤炭价格和钢铁价格确实上涨了，但这是去库存背景下的正常现象，并不意味着下行压力已经减轻了，“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这说明国内整个行业不景气，国外大企业在中国的增长也到了瓶颈。

　　经济到底有没有接近底部，没有宏观的数据来支撑。但是我们行业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来证明经济已经到底了。王筱毅看来，企业的发展还是要依靠技术的提高和效率的提升。他们行业的产品前几年比较好卖，但现在用户对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要求越来越高，对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企业必须保证相当大的研发力度，否则无法立足。

　　有的认为，2016年前三个季度，我国GDP当季度同比增速均保持在6.7%，“L型”底部初见。2017年，经济内生动力的培育与“十三五”规划所内含的政策目标之间的互动，将继续勾勒经济在“L型”底部区域运行的形态:从前者来看，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从后者来看，6.5%应是政府必守的经济增长“铁底”。由此，在宏观政策随时准备“托底”的护卫下，经济增速离“L型”底部应该仅一步之遥。

　　除对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进入或接近“L”形底部的判断外，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明年是“控风险”的关键一年。控风险是明年的核心，是增长的前提。刘世锦也表示，“L形”的含义是说它不会再下降了，但是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实际上就是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今后一两年是触底的关键期，有些因素很可能对触底形成较大的冲击或影响，比如房地产泡沫问题、金融风险问题。

　　郑新立表示，当前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正常的问题，突出的是投资结构出现了巨大反差，包括国有投资和民营投资出现的反差、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出现的反差、海外投资暴增与国内投资放缓的反差。投资结构上的三个‘冰火两重天’孕育着风险，所以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基于对明年“控风险”的判断，刘元春表示，明年稳增长的一些逻辑基础要有所调整，首先是控风险是稳增长的关键前提，而不是以前理解的增长速度是资金可持续的基础。

　　徐洪才表示，三季度宏观数据显示，目前经济触底企稳的特征已经比较明显。当前中国经济还有很多潜力，部分改革的红利尚未完全释放。若农村土地改革、城镇化、国企改革等改革的红利持续释放出来，必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动力。许小年表示，“L”形增长到不到尾巴、有没有触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L’这一横要走多长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到经济增长的本源上来，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一部分来自市场的扩大，一部分来自企业效率的提高，企业效率提高靠创新。

　　第九是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走向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去产能，各地要明确具体任务和具体目标，加大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去杠杆，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依法处置非法集资等乱象，切实规范市场秩序。

　　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降成本，就要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收费取消掉，把行政审批减下来。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体制机制。

　　短期内，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处理好“稳”与“调”的关系，关键是把握好“度”，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把深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稳健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基调不改前提下，财政风险的上升预示着中国2017年继续减税和扩大赤字率的空间有限。预计仍会维持上年3%赤字率水平，经济增长目标也宜维持在与上年一致的6.5-7%区间；而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以及确保改革政策落地，更是2017年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

　　从外部因素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利率走势逐渐分化，美国开启加息周期，预计2017年继续加息2-3次，日本、欧洲继续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而美元走强、资本外流趋势一旦形成并逐渐加剧，将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也将使得我国开放资本账户步伐放缓，并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负面影响。

　　从汇率情况来看，近期人民币汇率采取类似于一种参考双“锚”模式，即美元和一篮子货币：在美元走强时参考一篮子货币，而美元走弱时则参考美元。也就是说，在美元上涨的时候人民币对美元相对走弱，但对一篮子货币仍然是上涨的。这有助于防止或减缓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形成。

　　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重心对内将是“去杠杆，抑制资产泡沫”，对外将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主动挤压泡沫，防范金融风险，也是货币政策势在必行的趋势。货币政策的内部因素从内部因素来看，当前的金融形势、经济基本面、四部门的债务状况等都是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2017年的关键承诺并不是经济增速而是处理好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问题。总之，随着经济形势进入“跋涉阶段”，2017年的货币政策选择也将更加谨慎，势必兼顾去杠杆、抑泡沫、稳汇率、防风险几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