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素材“网红文化”专题整理

写作素材“网红文化”专题整理本站　　《耗子尾汁》（2）《文化网红的衰落》（3）《网红：一场平民化的网络狂欢》（4）《“网红”文化的传播与狂欢》（5）《草根的神话，资本的狂欢》　　（1）《“网红”为什么这样红——关于网红文化的讨论》（2）《拮据又虚荣造就年轻“网红”》（3）《越无聊越网红？专家：网络传播中主流不再明显》（4）《“网红”时代 ，我们需要怎样的偶像》（5）《除了“网红”还有什么能够崇拜》　　（1）《“网红经济”:靠“低节操”吃饭走不远》（2）《网红是经济，但别蹭文化之名》（3）《网红“轻文体”也有借鉴意义》（4）《大学生做“网

　　《耗子尾汁》（2）《文化网红的衰落》（3）《网红：一场平民化的网络狂欢》（4）《“网红”文化的传播与狂欢》（5）《草根的神话，资本的狂欢》

　　（1）《“网红”为什么这样红——关于网红文化的讨论》（2）《拮据又虚荣造就年轻“网红”》（3）《越无聊越网红？专家：网络传播中主流不再明显》（4）《“网红”时代 ，我们需要怎样的偶像》（5）《除了“网红”还有什么能够崇拜》

　　（1）《“网红经济”:靠“低节操”吃饭走不远》（2）《网红是经济，但别蹭文化之名》（3）《网红“轻文体”也有借鉴意义》（4）《大学生做“网红”不妨平常看待》（5）《对网红文化不能粗暴棒杀》（6）《正视“网红”背后的文化命题》（7）《新媒体：一个新传播时代的来临》

　　（1）《把“网红”做成时代印记》（2）《网红经济应有益于公序良俗》（3）《社会需要正能量“网红”》（4）《“网红”博物馆让传统文化触手可及》（5）《网红文化，如何“塑造”人们的审美》（6）《网红文化的价值困惑与价值自觉》（7）《网红文化的传播转向与群体心理》

　　1.以“浑元形意太极拳掌门人” 自诩的马保国，如今知名度蹿升。他今年5月在观众面前30秒内被击倒3次，他“武术”的“造诣”按说也都摆在眼前了，但最近他的雷人雷语却被热转，俨然要成为顶流“网红”。从霸榜一些平台鬼畜区，到参加商业演出，再到接拍所谓励志电影，马保国已包装出相当的商业价值。从他所谓的招数屡屡成为热梗，到马氏语言在网络热转，有人说这已然是“马保国现象”了。如果就是自己特立独行表演，谁也没必要特意关注，然而当其成为一种“现象”，而且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就有必要审视一下这种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

　　2.马保国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招摇撞骗，说到底是一场闹剧。口口声声弘扬传统武术，实际上做的都是伤害传统武术的事。斥责年轻人不讲武德，他本身却毫无正大光明、谨言慎行、尊崇敬畏传统的武德。对围绕马保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闹剧，不是一笑了之那么简单。如果靠哗众取宠就可以风生水起，靠招摇撞骗就能拓展商业版图，这是什么样的价值取向？马保国背后的人到底想干什么？明眼人都清楚，无非就是商业利益。推波助澜、炒作放大马保国的一些互联网平台为什么？无非是流量至上，背后还是利益。然而，无论平台还是资本，蹭热点、找卖点的前提，都是遵循公序良俗，是正确的价值观，否则就会沦为浅薄而拙劣的商业游戏。

　　3.人人都有习武的权利，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可是如果背离武术精神，没完没了在公开场合信口开河，特别是编造经历，这就与江湖骗子无异。而这样的人受追捧，值得我们深思。不少人谈及马保国是揶揄和调侃，说他在场中扮演被群嘲的角色，似乎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无伤大雅”，放任“审丑”成为流行，让招摇撞骗大行其道，这本身就是对社会风气的伤害，特别对于尚缺乏判断力的未成年人，这是对价值体系的毒化。

　　4.这场以马保国为主题的闹剧，该收场了。真讲武德，马保国就应该从闹剧中抽身而退。对他背后的人来说，尽早收手更是明智选择，否则必定血本无归。而对那些热衷流量、推波助澜的互联网平台，如果还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就应马上停止再为这种“丑行”“闹剧”提供传播渠道。同时，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对互联网平台落实社会责任情况加强监管。社会各界共同呵护核心价值观，守住底线，别让闹剧再闹下去。

　　2.马保国不仅上了微博和B站的热搜，他说的“年轻人不讲武德” “好自为之”也成了网上“热词”，有人还把“耗子尾汁”注册了公司、申请了商标，马保国在保镖的簇拥下出席了网红活动，他还宣布将参加电影拍摄……在这个过程中，马保国赚足了流量、赚取了收益，俨然成为火遍全网的新晋网红。

　　3.按说，作为一名30秒内被3次的“掌门人”，马保国如何理解“武术”、是否想做网红，皆是个利，只要不违法背俗，别人无需指责。但这段时间以来，随着众多网民集体围观，部分网络平台甚至媒体机构也推波助澜、大加“追捧”，这就不得不令人疑惑：这到底奉行的是什么价值观？

　　4.纵观马保国再次火爆，其能吸引这么多网民围观，可能是他无比自信的“功夫”，可能是他“年轻人不讲武德”的“败因分析”，亦或是他“耗子尾汁”的个性表述。在很多人看来，其种种表现不但常出乎意料，甚至可能“奇葩”到有“抖包袱”的效果，好玩有笑点。而网民这种超乎寻常的关注，让人想起多年前网民围观“芙蓉姐姐”和“凤姐”的情景。当时就有人质疑：难道大家都“审美”疲劳了，现在开始“审丑”？

　　5.在本次马保国“走红”的过程中，背后有不少网络平台和媒体机构的身影。有的密集发布相关视频，有的主动邀请马保国入驻并大加推广，而对马保国的轮番专访、直播更是一日胜似一日。在其看来，马保国就是热点，蹭一把流量，抓一把眼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不抓更待何时？只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传播，让本属民间层面的自发娱乐变成了公共空间的恶俗炒作，让本来一位人心自有定论的网络人物变成了“人气明星”，让本来不值一驳的个人言行变成了似乎可以效仿的走红捷径，这就超出了寻常的网络传播，需要纠正。

　　6.网络平台和媒体机构有着广泛影响力，是社会和变化的风向标，具备正确三观、守住价值观的底线是起码要求。这些年来，方方面面反复强调“遏制网络恶俗炒作现象”，要求防范遏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不良风气滋生蔓延，也算是苦口婆心。各种管理措施和前车之鉴，更是指向明确。

　　7.但尽管如此，还是没挡住此次马保国传播的不断升级，各种“擦边球”打得得心应手。这说明一旦有可炒作的灰色空间，只要还没有主管部门的明令禁止，一拥而上似乎成了心照不宣的“行业习惯”，这实在是令人遗憾。像其他网红一样，马保国们终有流量流尽的时候，类似这种现象反复出现，暴露的绝不仅仅是部分平台和媒体机构的问题，如何建设和保持清朗、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和社会心理，是所有网络参与者都需要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8.对于肩负公共职责的平台和机构而言，比流量更珍贵的是口碑，正确的价值观是立身之本。要有责任，更要有品味。话虽是老话，但常说常新。

　　1.2020年末，“耗子尾汁”强势来袭。只看字面，这四个字不仅让人感觉不知所云，还会生出许多扭曲生硬、心理不适的想象，这种感觉恰如其代表的人物和讲述的故事——马保国走红事件。

　　2.马保国爆红的时间线有些复杂，“星途”也颇为曲折延宕。将时间拨回到2020年5月17日，在山东某地，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武术比赛徐徐拉开了帷幕。这原本只是一场简单的武术比赛，没人知道的是，30秒后，穿着一身白色练功服“英姿飒爽”的太极大师马保国会被KO3次。在69周岁倒在擂台上的那一刻，马保国本该遭遇“社会性死亡”，但命运倔强地对他说“不”。

　　3.将时钟更往前拨一点，今年1月，有人将一则马保国控诉“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偷袭我这个69岁的老同志”的视频上传至B站。在视频里，眼睛青肿、操着一口浓重方言“劝年轻人好自为之（耗子尾汁）”的马保国面容慈祥，自带喜感。此后，这则原本平平无奇的视频被网友二次创作后获得了巨大传播量，2万多条视频、近8亿次点击量，是马保国如今的“战绩”。

　　4.“上至百万粉丝的流量UP主，下至刚进站的‘萌新’，几乎人人都想‘蹭’马保国的热度”“微博粉丝量几乎以每天一万的速度飙升”，即将拍电影的马保国，在通往人生巅峰的路上一骑绝尘。

　　5.马保国的生意从来不在比赛场上，就像以往的古早网红芙蓉姐姐、凤姐之流，马保国的走红，不过是的又一次审丑狂欢。不管是流传甚广的“闪电五连鞭”视频，还是在“英国开馆授洋徒”的光荣事迹，以及30秒被KO3次，打着大师之名却让传统武术声誉受损的马保国，自然有他的不堪。事实上，被群嘲的确实是马保国，但其实很难说清到底谁清醒，谁糊涂。

　　6.有人觉得“马保国是个一辈子都在欺骗自己说服自己，也试图欺骗别人说服别人”可怜又可恶的老人；也有人觉得已届古稀之年的马保国早已是个深谙流量即生意的老手，而至于答案到底是哪个，恐怕也没人真正想探究。我们能看的是他出书、收徒开课、参加商演；约架放狠话打擂台；炮轰张伟丽；发表雷人雷语——马保国的生意从来不在比赛场上。

　　7.“代言我是要接的，很多明星都会接代言。我还是要照顾好我的家庭的。”采访中，马保国如是说。他和徒弟们通过微博账号盈利等捞钱手段也玩得风生水起。马保国甚至要进军影视界。在宣传视频中，大师亲自确认接到某导演的邀请将参演少年励志片《少年功夫王》，在剧中出演一个“神秘老武师”。

　　8.但既然是励志，作为一名观众，很想问问导演：马保国的出现励的是什么志？是励志孩子做假把式，还是励志孩子练嘴炮功夫？马老师是“能武”还是能为人“师”？马保国不是一个人，他的身边有徒弟有推手不可怕，有个别的逐臭之徒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流量和能让一群人由黑洗白，进而遮蔽了社会对真实的追求。

　　9.很多人鄙视马保国，但很多人输给了马保国。说到底，马保国都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在偶然间他人性中“不堪”的元素被扩大、被观赏，到头来，他顺利成为全民笑点。在这个过程中，数以万计的鬼畜视频显然功不可没。

　　作为一种圈地自萌的亚文化，无厘头、是鬼畜视频的本质，本也无须挥起道德的大棒。但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正是在这种把人物形象打碎、重新解构的过程中，马保国这种“伪大师”反而更容易被洗白，不仅重新获得了影响场的强大力量，甚至因为黑红而获利。

　　10.这本也不意外。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之处》伯明翰学派迪克·赫伯迪格这样写道，网络所代表的只不过是一种狂欢式的仪式，它既可能消失在主导意识的规范下，也可能埋没在商业的收编中……

　　11.于是我们看到“耗子尾汁”被抢注成了商标和公司；各种带有“马保国”名字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注册，其本人形象和语录也被制作成T恤、手机壳等周边产品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开卖。

　　12.“整个世界将会展开争夺眼球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下个世纪的主宰”，当被商业收编并以积极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继续存在，如何弥合审丑狂欢对道德和价值观的冲击，让很多人困惑。

　　13.很多人在对此投去鄙夷目光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输给”了马保国——成年人的体面、场的审丑狂欢，都是这种“输”的代价。不管怎样，争议还在继续，马保国仍旧很活跃，而如果出现下一个马保国，还是奉劝每个人都能“耗子尾汁”。

　　1.1991年，余秋雨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孤身一人从西北高原开始，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址。他先后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迎来了学术地位上的腾飞。1992年，余秋雨把考察归来写成的几篇散文，集结成书，做成精装本，就是后来的《文化苦旅》。市场反应非常热烈，首印1万册在3个月内售完。一名北大中文系学子发表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称余秋雨在中写过极左文章，说他是“余孽”“文化流氓”。余秋雨迟迟不愿作出回应。有人开始调查余秋雨在里做了什么，有人开始爆料余秋雨跟两任妻子的私生活……

　　2.有一次，余秋雨和妻子马兰上街买菜，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赶紧走。他觉得不对劲，在报亭扫了一眼，看到无数惊悚的标题：《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剥余秋雨的皮》……余秋雨看得脊背发凉。有人说：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然而余秋雨真正的“坠落”，不来自外人的中伤，而是自身的气量越来越狭小。进入21世纪，他继续写书，文章的格局却越来越小。从2004年的《借我一生》开始，到《我等不到了》，乃至所谓的“封笔之作”《泥步修行》，他用大量篇幅“痛说家史”，讲述“我家如何如何”......

　　3.读者买书是来看文化和知识的，不是来看“你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的”。就像一位读者说的：“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读者在成熟，一直在进步。”当余秋雨看到图书已经不能为他赢得可观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时候，他开始积极地拥抱新媒体——知识付费。在某付费平台上开设的《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获得了将近5000万的播放量，但大部分人都是免费试听后就关掉。人们为20年前的情怀来凑热闹，却很少有人愿意陪一个“过时之人”走到最后。一个73岁的老人，固执地坐在“文化学者”的铁王座上，身边的拥趸早已渐渐散去。余秋雨奠定了中国文化网红的样板。

　　1.1997年，一个24岁的小伙子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来到北师大教书。系主任见到他，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咱们系有个女老师骨折了，你就每天背她上下班吧。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嘞。他的名字叫罗振宇，而他背上的那个女老师，叫于丹。2006年，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和于丹抱怨，当时正在为解读经典的题材匮乏而发愁，于丹脱口而出：“讲《论语》啊！”万卫当场邀请于丹来讲，于丹笑言：我不敢讲，讲了那些学者还不得骂死我！禁不住万卫“三顾茅庐”式的邀请，于丹试录了一期《论语》，大获成功。从那时起，这个女老师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2.同年，于丹的签售会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排队的人从5楼一直排到了1楼外的大街上，当天签售超过1万册，首印60万册。按照罗振宇的说法，《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的利润，是中华书局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然而到了《于丹庄子心得》签售的时候，风向发生了变化。十几个穿着白衫的男子，衣服上印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冲进会场，振臂高喊：“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百家争鸣！”清华、北大、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子组成了著名的“十博士”，高调发文《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向全国观众道歉。他们联合起来写了一本《解“毒”于丹》，指出于丹讲述《论语》、《庄子》当中的诸多硬伤，还有她对经典的严重误读。

　　3.有学者统计过，《论语》全书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只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于丹全面放大了这一部分，让没读过《论语》的人误以为《论语》主要在讲“怎样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一板斧”。对于“十博士”要求她下课的说法，于丹表示：“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但是于丹没想到的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很快就有吃腻的那一天。2008年，当她再次登上《百家讲坛》开讲时，无论是图书还是讲座，激起的水花已大不如前。2009年，于丹到伦敦讲学，大闹酒店，三天换了三个房间，骂哭了女翻译，女翻译不堪忍辱，辞职离去。消息一出，网友纷纷讨伐于丹。“伦敦撒泼”事件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二板斧”。2012年，北大昆曲专场，于丹被北大学子赶下台，“快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

　　4.于丹尴尬地走向后台，临走时还不忘加上一句“很于丹”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北大昆曲事件是于丹坠落的“第三板斧”。2018年，“于丹被北师大免职”的消息，人们纷纷庆祝：“于丹跌落神坛！”和余秋雨一样，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网红的坠落，不是所谓的“三板斧”，而是她的精神内核，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认为，于丹是在公开叫卖“精神安慰剂”。当你“服用”太久，发现屁用没有的时候，你自然会对“卖药”之人心生厌恶——这是于丹“失灵”的真正原因。

　　1.复旦大学的思修课老师陈果。她的课堂视频被学生上传到网络，于是，她火了！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清楚，思修课是一门怎样的存在。而陈果绕过了这一点，凭着哲学博士的身份，被捧成了“哲学女神”。她的“幸福哲学课”有7326万次播放，她的书在单一网店单本评价人数接近40万，全国销量超过百万册。读完了陈果老师的大作，有人摘录“金句”如下：无知源于知识的匮乏，即弱于“智”。爱像一束光，照亮一切阴霾。真正的正能量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活成了一个光源，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你不需要刻意跟别人说什么，当你活成一束光的时候，他要是接近你，就是接近光。有人说陈果的说教，连于丹式“引经据典”都免了，鸡汤直接端上来喂给我们。陈果趁着名气暴涨，把自己的上课视频“断章取义”，做成几十秒的金句短视频，发在抖音上，顺便卖书。一卖书，就暴露了她讲的内容是什么层次的。

　　2.在陈果眼里，什么是幸福？幸福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计较多少，计较得越少越幸福。最高的成功，莫过于内心的幸福。当世界不值得尊敬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尊敬自己。不知道于丹看了陈果的书，是会“拈花一笑”，还是“恨得牙根直痒”？当文化网红脚踩“恨天高”，涂上鲜艳的“口红”，她们甚至可以撕掉知识的伪装，直接来一场“思想道德修养”的“马杀鸡”。仿佛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他们只需要甜蜜蜜的精神“润喉糖”。

　　3.知识分子，原本是公众的眼睛，公众的喉舌，站在公众身前，为更好的公共生活而勇敢地质疑、揭露、批判、反思；而今天的文化网红们，已经成了公共问题的遮蔽者，黏在公众身旁，做他们的“知心姐姐”，给他们提供自我安慰的“养乐多”。“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人的前途就是命中注定。”“用护肤品、去美容院就是新时代的‘修身养性’。人计较得越少越幸福。”他们安的是什么心一目了然。

　　4.试问这样的“公知”，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所谓知识分子, 是自觉地将人类进步的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的人。可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的下，趋附于金钱和权力，迎合媚俗的大众需求，把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变成兑换权力和资本的手段。他们从书房走向社会、走向媒体以后, 便再也回不了书房。

　　5.学者布尔迪厄讽刺他那个年代，有一群“电视知识分子”。而今天的中国，是否也正活跃着一帮“网红知识分子”？《反智时代》的作者苏珊·雅各比说：“公共空间中的劣化语言，如同低剂量的毒素，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是非观念。”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男男，正享受着“公共”带来的丰厚酬赏，却泯灭了“知识”应有的尊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娱乐化、幼稚化、鸡汤化、愚民化——难怪《公共知识分子》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说出这样的话：“公共越多，智识越少。”我们呼唤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呼唤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次在中华大地上回响。就像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下的那样：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毫无疑问，“网红”是当下最火热的网络流行语之一。从字面意义上看，“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红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网红”。比如，娱乐明星、知名企业家、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也可能是网络红人，但是他们通过将传统媒体上的影响力转移到网络上而走红。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网红”现象，指的是以网络作为成名原始渠道的人。你可以说，他们颠覆了一切精英文化所确立的秩序，一些“网红”的表现还很庸俗和无聊，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网红”是互联网所掀起的社会变革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阳光明媚岁月静好：我对一些“网红”的印象还是挺好的。比如之前那位从200斤减到100斤逆袭成女神的俄罗斯美女，经常分享健身饮食方面的心得。她经过自己的努力收获了荣誉，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这样的正能量是能激励她的粉丝的。有的“网红”会化妆、善穿搭、懂时尚，她们通过网络分享自己的技巧、总结，在一个领域中深受喜爱。

　　@胡波：几年前一位学生问我，“老师，你上不上知乎？”那时，我完全不知道“知乎”是什么玩意，后来才发现这就是个“圈子”，有些“大神”级的用户以其专业的回答，在圈子内赢得了影响力，成为“红人”。对一些“网红”来说，码字并不是为了“有什么用”，重要的是在圈子里获得足够的认同。自由和多元本就是网络文化的主题，对你不喜欢的“网红”，可以主动屏蔽，不受干扰，不被绑架。但也须知，在你眼中的“没有用”、“不务正业”，在他眼里可能就是“好玩”，甚至拥有一众“粉丝”。

　　@话八仙：“网红”是消费网民关注度的速生品，他（她）们的走红，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不是经过个人的努力，而是借助的包装和炒作，刻意塑造出来的一个虚拟“偶像”。这种“偶像”很多时候是以审丑的形式，把自己打造成吸引人眼球的“四不像”（不像正常人、不做正常事、不走寻常路、不顾别人感受），用以谋取网络之上的不当利益。

　　@覃建行：提起“网红”，我首先想到的是凤姐，她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励志”典型。现在的“网红”，大多是活跃于微信朋友圈、微博的各种“脸”，他们或是代购、或是段子手。总之有自己的一技之长，长得好看而且会经营自己的形象，也算是有一技之长。

　　@晋囍：感谢网络，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红起来，也让人可以多元化选择偶像。“网红”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并不比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介红起来明星卑贱。网络人气旺不旺可以有直观的认识。有的明星在网上没多少粉丝，还敢说自己红吗？版面或荧屏上总是被那些老嘴老脸霸占，突然网络上多了一些赏心悦目的新面孔，顿时感觉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你每天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高大上的新闻，我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看平民化的网络直播。

　　身处网络化媒介时代，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消费带有网络时代特色的文化形态，围观网络衍生的文化景观。从早期的小报文化，到广播、电视的家庭仪式性收听观看的广播剧、肥皂剧的流行，再到网络时代流行的网络围观、吐槽文化以及现在的“网红”流行文化。而这些文化、亚文化形态之所以能形成并在一段时期内流行开来，除了受到技术、媒介属性等层面的影响，还离不开时代和社会的土壤。“网红”文化作为当下最引人关注的媒介景观，其背后的存在合理性、发展逻辑又蕴含在多种维度内，立足“网红”现象自身，其得以存在、流行的缘由便包括受众对“网红”文化的消费以及狂欢围观的传播情境。

　　玛丽·道格拉斯的“消费的文化意义”预示着消费的不再只是以某种物质的方式来满足需求，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而存在。商品是“用作使文化的范畴可被看见和稳定所必需的”，并促成文化合法性，因而对于商品的消费是伴随文化意义的流通、传递过程。

　　对于“网红”文化的消费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层面：对“网红”（尤其是以身体为资本的女性）身体、颜值外貌、夸张表演、时尚品味等的视觉消费；对文字、段子、歌舞等技能的欣赏性消费；对“网红”所带来的争议事件、不适行为（如炫富） 的围观狂欢消费；对“网红”观点和意义的认同性消费；以及对“网红”作为符号的商品、广告、节目的实际或虚拟的消费。无论是哪种层面的消费，都伴随着文化意义流通：从庸俗、肤浅的视觉文化到批量生产、娱乐至上的快餐文化，再到传统技艺（文学、歌舞等）。

　　“网红”文化虽产生并得益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但归根结底，“网红”文化是一种“个性文化”“亚文化”，而对于“网红”文化消费所体现的个人自我个性的实现和表达。正如对于木子美、苏梓玲等围观消费显然与社会主流的文化格格不入，但却为年轻人所追捧，究其原因，恰是“网红”文化的个性特征，满足了后现代年轻人群寻求个性差异，在消费吐槽、、嘻哈、喧闹、性向、二次元等个性化文化中实现自我满足，并被认定为属于我的、我们的文化。再加上对抗、逆反等心理，使得部分“网红”文化既是会被社会排斥，也不乏拥趸者。有统计显示，“网红”的受众中有73%属于19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个人成长中的伴随着本能欲求、心理需要和归属认定，这也恰是其成为“网红”文化消费者的原因所在。

　　消费对文化意义的丰富与繁荣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消费的社会化催生了生产的规模化，而文化生产的批量化，又使得文化意义的同质化。正如本雅明所言，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内容便失去了“灵韵”。每被复制传播一次，意义就衰减一次。伴随着“网红”文化的工业化进程，“网红”及文化传播内容的生产制造也变得批量、程式化、同质化，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形态，如批量的网络“女神”，本质与工业产品无异，必然会降低文化意义的异质和繁荣。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带来的是娱乐至死，对于低俗娱乐文化的过度消费，必然会催生对应文化的生产，如前文提到的脱敏效果，最终会导致过度娱乐、低俗娱乐，降低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狂欢理论由金提出，其本质上是一种全民性、自由性的普天同庆。与马尔库塞所宣称的“反叛功能”一样，狂欢是平民大众对于严肃的、正统的精英霸权（权威、等级、财富、性别等）的反叛，“国王”也被打翻在地，小丑加冕成“王”。因而有人称“网红”也是一场平民化的集体创作与狂欢。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红”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狂欢，因而“网红”文化也是“狂欢围观文化”“民间诙谐文化”，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宣泄性、颠覆性、哄闹性与大众性，因而全民狂欢围观构成了“网红”传播的独特情境。

　　（一）网络是狂欢的“广场”，是全民性、大众性的象征， 网络独特的媒介属性为狂欢剧目与狂欢语言展示提供了舞台

　　1.网络开放、多元的媒介属性保证了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网络平台造就了匿名的、普通的、民间的“网红”文化狂欢的参与者，使他们可以在“广场”中平等交往、产生共鸣，并以颠倒、嘲弄、戏耍、插科打诨等各种形式尽情狂欢。

　　2.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集群性使得网络集群行为具有极强的匿名性、情绪化、暗示传染等特点。按照勒庞等社会群体心理学家的观点，集群传播中，群体行为呈现情绪化、极端化等特征。这就使得“网红” 现象极易引发网民群体的围观、讨论、叫骂、哄闹甚至是网络暴力行为、群体极化现象，呈现出一种群体狂欢围观的景象。

　　3.网络双向互动的媒介属性保证了参与者在传播地位上的平等性、接近性。梅罗维茨认为距离和有限接触支持了神秘和敬畏，而网络的易得性、接近性却拉近了普通人与权威实际可感的心理距离。詹姆逊后现代理论认为伴随距离感的消失，原有神秘和敬畏会被解构，权威魅力便被弱化、消解了。这也是为何本是“草根”的“网红”得以“加冕”的原因所在。如papi酱，有美貌颜值，却无高冷感，幽默搞怪的大龄女青年形象给广大网民亲切感、可接近感。再加上经常在在微信公众等平台与受众互动，吐槽议题来源于社会热点，贴合网民日常，而非刻意去制造距离，生产神秘感和权威性，这就更易引起受众情感共鸣。

　　“网红”的诞生遵循着一条话题制造、争议输出及狂欢参与者集聚、围观哄闹的常态路径。无论是对芙蓉姐姐等“网红” 热闹、喧嚣的全民围观，有关内容议题争论（疯狂跟帖、灌水） 还是高剪辑率、弹幕等形式都很好的阐释了“网红”文化的狂欢性。以语言符号为例，狂欢的语言充满粗俗化的降格。为了制造狂欢的情境、氛围，“网红”较多以玩世不恭、戏谑的态度，借助网民所喜闻乐见的污言秽语与夸张动作，来炫弄喜剧式的讽刺与夸耀。无论是作为女性的Papi酱还是艾克里里、王尼玛等都是会时常有粗口爆出，极进嘲弄之能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间的互动，又使得“网红”的大众狂欢由网络透射、延伸到现实生活，从而引起虚拟与现实的共振、社会的整体狂欢庆祝。

　　每种媒介都会塑造与自身属性相匹配的文化景观，网络亦然，“网红”文化作为实质上的草根文化，其为大众狂欢提供了实现路径，因而具有某种文化合理性，这点可以从其流行、繁荣上得以印证。但每一种流行现象存在合理性的内在土壤则应该是健康、向上与大众普遍的价值追求向适应的文化生态和社会价值取向。我们在讨论“网红”现象时不可必要的要正视其中存在的负面标签，如裸露、肤浅、低俗、迎合、无趣、窥视、猎奇等。得益于狂欢围观的传播情境，“网红”得以成为“网红”，但若是这种“狂欢围观”是建立在教唆、无序、极化、（语言）暴力等极端非理性之上，则只能在在浮躁、喧嚣，在破坏网络文化生态之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合理的“网红”文化，应该是建立在对积极意义的生产和健康消费之中。

　　1.在“颜值为王”的时代，对于“网红”的界定似乎仅限于拥有青春靓丽的外表并擅长营销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子）。他们在各种社交媒体之间游刃有余，通过“分享”令人羡慕的生活日常，塑造美好、乐观、鲜明、积极向上的个人形象，聚集了大量的“粉丝”。由此看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任何以人像为基础，拥有一定量的社交资产，而且这些资产具备快速变现能力的账号，都可以成为‘网红’。”

　　2.在数字信息技术匮乏的20 世纪90 年代，早期“网红”以文笔起家，开启网络文学的先河，在“纯情”的网络时代，依凭才华横溢的文笔安身立命并走红。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成为“网红”的门槛越来越低，为搏出位，各路素人使尽浑身解数。大量、低俗的图文进入大众视野，在互联网资讯视觉化的浪潮下，“网红”们更会制造视觉冲击和频繁的心理震撼。“网红们成名后积极配合各种商业推广，从单纯的网络社区红到了网络媒体，再从网络媒体进军娱乐圈。同时，网红市场也变得更成熟，从炒作、推广到变现，造星的生态链已经完全专业化。”

　　3.进入“互联网 +”时代以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为“网红”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网红” 队伍迅速膨胀。而“网红”的变现模式不再局限于前期的商业代言方式。撕开与资本暧昧不明的面纱，“网红” 孵化机构通过输出一大批符合受众口味的“网红”，经由不同渠道召集“粉丝”并快速变现，由此主导“网红” 市场。确切地说，如今的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行为被网民关注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源于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臆想以及观众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因此，网络红人的产生不是自发的，而是网络媒介环境下，网络红人、、传统媒体以及受众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体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4.“网红”界在当下社会掀起了巨大浪潮，“网红”作为亚文化现象理所应当被讨论。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红”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狂欢，表现出强烈的大众性、颠覆性与宣泄性。在过去，传统明星只能靠电视媒体包装成名，如今的“网红”却是互联网运营的产物。与传统媒体“中心化”的造星模式不同，“网红”的出道不需要等待星探的发现，也不需要专业公司的包装，只要有一技之长，每个普通人都能玩转社交平台，化身“网红”。这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使互联网“网红”群体大幅度超过明星群体。

　　5.天使投资的徐小平说：“什么是‘网红’？‘网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代不需要权威赋权便能够自我赋权的权威。过去这个社会所有节点性的人物都来自其他权威的授权，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大家发现出现了这样一种人，他好像有权威，但是他的权威居然背后没有赋权。”有些明星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变成众所周知的“网红”，从素人到明星的蜕变，是互联网时代给予平民最大的实惠，它为任何一个普通人创造了无数种成功的方式。

　　6.作为实质上的草根文化，“网红”文化为大众狂欢提供了可能性路径。狂欢是对传统精英文化的背离和反叛，是全民性、颠覆性的普天同庆。在机械复制时代，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精神自由，反而使人们陷入一个幽深的精神黑洞，当代人被一团莫名的焦虑笼罩着。这种焦虑是无指向性的，当这种焦虑感累积到一个特定的临界点时，人们便会对“意义之网”产生怀疑，甚至对自身的存在产生怀疑。在追求和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们丧失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属和认同，而具有全民狂欢属性的“网红”文化似乎为人们寻找身份定位提供了可能性。

　　7.“网红”根据自身特质聚集了一批趣味相投的“粉丝”，“粉丝”经由“网红”这一介质进行对话、意义的生产和输出，从而创造出带有鲜明标签的群体性文化。如，文风火辣的咪蒙显然与主流的社会文化格格不入，却广受年轻白领的追捧。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咪蒙这种吐槽式的个性化表达，满足了后现代年轻人追求特立独行的个体差异，在消费吐槽、喧闹、二次元等个性文化中获得自我的满足和身份的认同，并生产出属于我们的、我的文化。

　　8.“网红”经由社交媒介构建乐观积极的个人形象——或知性恬淡，或幽默逗比，或放纵不羁，本质上都是在塑造并售卖偶像的生活方式。“网红”的日常是无论到哪儿去玩，吃了什么，见到了什么，都会把所见所闻拍给“粉丝”看，而“粉丝”则养成了每天关注“网红”的习惯，他们追随“网红”的影子，觉得这比电影真实，羡慕甚至崇拜“网红”们的生活“日常”，并在其身上投射想象，以期在“网红”的生活里找到自己理想的轮廓。

　　9.“网红”的行为满足了“粉丝”的特殊需求，关注“网红”、追捧“网红”是“粉丝”们对社会现实“软弱无力” 的反抗，“粉丝”可以从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求片刻解脱和身份认同。“网红”的角色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面镜子，通过对现实情境的观照获得“粉丝”的心理认可。“网红” 角色为“粉丝”暂时逃避现实提供了温床，他们可以释放自己的想象，将“网红”的日常与自我角色融为一体，得到对理想化生活幻想的满足，包括对优越生活的幻想、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等。

　　10.相比明星的耀眼光环与普通人的平淡生活，“网红”之于“粉丝”“零阶级差”的可触可及，使得他们周围迅速聚集起一大批狂热分子为其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于是，“网红”便在这种喧嚣和尖叫声中被推向神坛。如果说早期的“网红”还满足于“粉丝”数量的增加，沉浸在“粉丝”的关注和夸赞中自我陶醉，那么在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之后，“网红”们已经在考虑如何将“粉丝”的点赞和吹捧变为钞票。

　　11.由于资本和专业机构的介入，合力打造新的“网红” 和“网红”商业模式，从而创造出商业发展的新链条。当他们之间的合作水到渠成并火爆发展时，专业的“网红” 孵化机构便应运而生。“网红”经济兴起时率先出现的一些“网红”孵化公司，原本是比较成功的淘宝商家，在这种强强联手的合作模式中，“网红”负责跟“粉丝”互动，进行“软植入”式营销，而孵化机构则把注意力放在店铺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上。作为淘宝健身女装的金冠店铺，“暴走的萝莉”负责供应链的设计和建设、维持店铺的日常运营等幕后环节，“网红”陈暖央则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对其店铺进行销售推广——通过发阳光的、进行健身科普等方式吸纳了一大批忠实“粉丝”（尤其是女性“粉丝”）。“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 电商“如涵”创始人冯敏概括了时下的“网红”经济运作套路。一大批像“如涵”这样的“网红”培训中心迎合部分年轻人想要成为“网红”的心态，对其在化妆、形体、言语、肢体动作、自我营销等方面进行培训和包装。这些“网红”孵化机构甚至充当起经纪人的角色，对一名“网红”新人进行持续不断的造势和炒作。

　　13.在商业策划和资本运作的推动下，利用时下最新潮的社会媒介为“网红”贴上“个性化”的标签，将“网红” 新人迅速推向的尖端。无论是富有才华的同道大叔 还是搞怪技能超好的艾克里里，或者是意外走红的奶茶妹妹，他们的走红都并非巧合，极具代表性的“良辰”， 便由强大的幕后推手（“网红”经济公司等）操控。诸如此类的“网红”势必在这股资本浪潮中制造声势浩大的“网红”经济。

　　14.然而，在庞大的工业体系中，“网红”不过是资本浪潮的助兴剂，是资本运作的牺牲品。一方面，“网红” 在微博等平台上构造出“美好”的形象，使大量“粉丝”信以为真并为之倾倒，自我的主体意识逐渐被边缘化。被“网红”孵化机构培养出来的一大批“网红”，统统拥有同一张脸：大眼睛、欧式双眼皮、高鼻梁、锥子脸。她们长相甜美、气质清纯，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保护欲。脸谱化的自我角色、具有欺骗性和迷幻性的生活景观，使得“网红”们不自觉地被当代媒介操控，只能在身份幻象和真实身份的错位中困厄与挣扎。

　　15.另一方面，“网红”经济作为大众与“网红”之间的“中介”，给予受众一种虚幻的满足感。于“粉丝” 而言，他们在“凝视”网红角色的精美包装时，往往会从内心深处产生愉悦感，从而生出对网红“精致”“奢华”生活的渴望。这些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衣服作为表层的视觉外观，借助媒介的“时尚化”运作和资本的巧妙包装，呈现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力，绽放出一种世俗化的希冀——不能过上“网红”们“精致”“奢华”的生活， 却可以依靠“网红”们那些漂亮而不昂贵的衣服获取认同感。

　　16.社交媒体兴起之初，就被打上“赋权”的标签。“网红”经济模式下社交媒体似乎给予“粉丝”这样一种权利：浏览、点赞、评论、转发，甚至参与到商品生产环节。“网红” 通过精准定位，沟通互动，完成对“粉丝”的导流，大兴“圈粉运动”，而狂欢的背后，不过是资本扩张的工具。

　　1.网红的共性是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价值观同频的人群借网红聚集成一个社交团体。“信任困境”是网红文化的通病，信任是影响力的基础。是博眼球获得短期收益，还是踏实锻造个人影响力，将成为未来几年内网红群体优胜劣汰的分水岭。网红是文化现象，也是经济现象。作为大众文化的网红产业，也促进了经典文化的传播，通过降低门槛拉近经典文化与大众的距离。让经典文化不再“高冷”今年上半年，一档叫做《艺术很难吗？》的脱口秀节目在优酷热播，成为国内第一个艺术类脱口秀。其主播“意公子”也迅速晋身网红，以其浅显直观的讲解和异常幽默的调侃赢得了无数粉丝。《艺术很难吗？》的走红绝非个例。

　　2.同样红火的脱口秀，我们还可以列出一大串：《罗辑思维》《樊登读书会》《晓松奇谈》《雪枫音乐会》……历史、文学、美术、音乐、经济、科技、收藏，它们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文化领域；从优酷、喜马拉雅FM到微信，它们几乎覆盖了所有互联网平台，有的还开发了独立的APP。近年来，面向大众的经典文化传播，可谓迭起。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社会的消费升级，文化艺术消费的需求持续升温，不少人从中看到商机。另一方面，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所搭建的信息高速公路，大大降低了知识的门槛，使一些“高大上”的文化艺术变得触手可及。两者的碰撞，恰如金风玉露一相逢，催生了一批文化类脱口秀和主播型网红。

　　3.他们通常出身草根，深谙网络传播之道，言辞幽默犀利，并且都有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如果将易中天、于丹等人看成是第一代面向大众的经典文化传播者，那如今的意公子等网红主播，无疑是第二代：第一代传播者以电视媒介为平台，都是专家学者，这种传播重在“传授”，带着一种启蒙式的、高高在上的味道。第二代传播者以互联网为平台，没有身份门槛，他们的传播强调“分享”，与观众平等相待。这种从以“我”为主到以对方为主的氛围，与互联网用户体验不谋而合。前者是单向传播，节目形式也比较单一——基本上，专家们并未针对电视媒介的特性来打造内容，只是将他们在大学讲的课、做的讲座搬上荧屏。后者是双向互动，节目形式也相对多样化，还时常举办线.不止草根网红，一些专家也加入这股传播热潮：如经济学家吴晓波创办的《吴晓波频道》，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田艺苗开设的《古典音乐很难吗？》等。他们主动调整传播模式，努力适应互联网语境，如《吴晓波频道》中负责插科打诨、“二次元”风格十足的“巴九零”，又如田艺苗“穿T恤听古典音乐”的口号，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

　　。不难看出，草根出身的网红主播受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往往偏向于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受众范围更大，传播效果更好；专家型网红则提升了节目的整体水平，也满足了人们的进阶需求。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5.什么是网络文化主流？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互联网接入中国20余年，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在国家治理、经济转型和消费习惯更新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网络文化的建设才刚刚提上议程。自媒体与大众传媒的分庭抗礼，覆盖和影响着不同的受众，导致观念场域的扩张和的日趋多元。近年来网络热词的铺天盖地，段子手的漫天飞舞，以及影视、选秀活动等在内的娱乐产业的迅猛发展，使我们不得不正视：

　　。多年前，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表达了对电视带来的娱乐文化盛行的忧心。新媒体日新月异的中国，相似的忧虑也存在。在经历了从韩寒、痞子蔡等一代网红，到芙蓉姐姐、凤姐、奶茶妹妹等二代网红，再到今天包揽全媒体平台的三代网红，我们会发现：文化产品越来越碎片、轻盈，即使知识性的网络脱口秀节目，也是以网民所喜爱的语言完成的。6.

　　很多网红缺乏优质原创内容生产力，靠高颜值和出位言行红不过两三天，便被互联网的自净功能淘汰。这种自净功能来自人们对的追求，网络热词“三观正”就是这种内心驱动力的体现。能对大众构成深刻影响的，不是直播间里的锥子脸美瞳娃娃音，而是有内涵、三观正、能输出价值的网红。原创内容外延很广，可以是文字、音视频，也可以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而这些正是网红的文化价值所在。时代斗转星移，网红前仆后继。7.就个体而言，网红是快消品。

　　。前些年因新闻事件不经意走红的大衣哥、天仙妹妹如今难觅踪迹。同为炒作型网红，芙蓉姐姐瘦身成功，微博言论还不乏小智慧，扭转了形象；凤姐则转身成为某新闻客户端的主笔，还加上了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加上其独自一人在美国奋斗的励志故事，如今人气颇高。如果不跟随平台和用户一起成长，网红很快就会被取代。8.今天人气最高的网红群体中，读书界的罗振宇、财经界的吴晓波、投资界的徐小平、留学教育界的俞敏洪、科技界的罗永浩、写“鸡汤文”的咪蒙，无一不是有个性、有原创内容生产能力的达人。尽管一些网红身上存在争议，

　　9.“信任困境”是网红文化的通病，那些率先获得粉丝信任的人，将成为第一批形成个人品牌的网红，而信任正是影响力的基础。

　　是只想博眼球获得短期收益，还是踏实锻造个人影响力，将成为未来几年内网红群体优胜劣汰的分水岭。网红文化的核心是人性，人性天然向往美好。互联网一日千里，网民代际不断更迭，文化样式将更加丰富。无内涵的网红不能填补大众追求梦想的饥渴，肤浅的网红也不会拥有较长的生命周期，这不只是网络文化规律，这更是自然规律。从赢得注意力到产生影响力，网络人气比拼最终靠的还是修身齐家的自律和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然，作为以博取注意力为基本目标的消费文化的产物，网红难免会存在自身素质、生存环境和机制等方面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和处理好两个方面：一是大众文化和经典文化的关系。网红属大众文化范畴，大众文化自有其特点、功能和价值，这就需要探索和遵循新型互联网传播技术下大众文化的发展规律，宜以传统经典文化熏陶引导，而不宜生硬要求。二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这主要涉及网红和网红产业自身。加强行业监管、提高行业自律在此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不过，提高受众素质，增强其辨别力、批判力，发挥其选择和淘汰功能，可能更是治本之策。总之，借助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网红产业的发展势头、对传统观念和产业的冲击有目共睹。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是活力与风险并存，对监管者、从业者乃至受众而言，所考验的是他们的胸怀、胆识、智慧与理智。（

　　2）拮据又虚荣造就年轻“网红”1996年出生，在微博加V认证为“时尚达人”的莫晴（化名），是众多网友眼中典型的“网红”。她的微博首页铺满了自己复古风格的写真，置顶的照片中，能明显看出她有着过于瘦削的下巴、过于开阔的眼角，并戴着夸张的美瞳。

　　“我16岁就开始玩微博了，那时候做兼职模特，偶尔拍拍淘宝，慢慢有了一些互动的宝宝，后来淘宝上可以申请加V了，粉丝就多了起来。”莫晴说，她以前发微博就像写日记。“生病了，天气好，一两个评论都觉得惊喜，后来粉丝多了，就开始注意内容了，希望正能量一点。偶尔也有人黑，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生气，恨不得拍死这种神经，我好端端干嘛黑我。但也没有直接冲突，默默生气，装看不见，过一阵子就没有了”。

　　记者发现，从本月初到现在，她的微博上已发出了六七条产品广告，从精油、鞋子、手机壳到螺蛳粉等都有。提到“网红”的称呼，她觉得自己还算不上“红”，“也就是多了点粉丝，认识了很多朋友”。相较于从前的样子，她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就这样和大家分享生活点滴，想各种搞怪方法逗大家开心，挺好的”。在我们快要聊完的时候，她发了一张自己刚买的搞怪面具图给记者看，“我下午直播要用，有意思吧”。

　　3）越无聊越网红？专家：网络传播中主流不再明显1.最近，一个名为“主要看气质”的游戏在朋友圈爆红，成为网络中火热的新词，和以往大多数网络潮流一样，无意之间的事情，最终演变成一个走红网络的事件。

　　……盘点这些年来网络上流行过的词汇和现象，大多都没有特别值得记忆的意义，但偏偏就能触动人们的神经，让人参与其中，乐此不疲。“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就是这么任性”、“duang”、“打酱油”、“你捐一百我捐一百”，再到今天的“主要看气质”等等，莫不如此。2.

　　，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还是网络时代的表现？有批评认为，这些流行的词汇、疯传的游戏、火热的事件，可以冠以“无聊”的标志，并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流”。究竟是不是无聊？或者是不是越是无聊就越能爆红？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又该如何看待和应对？无中心的网络传播。

　　。所以，对于外部事件的判断，其实很难有标准可言，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说：“即便是从群体的角度来讲，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人也有不同的感受，一茬人有一茬人的兴趣，比如看电影，《泰囧》、《夏洛特烦恼》这些，年轻人看得乐不可支，但是我看，就不觉得哪里可笑”。3.而在网络时代，每一个的兴趣和判断被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张晓明说：“网络传播是一种平面化的传播，无中心的传播，广电纸媒的时代，是一个中心发布，所有人都是接收者。网络时代则不同，网络传播中，谁都可能成为发布的主体，因此，许多亚文化也可以得到传播，而且人人都能参与其中，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它的结果之一，就是小规模的圈子化、小群体化，主流不再明显”。

　　4.网络的特质改变了传播的形态，张晓明说：“网络传播也是一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文化批判学中，一开始是反对大众文化的，但是后来也进入到了大众文化的研究中。

　　就好像有人对央视的某个节目不满意，最多也就在自家客厅说说，没办法进入到传播渠道，现在不一样，他的想法、观点可以通过网络传播。这是一个多元、多样的传播时代，表达的空间非常大，传播也更加便利。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可能有原本无意义的事情、随口说的话，最终成为某种经典的意象”。无聊也是一种意义。“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无价值也是一种价值”，传统的价值社会、意义社会逐渐消解，演变成多元而包容的现代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判断也发生了变化。5.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有意义，而且意义的标准也不再只有一个，张晓明说：“我不太赞同用无聊这样的词去形容这些网络现象，无聊是带有贬义色彩的，而亚文化未必就是不好的。比如‘打酱油’，最初说的那个人，可能就是随口一说，没什么意思，但是在后来的传播中，成为了固定的意象。再比如日常的娱乐，在传统的价值中判断，看起来是无聊的，但它的背后有它反映社会、批判社会的意义”。

　　6.从传统的价值至上、意义至上的社会，到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代替了单一的价值。张晓明说：“传统社会中的价值，或者说主流价值，往往都是某些特定的价值，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成为社会的主流，这其中一方面是强行灌输而成，另一方面本身也有许多虚假的东西。而互联网时代，是价值多元的时代，灌输的东西就会显得不那么顺畅，许多自发形成的潮流、价值，从主流看来，就好像是杂音，没有意义。

　　一般来说，创造性的东西往往不会成为主流，因为主流只和批量的复制有关，而创意总是具有独特性的”。7.

　　张晓明说：“一般来说，主流非常强大的时代，一方面会排斥无意义的东西，或者排斥主流价值之外的价值，另一方面，会造就庞大的缺乏自我意识的群体。现代社会也好，后现代也好，还是世俗社会也好，需要的是多元、多样的价值。事实上，这也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特质。市场经济否定单一的价值，需要多元的思想，它本身就是在多元的竞争中发展而来的，而且多元的形态往往更加稳定。”主流也要学会竞争。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转型的不仅仅是发展模式，也包括观念、思想，张晓明说：“对传统的批判是转型时代必然出现的事情，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消极的东西，这是转型时代的特点，也是社会走向更加开放和多元的过程”。8.

　　，张晓明说：“在多元社会中，也会有主流价值，但是主流的东西不再是以前那种灌输性的，而是在竞争中诞生。市场经济时代，并不仅仅只有物质的产品需要竞争，精神层面的思想、观念也得在竞争中逐渐均衡、实现共识。而在竞争和均衡中最终形成的这个共识，往往更具有生命力，更加稳固”。“一呼百应，众口一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现象，在现代的社会中，显然已经很难再被复制，价值多元才是现代社会的特征，而打破单一价值，实现价值多元，互联网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张晓明说：“新媒体是实现思想竞争很好的工具，这和它的特质有关”。9.互联网带来了更多的表达空间，更加便利的表达方式以及更加快捷的传播途径，打破了单一的传播模式，让原本只是信息接收者的人们，成为表达的主体，成为发布者、传播者以及批评者，最终使得思想观念的多元有了实现的可能。张晓明说：“以前是一个发布中心，大家被动接受，而很少有表达的空间和渠道，但是新媒体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让每个人的观念和思想都有表达的空间，这个过程中，或许有单纯的吐槽，或者只是随口一说，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同时能够成为网络热点的，能够获得许多人认可的，可能并不是没有意义，说‘打酱油’的那个人，说的时候可能是无心的，就是随便说说，但是后来给这个词赋予意义的人，把它变成某种意象的人，就一定有批判精神。所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一个社会中，人们消费着物质产品，也消费着文化产品、精神产品，无论哪一种，在一个多元的市场中，毫无疑问都更有可能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趋势，张晓明说：“我们消费方式在变化，以前是排浪式的消费，后来慢慢转化为个人消费，再后来演变成个性化的消费。这不仅仅是物质商品消费演变的特征，精神文化亦如此。从集中的、统一的模式，转变为个人的、个性化的，分散式的消费。这是一个总的趋势，也是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表现。一般来说，社会的进步程度越低，那种单一结构的、一呼百应式的、千人一面式的消费就越流行，但是这不是一个值得赞赏的现象。反之，社会越发达，文明程度越高，消费方式就越是多元，越是多样”。所以，不论是对网络流行的现象，还是对多元多样的文化，都应该有更加宽容，更加开放的心态，张晓明说：“很多人还不习惯网络上大家各说各话，甚至说些自己感觉完全没意义的话，这说明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了解还不够，应该学会现代式的表达，应该适应现代化的文化生态”。11.

　　，张晓明说：“主流价值当然需要，但是应该学会在竞争中实现共识，主流价值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认可，而不应该依旧用传统的强制灌输的方法，或者占领阵地这样军事化的语言。事实上，从真正获得认可的效果上，反而是通过竞争形成共识的方式，要比灌输更容易，一旦共识形成，也更加稳固”。社会总在发展，文明总在进步，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努力适应社会的进步，推动文明的升华，而不是相反，张晓明说：“现在不可能把互联网关掉，重新退回到以前的时代，所以如何在互联网这个更开放的空间里，在更加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去推动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4）“网红”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偶像从雷锋、赖宁到李宇春、马云，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偶像，不同时代的人对偶像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对偶像膜拜，有的人对偶像止于欣赏。

　　新媒体时代，偶像从神坛上走下，粉丝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制造“网红”，种种喧嚣之上，什么样的偶像才真正具有感召力，又该如何打造主流价值观的偶像，恐怕是一个值得沉思的问题。@零落的星星：

　　。小时候，我碰到难处总免不了抹眼泪，母亲就会说，孙悟空就不会哭哦。人天生就有模仿的能力，对接触的事物如此，更不要说对于偶像了。我们总会寻找偶像的闪光处，并不断加强自己对偶像的仰慕，这种价值符号的不断强化，一方面能够用偶像的优点来同样要求自己，另一方面，这种强化过度，就会失去理性。@乔木：

　　。在我看来，崇拜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于个人的进步与成长并无多少实质性的积极意义。拿追星来说吧，许多人将演艺界明星当作自己偶像，甚至喜怒哀乐皆随明星而动，明星打个喷嚏，能让他的粉丝“担心”好几天，更有甚者，言谈举止无不以偶像为标尺，殊不知，每个人成功的途径均不尽相同，很难复制。欣赏则不同，它是一种自我激励与鼓舞，是引人上进的精神动力。@宋潇：

　　，儿童喜欢动画片中的某个英雄，青春期少男少女喜欢某个韩国明星，老年人钟爱传统曲艺家……如此种种，都是我们对完美主义的一种向往。虽说“偶像”二字可能越来越趋向贬义，但是并非一文不值，无论是《太阳的后裔》里面的宋仲基，还是《来自星星的你》里面的都教授，或者说是赵本山、宋丹丹、冯小刚等明星，都是一种情感寄托。@柳重路：记得读高一时的第一堂语文课，老师问同学们的各自偶像是谁。我站起来说是鲁迅先生，那一年我15岁，喜欢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心中便萌发以后当一名作家的想法。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没有成为职业作家，但读书和写作的兴趣至今保留。去年我从新闻系毕业，鲁迅先生的这种偶像精神，始终在激励我，朝着我的“新闻理想+作家梦”不懈努力和奋斗！

　　5）除了“网红”还有什么能够崇拜1.在《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15年十大流行语当中，“网红”一词赫然在列。网红，“即‘网络红人’，被网民追捧而走红的人”，这十五个字的解释，一方面成为“年度十大流行语”解词中最为简短一个，昭示着这个名词的普及程度，已经无需过多的解释；另一方面，在这个只做词释，而回避价值判断的释义里，

　　2.大眼睛，长头发，锥子脸，经过滤镜与磨皮的肌肤透出一种橡胶般的乳白……这样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往往成为关注的焦点。她们贴出自己的街拍照片，发表穿衣搭配心得，录制化妆视频教程，受到千千万万年轻男女的追捧，成为“网络红人”的中坚力量。围绕这批“网红”核心，还有在互联网上插科打诨、各成风格的段子手，因社会事件中一语惊人、或审美审丑而意外走红的草根红人，形成了这个时代中独具风格的网络红人群体。

　　他们看似随意的清新照片，背后是无数个POSE、无数张废片、无数次修图。每个网红经营的畅销淘宝店，都是一天天早出晚归进货、上架、宣传构成的。4.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闻带来的热度转瞬即逝，最终能够在信息流涌动的网络空间维持影响力的，没有从天而降的意外，都是苦心经营的成果。

　　。因而，当95后的年轻胆而直白地说出“我想当网红”的时候，他们表达的也并非只是对于整容、出名、拜金的顶礼膜拜，而是对那种看起来轻松又高端的生活的向往。而对于人生路刚起步的他们来说，成为“网红”，似乎是最简单便捷的一条道路。6.当整个社会对“网红”充满争议，对想当“网红”的年轻人表示忧虑时，请不要忘记反思，为什么年轻人热衷于“网红”？为什么清贫的教授学者不再受到崇拜，靠技能生存的年轻人自嘲为“金融狗”与“IT民工”？当辛苦付出无法获得年轻人想要的生活之时，当明星们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用谈情说爱就能获得广告代言与经济利益时，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而当演艺院校的有限名额阻挡了他们的脚步，相对门槛较低的“网红”之路，也就成为了另一个选择。

　　7.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网红”呢？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媒体发布一系列女科学家精心装扮、认真拍摄的肖像照、工作照，一样以微博7万余次转发、微信10万以上阅读获得了潮水般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