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本站　　网格化管理以信息平台为基础，搜索、研判、回应城市基层治理问题，是城市治理实践的原创经验

　　网格化管理以信息平台为基础，搜索、研判、回应城市基层治理问题，是城市治理实践的原创经验。从现实情况看，网格化管理特别适应于管制、应急、动员类事务，但对基层服务、协调类事务易出现“内卷化”问题，需要改变单纯行政控制的思维，走向共治的网络化治理。

　　网格化管理模式旨在针对公共问题，打破感知发现问题与处置解决问题脱节、“条块分割”与“碎片化”、责任关系不清、回应民众需求不力及治理绩效低下等困局，使分散的条块、层级组织、跨部门乃至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网格化管理形成了“问题—指挥—责任—联动—反馈”闭路环，体现出技术理性追求的务实、精准、效率等管理目标。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以信息采集与编码、问题分类为基础。网格充当了情报采集的基本单元，成为政府对属地中部件、人户、组织、业态、事件等信息进行收集、整合、控制的基础集散地。将采集的问题信息进行分类，订立任务派发、责任归属、执行流程和绩效结果的标准与依据，有利于实现精细处置。

　　第二，以指挥中心居间形成联动枢纽。作为数据、信息的“集散地”配置中心，政府成为城市治理平台，围绕公共问题解决，发挥着指挥、动员、统合的综合、集成作用，将信息转化为组织化的行动。

　　第三，以网格化单元构建基层治理的责任体系。网格作为基层最微观的管理单位，它不仅以户数编组和“包片包组”作为设立的基础，还是政府向前向下延伸管理职能的“责任田”，通过将下达给网格承担的管理任务明晰化和固定化，达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区、不留死角”的基层治理功效。

　　第四，以社会管理和服务事务为组团、协同的纽带。网格化管理借助网格，整合相应的社会管理与服务供给资源，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建立桥梁，建立组团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并“倒逼”行政机关内部机构通过流程再造提高服务质量。

　　最后，以监督网格执行效果为反馈。网格化管理模式将执行与监督分离，运用回路的监督反馈机制以及配套的绩效考核机制，评价网格运行的成效，发现问题和短板。

　　从实践状况看，网格化管理特别适应于管制、应急、动员类事务，例如疫情期间严防死守的社区防控。但在现实运行中，受到压力型体制与人员执行因素的影响，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与其理想的制度设计存在着一定差距，“内卷化”是执行过程出现的明显问题。

　　比如，基层治理功能泛化。在压力型体制驱动下，凭借趋向网格化管理“全知全能”的目标运行，管理职责不断下沉，基层承担了更多无限责任，“权责分立”间不平衡更加明显，不同层级权与责、职与能之间的关系如何梳理、划分、授权和配置，仍是制约其有效运行的关键节点，上级行政机关以及网格本身下达的命令、任务和台账、数据、报表等信息逐级分解、指标化到基层，逐步使网格管理成为行政事务与管理功能泛化的行政装置。再比如，社区公共参与和自治的空间被压缩。由于网格化管理模式偏向于自上而下的上级控制和任务下派，使得基层治理注意力更多分配给上级机关部署的任务，对社区居民事务组织与回应的调动、激励能力却不足，向社区赋权增能的效果非常有限。

　　基层治理制度的改进方向取决于制度设计者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城市治理构成国家与基层治理制度设计的根本方向，决定了城市基层治理既要充分应用现代智能技术工具，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释放基层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力量，以更加开放、有机的方式，打造对人关怀、精细高效的基层治理系统。

　　改变单纯行政控制的思维，走向共治的网络化治理应是基层创新治理的方向。在网格化管理基础上，网络化治理侧重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有赖于以解决问题为中心，聚合治理共同体的力量和能力。公共问题依然是治理的纽带，不同的是，围绕问题，基于协商讨论和价值共识，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和社会资本力量，建立具有韧性和持续能力的治理模式。

　　其次，理顺职能关系，合理配置职责。权责关系的法定化和规范化是确立政府合理行为边界的基础，以“放管服”改革、清单制度，进一步推进层级、部门的权责归属，权责相配，保障基层治理职责履行到位。

　　最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增强基层治理。利用更智能化的技术，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提升政府整体性的能力，增进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一网通办”，整合各种平台和流程，建立规范的标准，助力基层实现有质量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党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发展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这样就能很好地衔接起“共同”和“富裕”的关系。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使得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增长机制和分配机制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符合中国从贫穷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逻辑。实现共同富裕要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上不封顶，二是要保底，三是要扩中。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每个人都能如愿地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生活和追求幸福。

　　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深刻、准确地理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要准确认识和适应全球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变化，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顺应历史进程谋求战略创新，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可靠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