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网络治理四策

加强网络治理四策本站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根据2018年8月2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普及率为57.7%。我们看到，互联网在为社会公众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之余，也产生了网络侵权、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等新问题，政府如何利用现代化方式开展网络治理，消除网络催生的负面影响，更好地维护和社会秩序，是对政府网络治理能力、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一直以来，我国都十分关注网络空间主权理论体系建设，认定网络空间主权理论是提高政府网络治理能力的基础。早在2015年，我国就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肯定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存在；随后颁布《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和《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进一步阐述了网络空间主权的行使方式，使之成为我国捍卫网络空间主权、提高网络治理能力的有效工具。

　　网络空间主权主要包括内部主权和外部主权两个方面，是我国网络空间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网络空间主权理论体系的根基。内部主权分为立法权、司法管辖权以及行政管理权。提高网络治理能力，确保网络治理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要制定符合我国网络空间利益的相关法律，确保行政管理权、司法管辖权能够落到实处，一旦发现危害网络空间主权的行为，要及时处理，利用行政和司法力量保障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外部主权则主要包括防卫权、独立权以及平等权。该部分权益主要用于对抗外部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干扰，肯定网络空间治理具有独立、平等的地位，当网络空间受到攻击时应允许进行自我防卫。

　　网络空间主权实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并关联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经济、文化、贸易等，要确保这些方面平稳发展，就要对网络空间主权进行治理和维护。当前网络空间主权保障仍需基于多边共治，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处理网络空间主权问题，寻求最佳解决方式。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自由性和高效性，随着自媒体兴起和发展，网络信息和网络表达变得更加模糊、复杂，如何界定网络信息是否合法？我国应理清网络表达的法律边界，划定非法信息范畴，甄别判定网络煽动性言论、网络诽谤、网络谣言为非法信息。

　　煽动性言论危害和社会稳定，鼓吹推翻政府或破坏和平，或对国家法律公然违反，导致言论自由失去意义，因此，应对煽动性言论进行处罚，将其纳入到刑事法律调整范畴之内。网络诽谤是对个体权益的一种侵犯，诸多国家都认为网络诽谤是一种侵权行为，我国也保留诽谤罪的相关规定，以此遏制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凡存在网络诽谤的行为，都应纳入法律调整范畴；对网络诽谤进行相应处罚，重点关注网络诽谤后果认定，并强化举证责任。网络谣言是网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之间存在的不对称现象，是导致网民在未全面了解信息时因受他人干扰进行的言论表达。面对网络谣言，需要构建网络谣言甄别系统，并以行政处罚方式约束网络谣言。同时，政府也要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足，充分做到信息公开，确保信息及时、快速、准确地传递给社会公众，以此击破谣言。

　　网络公开性表达不仅应由个体承担责任，相关平台也需承担连带责任。不同于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中，既要解决网络匿名问题，又要督促网络平台承担管理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都对网络个体和平台的责任进行了规范，只有尊重和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规定，为网络言论表达划清法律界限，最大限度寻求网络言论自由和之间的平衡，才能体现出现代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

　　网络平台使用和交易都需依赖数据计算。数字技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改进和完善平台的基础性服务。对数字技术进行进一步优化，能够有效提高网络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但同时也要注重数据信息的安全和防护。

　　数字技术安全的薄弱之处在于个人数据信息保护。网民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沟通、交易，都必须向网络平台提供数据信息，网络平台会基于数据信息，帮助网民完成信息查询和消费服务。同时，网络平台会利用该数据信息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为他们推荐适合的商品或服务。网络平台是否有权力利用消费者数据进行分析活动，是否需要经过消费者的授权，这些都有待商榷。从目前情况来看，网络平台显然未经消费者同意就利用消费信息对其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实现了精准的商品或服务推送。现阶段，网络平台掌握成千上万条消费者信息，形成了消费者数据库，如何确保这些数据库的安全以及合理使用，就需要利用法律武器予以保障。我国需制定信息安全法律，规范网络平台对消费者信息的阅读和使用；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益，让其对自身数据信息具有处置权，判定未经消费者授权或同意都属于非法使用数据信息的行为，其主体应该受到惩罚。

　　道理虽然如此，但在实践中如何取证和认定较为困难。普通消费者对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了解程度不深，无法判断网络平台是否使用个人信息，导致了维权困难。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出台管理办法，构建相应的网络监督平台，以官方的力量对网络平台进行监管，约束网络平台行为，迫使网络平台审视自己，避免滥用消费者信息。在健全的监管体系下，网络平台的行为将得到有效控制，数字经济和数据技术也将更加安全。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关系到网络安全，更会对和社会秩序产生巨大影响。面对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应重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构建相应的风险防范系统和应急救济体系，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绝对安全。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一些法律法规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加以保护，但由于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范畴规定较为模糊，部分设施仍处于未受保护状态，很有可能产生危险。此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存在自我损坏和攻击损坏隐患，不同的损坏方式承担的责任存在差异，应予以区别对待。

　　一般情况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经常与政府机关、企业产生关联，要确保责任主体的准确性，比如能源、水利、交通、金融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都属于公共部门范畴，应由公共服务部门承担管理责任，但是，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部门往往并不具备保护能力，具备保护能力的部门往往是公安、国安、国防等，可以看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管理责任和管理能力存在错位，必须予以调整，让责任和能力之间形成匹配关系，以达到保护效果。

　　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攻击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更新，相应的防御措施也要及时更新，适宜地选择主动出击，在对手未来得及攻击之前进行反击，打消攻击者的念头，更好地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只有构建并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积极应对网络攻击行为，才能提升政府现代化网络治理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