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圈大佬的高考往事:有人漏答考卷有人“毒舌”达芬奇名作
7月7日,这场因疫情而拖延了一个月,名为“高考”的战役,终于吹响了集结号。在这个极为特殊的背景之下,高考的延迟也可谓是史无前例,也正因如此今年的高考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也更为牵动人心。
人们常说高考或许是一生中最公平的一次选择,也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转折点。虽然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这条十字路口有了更多的道路延伸至四面八方,老一辈口中坚称的“一考定终身”似乎不再那么绝对,但不可否认学历仍然是一块重要的敲门砖。
尤其是对于生在五六十年代的当今汽车圈掌舵人们而言,恢复高考掀起了巨大的波浪,而他们就恰巧立于了这历史的浪潮之上,当他们于久违的考场奋笔疾书之时,命运也在那刻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说1977年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启之时,有570万名考生走进了考场,再算上第二年的610万名考生,一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仍保持着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纪录。
人数众多,独木难载,极低的录取率也是这个时代背景所赋予的,1977—1980年录取率均在9%以下,其中1977年的录取率无疑最低,仅为4.8%左右,而徐和谊、竺延风、徐留平、陈虹、尹同跃就是在这个时期纷纷走上了这人生的岔路口。
在这之中,生于1957年的徐和谊是最先踏入考场大门的,在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进入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专业学习,这多少与彼时的徐和谊自身的“文艺气质”有些许出入,毕竟在初中时他就喜欢文科,也经常写作。
徐和谊曾回想过那段痴迷文学的时日:每天下午四点下了课,就玩命朝着首都图书馆所在地——国子监跑过去。
只是“文艺”这条路在那个时代并不好走,但对于徐和谊而言,无论在哪都离不开他求知若渴的热情。虽喜文学,但也好化学,而化学是钢铁冶金专业最基础的一门课程,因此总得来说对徐和谊而言也是如愿以偿。
而这一段学习经历,也让徐和谊养成了注重细节与整体兼顾的思维方式。如今已是北汽集团董事长的徐和谊,守着营业收入超过500亿的企业,尽管事必躬亲并非贬义,但作为一个管理者如若事无巨细那么难免纷繁复杂。
因而徐和谊时常感叹道:“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实在太重要了。”他直言,如若当年选择了其他专业,或许将永无出头之日。在徐和谊看来,而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在徐和谊步入大二的这一年,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自动化及仪表专业迎来了一名新生,当时的人们未曾预料到,这位试卷姓名栏中写着竺延风三个字的人,将在未来成为中国三大汽车集团中最年轻的帅才,这段同汽车紧密相连的命运大概连他本人都未曾预料。
这一年,竺延风斜挎着书包,如愿考进了家乡百年名校,而作为中国汽车工业“长子”的一汽,则被重新命名为了“大庆式企业”,在那个“大庆精神”被格外强调并弘扬的年代,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只是18岁的竺延风并不知道20年后他就会以“少帅”之名掌舵一汽,亦不知此后9年又迎转折点,接管东风。
犹记得在学生时代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傲。”而毕业后的竺延风也与母校保持着联系,2002年他就曾作为校友的杰出代表,为浙大学子讲述创业之路,在此之后东风汽车集团的各类培训也皆与浙大合作,如2018年的混改与兼并重组培训、2020年的营销精英训练营。
而在竺延风当大三学长的这一年,徐留平考上了江苏化工学院(现常州大学),彼时谁也不曾预料到,若干年以后,这位新生将走出这个在当时还未设立汽车工程专业的二本院校,扛起“红旗”,誓将其插在世界汽车之林的中心。
虽然同为“国家队”的掌舵人,与竺延风这位毕业于浙江省唯一一座985、211高校的“同僚”相比有些许逊色,但徐留平却将“赢在终点才是真的赢家”这句线年时间攻读,最终获得了北京理工大学管理经济学博士学位。
回顾过往,王传福似乎总逢考便遇坎儿,中考时因母亲意外去世,他缺考两门,只进入了无为县一所刚建立的普高;高考时又差点马失前蹄,漏做了一张试卷。
只是在淘汰率高达60%的当下,学霸王传福仍然成为了那届高三理科班中唯一的大学生,考入中南矿冶学院(现已合并入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系,而这也为他后的电池研究打了坚实的基础。
家境困难,房屋甚至难承风雨之重的王传福无疑是最适合“学习改变命运”这句话的人,明明中南大学就在“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岳麓山下,然而王传福却整整四年未曾爬过这座山,学习与帮家中分担近乎就是他大学生活的全部。
对于王传福而言,学是无止境的,40年前他步入大学,40年后,他又成了车企中第一个进入工程院院士候选名单的掌门人,尽管最终未能当选,但这本身也已代表了对其本人在技术钻研上的极大肯定。
“再苦再累,卖房也要读书,只要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或许,哥哥曾经说过的这一席话就将成为王传福一生的信念。
作为每年高考打头阵的科目,各个省份的语文作文往往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刻,它不仅仅是一道考题,更是时代与社会的缩影,以及社会风潮的一面镜子。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每一次高考作文命题的揭晓,都是一次全民狂欢的重要时刻,虽然这之中的人们提及高考都往往用“多年以前”作为开头,但仍然不能阻止这种思想碰撞所给他们带来的吸引力。
1978年,拿到试卷的徐和谊,眼前的作文命题是将《速度问题是一个问题》一文缩写成500至600字的短文,而这个考题折射出了当时的人们迫切希望国家走上正轨的理想、渴望国家富强的信念。
不论是从2011年北汽绅宝首款自主车型下线万辆车成就达成,还是率领北汽人以500把镰刀开荒,于杂草丛生之中建起北京现代,亦或是在新能源蓬勃发展的当下,北汽新能源以超过51万辆的保有量稳居国内纯电动车市场第一,北汽均以行动向世人证明着自身的能力。
1980年是中国汽车发展的历史中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颁发《1981至1990年全国汽车车型发展规划纲要》和《汽车工业调整改组方案》,同年7月,视察第二汽车制造厂,中国汽车发展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这一年,尹同跃的语文作为命题是针对达芬奇《画蛋》故事写一篇读后感,毫无疑问故事最终的立意最终都是落于耐得住寂寞与苦练基本功。
多年之后,这位学子在“小草房”上打了天下,在奇瑞自主研发的道路上,尹同跃“干不成,跳长江”的“生死状”也早已是在当今汽车圈广为流传。
毫无疑问,不论是徐和谊写下的“速度”,还是尹同跃的作文中的“耐得住寂寞与苦练基本功”,亦或是学霸王传福需要撰写的《毅力与恒心》800字议论文,时隔40年,这之中仍然可以折射出中国汽车行业的现状,以及从学子成长为舵手的他们需要解答的方。
“新四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新一轮淘汰赛需要中国汽车品牌加速核心技术的研发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但在“加速”的同时中国汽车品牌仍需苦练内功,而不是再这变化莫测的时代背景下急于求成、自乱阵脚。
与此同时,车市寒冬以及当下疫情所带来的困境也更需中国品牌保持毅力与恒心,以实际行动不断推动品牌向上,从而屹立于世界之林。
40年过去,我们已无从知晓当时的他们到底是如何撰写这一篇篇作文命题,只是可以肯定的是,立于当下,这篇名为《中国汽车品牌的未来该如何走》的命题,仍需这些掌舵人们思考并撰写出心中的答案。
或许,就如40年前竺延风面临的考题一样,将《第二次考试》改写一篇《陈伊玲的故事》,而“竺延风们”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轨迹的改写远没有结束,这一考试他们究竟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案,或许他们本人比我们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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