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的红色往事

远山的红色往事本站　　当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留下三百余人枪组成留守阵地游击队——即巴山游击队，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当年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留下三百余人枪组成留守阵地游击队——即巴山游击队，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下令川、陕两省的军阀，向川陕苏区人民和留守根据地的红军巴山游击队反复进行“清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和复杂、残酷的环境中，巴山游击队全体指战员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与数十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五年之久，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在大巴山上。

　　谨以此篇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暨创建川陕根据地九十周年，深切缅怀巴山游击队全体指战员暨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解放后首任军区后方司令员兼委员，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军区司令员陈明义老将军，同时也隆重纪念和平解放七十周年！——作者题记

　　1932年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未能打破数十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撤出鄂豫皖，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越过巴山天险进军川北，18日占领四川通江北部重镇两河口，22日红10师从泥溪横渡宕水向东进军。25日红73师越过天岗向新场、平溪、南江推进，26日红12师师长邝继勋率部攻占通江，红四方面军总部及西北军事委员会进驻通江城，同年2月在通江城建立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极大地震惊了政府，蒋介石急委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以38个团6万兵力，组成左、中、三路纵队大举围攻红军，妄图一举把红军消灭在川陕边境。

　　红四方面军在西北军事委会主席张国焘、总政委陈昌浩、总指军徐向前等领导和指挥下，迅速组织反“三路围攻”，采取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先后经得胜山战斗、杀牛坪战斗、钥匙坡战斗、石婆山战斗、鸡子顶战斗、竹峪关战斗，边打边收缩阵地，把敌牵制到通江北部川陕边境的空山坝，徐向前、李先念等亲自在空山坝组织反“三路围攻”的大决战。因此，空山坝战役是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生死之战，是决定红军能否在川北站住脚，能否建立起川陕根据地的命运之战，也是红军入川后在创建川陕根据地过程中的第一场大战役。可以说，没有空山坝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就不会有川陕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四方面军八万多川陕子弟兵壮士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历史很可能在这里就要发生重大转折。

　　空山坝大捷从1933年5月21日起，经过三天激战，至5月24日，全歼敌7个团，击溃其7个团，毙、伤、俘、敌旅长杨选福、杨杰、师部参谋长李汉城以下官兵近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机枪20余挺，迫击炮50余门。

　　空山坝大捷极大的鼓舞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川陕苏区广大人民的斗志，极大地调动了各方人士的积极性。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乘胜挺进，痛歼顽敌。1933年5月26日，红73师收复南江城，继经罗家坝（今南江县乐坝镇）挺进至三江坝（今旺苍县竟成乡）附近。红11师经平溪坝（今通江县平溪镇）、官路口（今南江县关路乡）抵长池（今南江县长赤镇）附近。红12师5月29日收复通江城后，分兵两路，一路经清江渡于6月5日夺回巴中城，6月16日，攻克恩阳镇，进逼仪陇城。另一路经得胜山，元山场收江口（今平昌县城）在这次追击作战中，先后俘敌官兵6000余人。至此，敌田颂尧四个月以来所占的地方，10天内就为红军全部收复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彻底破产了。与此同时，红10师一部亦乘胜向前推进，追击刘存厚，敌继续后撤至土地堡附近。

　　围攻粉碎后，红四方面军继续追击敌人，乘胜扩大战果。6月初，田颂尧抽调后方留守部队5个团进至三江坝、长池一线，妄图阻止红军前进。6月10日，红73师217团两个连袭占敌人的险要阵地华盖山，仅以轻伤二名的代价，歼敌500余人。6月12日，三江坝守敌一个旅怆惶溃逃。红73师乘胜追击，6月15日，占旺苍坝将该旅大部歼灭，直逼广元城下，红11师于6月15日收复长池、木门（今旺苍东凡镇）、又在旺苍坝以东的青龙寨（今旺苍县茶坝乡境）歼灭敌覃世科旅的两个团，活捉敌旅长覃世科，继占龙山场，逼近苍溪。

　　反三路围攻作战，历时四个月，总计毙伤敌旅长杨选福以下官兵14000余人，俘敌旅长杨杰、覃世科、师部参谋长李汉城等以下官兵万余人,缴长短枪八千余支,机关枪20余挺,追击炮50余门，四川大军阀田颂尧的部队损失近半。

　　6月15日,田颂尧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剿匪”督办职务，他哀叹地说：“尧部苦战半载官兵伤亡，已逾万数，其余战士，风餐露宿，手足胼胝。今者匪焰益炽，我力渐衰，而内战方殷，莫肯应援，饷拙弹缺，难事补充。”遭到惨败后的田颂尧“忧悲已极”下令各县官绅民众，“戒除宴乐”，以示哀掉，否则“决予惩处”。空山坝大捷后，川陕苏区出现了鼎盛时期，接着胜利地开展了仪南（仪陇、南部）战役、营渠（营山、渠县）战役，宣达（宣汉、达县）战役。总指挥徐向前说：“空山坝大捷后，我们才站住了脚。”事实正是这样，空山坝大捷后，川陕苏区纵四百余里，横五百余里，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起营山，北至镇巴宁强，总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七百余万，成了全国第二大苏区。

　　红四方面军部队也由刚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多人扩充为五个军，一个妇女独立师，总兵力达到八万人之众。先后粉碎了数百万大军的五次围剿，共歼敌一百多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打得川军闻风丧胆、草木皆兵，重创了政府，同时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按中央电示“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撤离川陕根据地之前，总部决定留下300余人枪，组建成留守阵地游击队，对外宣称红四方面军独立师，由绥定道委刘子才任师长，王天海任政委，师部设在铁炉坝。

　　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后，刘湘等军阀纠合一起，拟定绥靖计划，对川陕根据地实行清剿。紧接着，派的“清共委员会”、“清共队”、“清乡军”、“侦缉队”、“检查所”等穷凶极恶的军阀和地主还乡团，对苏区人民和红军游击队实行血腥。在川陕根据地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朝夕出入老百姓家里、深山老林里，进行惨无人道地大搜捕、大烧杀，寻找红军游击队，妄图扑灭的火种，腥风血雨迅速笼罩着川北地区。

　　面对险恶的形势和的疯狂，刘子才率独立师沉重地打击了汉中地区的民团，不但给勉县、褒城和南郑三县民团联防以摧毁性的打击，而且震慑了其他民团联防，不敢轻举妄动。红军独立师军威大振，乘胜出击，给汉中地区的民团以连续性反击，打一仗，胜一仗，民团闻风丧胆，豪绅地主惊恐万状。红军独立师在白岩河、西沟、旁上、大田坝和唐家坝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队伍。所到之处，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主动给红军送粮、送菜、送肉和送情报。要求参加红军独立师的人越来越多，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川陕苏区的唯一一支正规武装。这支队伍在巴山丛林里同敌人数百次作战，其对于牵制川陕军阀以配合红军长征、延续火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935年底，这支部队发展到1200多人，游击队区域扩大到纵横川北陕南500平方公里，开创了组建以来的最为辉煌的局面。

　　正当红军独立师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时候，刘子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完全违背红四方面军总部交待任务时，反复强调要扩大到一个军才能到坝下去的指示精神，错误地把独立师拉到陕南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打硬仗，前后不到半年时间，部队损失200多人。在转移中又犯轻敌错误，指挥失误，最终导致芦坝惨败。

　　在最后一次恶战中，由独立师二营营长赵明恩率残部杀出重围，历经艰险重新回到大巴山上。一清点人数，原来的1200多人只剩下56人。独立师党委召开紧急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刘子才所犯严重的“左”倾错误，宣布撤销他师长职务，到炊事班做饭。大会一致决定整编部队，将独立师改为巴山游击队，以一个营的建制，由赵明恩担任营长。将党委改为党支部，由赵明恩兼任支部。

　　赵明恩原属川东游击队王维舟的部下，由于长期从事地下活动，对打游击他是颇有经验。再加之他精读过《三国演义》，依葫芦画瓢，完全按照当年诸葛亮治军的那一套让巴山游击队重振旗鼓，很快便由56人发展到700多人，在大巴山的崇山峻岭里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赵明恩的游击队不仅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关系，而且还善于与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地方武装搞好关系，并达成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君子协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彼此相安无事，为巴山游击队的发展与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了打破的经济封锁，赵明恩在巴山游击队所在地桃园重镇成立了厘金局（相当现在的外贸局），大力发展经济，以极大的优惠政策和武装保护措施，吸引川北、陕南的商人到那里经商做买卖，生意做得十分红火。

　　此时国共已经开始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成国民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前线抗日。可是蒋介石死活不承认巴山游击队，诬蔑是土匪，连连下令剿灭。赵明恩带领巴山游击队在崇山峻岭中与前来围剿的敌人巧妙周旋，昼伏夜出、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前后共粉碎敌大小小数百次围剿，打死打伤敌人数千余众，川北、陕南一带的地方武装一提起赵明恩的名字便闻风丧胆，根本就不敢跟游击队打照面。只好派正规军进剿，但在大巴山那茫茫的原始森林里，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找不见，然而游击队却利用复杂而又熟悉的地形，在暗处不断地偷袭敌人，加之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随时通风报信和补充粮食弹药。敌人是正规部队，哪经得起这种长时间的蘑菇战，往往还没有与游击队正面交锋，便损兵折将，接二连三地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却并不甘心失败，抽调驻防陕西的精锐部队289旅限期剿灭巴山游击队。该旅兵力多达7000多人，加上配合行动的地方武装总共一万多人，远远高出巴山游击队十多倍。敌人数量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289旅旅长李子猷这个老贼把巴山游击队比作鱼，把周围的老百姓比作水；他要采取放水捉鱼的战术，把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全部赶下山，与巴山游击队彻底隔绝。然后对游击队实行拉网式的铁壁合围，待游击队弹尽粮绝时，李子猷又派若干小股部队钻进深山赶鱼碰网。英勇的巴山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由于交通站和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全部破坏，又断绝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弹药、粮食和衣服成了严重问题。此时正是数九寒天，游击队战士还身穿夏天的单衣抵抗零下十多度的严寒。饿了啃树皮，渴了吃把雪，困了雪地上睡。大部分游击队战士不是与敌人交战而牺牲，而是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冻饿而死。在这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巴山游击队一位副大队长又叛变投敌，充当敌人的鹰犬，因为他全部掌握了巴山游击队秘密宿营地和行动规律，游击队走到哪敌人跟着哪，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除赵明恩、刘子才等极少数几个人突围脱险外，近千名游击队战士全部壮烈牺牲。赵明恩带着他的贴身警卫员突出重围后，原计划返回老家达县拉队伍，重新组建巴山游击队。然而平时跟他最亲近的警卫员杨芝芳经受不起考验，认为游击队大势已去，便在突围后的第三天半夜里对赵明恩下了毒手，割下了他的头颅向敌人邀功请赏。

　　刘子才单枪匹马地逃出重围，步行三百多里辗转潜伏到我的家乡南江县长赤坝，躲藏在原巴山游击队一位游击队员家里，以帮工织布的身份掩人耳目。这位游击队员姓朱，是一年前赵明恩派遣他回到家乡当地下交通站长。半年之后，刘子才以为风声已过，便派姓朱的游击队员到南江县城打探消息，准备收集旧部，东山再起。那知姓朱的在县城一露面，很快便被杨芝芳认了出来。此时杨芝芳已被李子猷提升为特务连连长，其任务是专门逮捕漏网在逃的巴山游击队成员。杨芝芳带人不露声色地跟踪，轻而易举地抓获了刘子才和姓朱的游击队员。

　　行刑这天正逢赶集，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赶来为刘子才送行，把刑场围得水泄不通。行刑前，刘子才慷慨激昂地向老百姓进行演讲：

　　“乡亲们，党人是杀不绝的。别看派的气焰暂时嚣张，但迟早是要灭亡的。请大家相信我们的一定会成功，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一定会到来。我刘子才是一个犯过大错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此我遗恨终身。乡亲们，永别了，我刘子才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党万岁！”

　　人群里不少人失声痛哭，有人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刘子才呼起口号，荷枪实弹的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威胁着呼口号的人，刑场一片大乱。敌人害怕老百姓劫法场，便提前下令行刑。刽子手刀起头落，刘子才和姓朱的游击队员倒在血泊中……

　　我的家乡座落在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中心所在地南江县长池坝，我父亲十五岁就当了巴山背二哥,把长池坝的桐油背到陕西汉中，然后再把汉中的草纸和日用百货背回长池坝，往返行程几百公里。我父亲体格健壮，力大无穷，能背二百多斤货物在大巴山区的羊肠小道上健步行走。背二哥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沿途道路凶险，稍有不慎便有掉下山崖的危险，生活艰苦不必细说。更可怕的是巴山深处经常有土匪强盗出没，轻者只是劫了背二哥们的货物，重者连性命都难保。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李先念和倪志亮率领红11师驻扎在我的家乡，并创建了长赤县苏维埃政权，把长池坝的“池”字改为“赤”字，也就是要长池坝的意思。红11师后来又扩建为红30军，由李先念担任政委，余天云担任军长。红30军在长池坝与数十倍于己的派进行着一场殊死较量，仗打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红军医院就设在我家大院里，战斗最激烈的那几天，伤员每天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上抬下来，屋里安置不下，屋外阶沿上、院坝里全部躺满了伤病员。我父亲参加了担架队，白天黑夜不停地运送红军伤员。由于伤病员太多，医护人员远远不够，我母亲和村子里的妇女自觉组织起来，为伤病员擦洗伤口、换药、洗衣做饭。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后，父亲继续他的背二哥生涯。巴山游击队为了保护南来北往的背二哥生命和财产之安全，还专门成立了一支护商队为背二哥们保驾护航。父亲经常把长池坝一位布商的布背到巴山游击队大本营桃园去贩卖，与赵明恩和刘子才都混得很熟。赵明恩遇害后，派把他的头颅挂在县城一棵大树上示众了好多天，父亲和几位胆大的乡亲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冒着杀头的生命危险，把赵明恩的头颅取下埋藏在后山的一个山洞里。刘子才行刑的当天，父亲也伤心流泪，悲痛欲绝地为他送了行。

　　解放后我家大院便成了红色大院，县委工作队也就设在我家大院里，父亲被培养为积极分子，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党，带头创建了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和高级农业合作社，带领全村人民苦斗了三年，硬是把解放前一个十年九灾的穷村，改变成全县乃至全省的先进示范村。我父亲被连续评选为县里、地区、省里和全国劳动模范，后来又担任公社长达二十多年之久。

　　我从小就听父母讲述红军故事，讲得最多的便是巴山女红军和巴山游击队。参军时部队是老红军，在京30多年间又接触过数十位红军老将军，有着很深的红军情结，故而长期致力于红色文化宣传，创作过许多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文学作品，编导拍摄过多部反映红四方面军题材的影视剧。我已将巴山女红军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巴山女红军》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并自编自导了一部同名电影《巴山女红军，在散文《巴山女红军》中已有详尽表述，故而在这篇文章中就不再多言。

　　八十年代初我沿着当年巴山游击队的活动路线走了一遍，采访搜集了大量有关巴山游击队的资料，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根据巴山游击队那段传奇故事，创作一部反映巴山游击队的长篇小说，拍摄一部反映巴山游击队的电视连续剧。

　　1985年冬天我拍完电视剧《路魂》（后改片名《天和地之间》）之后，便再次深入巴山游击队大本营南江县北部光雾山腹心地带的魏家坝、桃园、大坝、大小兰沟、柑家桠等地体验生活，编剧创作出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巴山游击队》，当即得到了时任南江县委杨清镛、县长刘崇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还破例邀请我列席了县委为此专门召开的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态，县里再困难也要像当年支持红四方面军那样支持反映红四方面军巴山游击队的这部电视连续剧拍摄，令我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当场向五大班子领导拍着胸膛发誓，不管千难万难，也要完成这部电视剧拍摄。

　　于是我便肩负着神圣的红色使命，首先联系摄制单位。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影视机构见我抱着剧本找上门去，个个眉开眼笑热情接待，当他们知道我只有本子没有票子时，又立即变脸对我说：“你看我这办公桌上的剧本堆了一人高都找不到钱来拍，哪还有钱来拍你这个东西呢？”

　　我被一家又一家的影视机构轰出门后，便决定先找摄制经费，等有了钱再去找摄制单位可能性质就不一样了。为征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摄制经费，我踏遍川陕大地，历时两年多时间，行程几万里，磨穿嘴皮，皮鞋都跑烂了好几双，结果一无所获。

　　后来时任南江县委兼政协主席的大哥何文成告诉我，他认识原红四方面军老将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军区司令员陈明义，让我去请他担任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担任顾问，争取成都军区支持可能还有希望。大哥特意吩咐我说：“八十年代初，陈副司令员代表成都军区为我县无偿支援了二百多辆解放牌汽车，这对运输工具奇缺的山区来说，可算一个了不起的重大事件。代表我和全县人民，向陈副司令员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关于成都军区给南江县送车的事我早已亲眼目睹，但却不知道是陈副司令员的个人魅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哥还提示我说：“你是一个笔杆子，可借此机会采访一下陈副司令员，他可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传奇人物，可为他创作一篇文学作品。”

　　大哥说：“你就重点采写他当年担任军区后方司令员兼委员时期，负责抢修二郎山公路为和平解放羸得了宝贵的时间和足够的筹码，这也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有一首《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就是那段历史的生动描写。”说完他便小声哼唱起来：

　　大哥的歌声令我燃烧，记起一年前到甘孜参加一个活动去过二郎山，当地男女老少都会哼唱《歌唱二郎山》这首歌曲，却不知道陈副司令员便是这条入藏必经之道的大功臣，想见到他的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我便带上大哥的亲笔信，满怀地去成都军区拜见陈副司令员。

　　到了成都我住在军区后勤部招待所，大着胆子按我大哥提供的电话给陈副司令员通个电话试试看。跑到招待所值班室拨通陈副司令员家的电话却是二号总台电话号码，一位女话务员问我：“请问您找谁？”

　　我说：“我是从川陕根据地南江县来的，也就是二号当年打游击的地方。我是当地作家，根据当年红四方面军巴山游击队的真实事件编剧创作了一部电视连续剧，想请陈副司令员给题个片名，呈上一本剧本请他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

　　我听见女话务员拨通了陈副司令员秘书的电话，便如实转达了我以上那段话，只听见陈副司令员秘书说等一会儿，几分钟后秘书便请话务员转告我明天上午十点钟去家见面。

　　女话务员又向我重复了一遍，我心中一阵狂喜，连声向那位女话务员致谢，放下电话跑回房间便详细检查剧本还有没有错误的地方，直到深夜一点多才看完。

　　第二天早上还不到九点我拿着剧本到成都军区大院门口等待，等到十点钟我才到值班室登记，经过一番周折经过二号台同意，值班人员才让我登记给我开了出入单。我拿着出入单七弯八拐地找到陈副司令员独家小院，到了门口按了一下门铃，大门很快开了一个小窗口，我便立即把出入单递给了门内哨兵，他看了一眼便打开大门放我进去。

　　我快步走进陈副司令员的客厅，警卫人员先接待我坐下，并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稍候，他去通知秘书。秘书很快出来见我，简单说了几句话，便上楼请去了。不大一会儿便传来一阵下楼的脚步声，只见陈副司令员神采奕奕，笑容满面地朝我走了过来。我赶紧站起身，向陈副司令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响亮地叫了一声：“好！”

　　随后陈副司令员便问我哪年入的伍，当的什么兵，哪年退的伍，现在什么单位工作，老家是南江县哪个地方的。我便一一作了回答，并简明扼要地向陈副司令员汇报了由我以当年巴山游击队为历史题材，编剧创作了一部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巴山游击队》，恳请陈副司令员担任该剧顾问并题写片名，同时恳请成都军区给予包括摄制经费在内的大力支持。

　　一提到巴山游击队陈副司令员便侃侃而谈起来，他说他见过巴山游击队负责人赵明恩，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他有一个妹妹叫赵明珍，跟他一起参加的红军，现在武汉军区干休所休养。陈副司令员还回忆了当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生活战斗的一些主要事件，他到过我的家乡。他还提到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巴山儿女》请他当顾问，便有机会随摄制组故地重游，是我那时任南江县委兼政协主席的大哥何文成全程陪同他。

　　陈副司令员还说：“我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只是军区的顾问，顾问顾问，是顾而不问，但是你这部电视剧我还是要问，将尽最大努力帮你问。”

　　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当即又向陈副司令员提出采访他当年率部抢修二郎路那段历史，他爽快地接受我的采访，并首先哼唱起那首影响了几代人的歌曲《歌唱二郎山》：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从陈副司令员口中悉知，他是河南省商城县人，13岁加入中国主义青年团，任商城县儿童团大队长、共青团县童委。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7月加入中国党。1935年4月随红四方面军西进长征，曾三过草地。在红军北上时任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身边工作，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家的教诲和培养。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又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远征。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军第八路军后，任129师司令部作战参谋，随刘伯承、、徐向前挺进华北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参谋长。1949年2月，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参谋长，和张国华、谭冠三等军领导一起率领部队参加渡江战役、湘赣战役、衡宝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转战八省、行程万里，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大追击的历史任务。

　　1950年初，党中央、主席决定进军的任务由十八军担负。昌都战役后，军党委讨论决定由张国华、谭冠三率军机关和五十二师主力进军拉萨和边防要地，其余十八军所属部队及原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管辖的工兵辎重部队等组建十八军后方部队，他任司令员兼政委，主要担负运输、修路、修机场、支援前方部队任务。他带领党委“一班人”全身心地投入修筑康藏公路和修建甘孜机场任务。在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时，首先碰到的是阻挡公路的海拔3000多米、山势陡峻、地质复杂的二郎山。他和其他领导同志沿着羊肠小道登上二郎山顶峰，指挥施工。经过4个月的苦战，于1950年8月底通车到甘孜。二郎山被征服了，《歌唱二郎山》的歌曲唱响全国。1951年冬，公路向西延伸至金沙江东岸的雀儿山东麓。后方部队党委讨论认为，只有早日把公路修通，十八军在才能站稳脚根，务必当年年底打通雀儿山。他在会上表态：“修不通雀儿山，一律不准下山过年！”在严冬季节，在海拔5300米鸟儿也难飞过山顶的“生命禁区”，他身体力行，3个月内3次登上雀儿山，指挥筑路大军拼命奋战。军民顽强奋战，康藏公路上海拔最高、工程最艰险的雀儿山被打通了。从1950年4月开工至1954年12月竣工，他率领筑路部队征服重重困难，翻越14座大山，跨过十几条湍急河流，终使全长2500公里的康藏公路在世界屋脊上通车，这在世界公路史上也是罕见的。人民颂之为“彩虹”，誉之为“金桥”，称它为通向光明的幸福大道。而对指挥修建这条公路的陈明义，藏族人民称他为“金桥司令”！1961年10月15日，我国政府与尼泊尔王国政府签订修建拉萨至加德满都的中尼公路的协定。这是一条友谊路，也是第一条通往国外的国际公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由陈明义担任中尼公路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在这条全长930公里，横穿喜马拉雅山，途经6座大山、数十条河流，海拔高低落差很大的线路上，他和陈子植副指挥长等同志带着万余名施工部队和藏族民工，经过3年艰苦奋战，终于使中尼公路全线贯通。他不仅对修筑高原公路做出了贡献，从1951年初到1975年9月调离，他还先后在雪域高原上领导修建了甘孜、当雄、贡嘎、邦达等机场。

　　1955年，他任军区副司令员。1959年他投入到平叛斗争和改革中去。1962年他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协助张国华司令员在前线掌握情报，制定作战方案，指挥战勤和抢修公路，使部队按时开进战区投入战斗，取得辉煌胜利。他在军区任副司令、司令员期间，3000多公里边防线上的几十个边防哨卡多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的边防点他一年去两三次。他两次登上海拔最高的哨所查果拉勘察地形，建设哨卡，帮助边防官兵解决住房、吃水、洗澡、吃菜等问题。1973年12月，他调任成都军区任副司令员。这期间，他对于全区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做出了新贡献，对后勤工作建设，对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后勤保障及人员装备的前运后送工作，对几次大的抢险救灾，都付出了很大心血。他离休后，仍十分关心国家、军队建设和边防的建设。他积极发挥余热，1985年至1990年带病主持修建了位于松潘的“红军长征纪念碑”，教育后人，发扬长征精神。他撰写了不少党史文稿，参与领导党史研究工作。他关心大别山、大巴山等老区人民群众生活，积极为他们脱贫致富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更为可贵的是，他患病躺在病榻上，还念念不忘地方和部队的建设。

　　采访结束后，陈副司令员把我送到大门口，临别时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今天采访我的事就不要对外宣传了，但无论千难万难，也要将巴山游击队搬上银屏或银幕，让后人不要忘了前人，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也让赵明恩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这趟成都行依然没有落实到一分钱的摄制经费，但却从陈老将军身上得到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红军精神。后来经多方努力，终因摄制经费筹集不起来，最终也只能完成一部上、下两集单本剧拍摄，片名也把《巴山游击队》改成了《铁血猛士》，好在四川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都安排了播出，总算给巴山游击队两千多死难烈士一个交待，同时也算给陈明义老将军一个交待，特别是给巴山游击队中心所在地的南江、南郑两县人民一个交待，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上、下两集单本剧也将很难拍摄出来。

　　为弥补当年的遗憾，30年后我又根据巴山游击队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故事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铁血巴山》，由《今古传奇》杂志发表后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小说特等奖。由我编剧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铁血巴山》报经国家广电总局和解放军总部审查通过，并颁发了电影拍摄许可证，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之子、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原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原副主任徐小岩将军为该片题写了片名并担任顾问。该片一旦拍摄成功，也将是我自1985年以来，先后在家乡完成的第12部影视剧作品。

　　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解放后首任军区后方司令员兼委员，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军区司令员陈明义老将军与本文作者远山畅谈巴山游击队和讲述抢修二郎山公路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50年1月，原十八军军长、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前排左）、政委谭冠三（前排右）、十八军参谋长、军区后方司令员兼委员陈明义（后排左一）等在重庆领受进军任务后合影。

　　远山根据巴山游击队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故事，创作的长篇小说《铁血巴山》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小说特等奖。

　　作者简介：远山，本名何文明，四川南江县人，定居北京30多年。作家、编剧、导演。中润海天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原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影视部主任、中事文化研究会铁道兵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上海东方电影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1968年3月参军，复员后长期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和出版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800多万字，其中多篇部获奖并搬上了银幕和银屏。1985年步入影视圈，先后自编自导各类题材的影视剧四十多部，其中多部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