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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卧龙虽得其主,而不得其时也

幸虽得其主,然不得其时

写诸葛亮是最难写的,他在国人的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忠贞不二,鞠躬尽瘁,其人格魅力当独步天下,一部《三国演义》将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拨到了无限高的地步,加之历代文人墨客的歌咏,以及那绝世鸿文“出师表”,使诸葛亮伟岸的形象深入人心。

学历史看重的是正史,其它的只能作为参考,那么作为正史,《三国志》是可信度最高的,在前期,诸葛亮的功绩和战略高度,肯定是一大亮点,但在后期我却有点晕忽了,我是一直没弄明白,在魏蜀吴三国中,这蜀是最为弱小的,缘何一直要北伐北伐的,以卵击石,自取其败。

大家都知道这三国指的是魏蜀吴,但却很少有人觉得,这三个国家的名称其实是有些怪怪的,魏和吴是延自开始的魏王和吴王而建的国号,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这蜀却怎么看都是个四不象,它是一个地域名称,而不应该是一个国家,刘备称帝时,用的国号是“汉”而不是蜀,也就是说,比较合理的称呼应该叫“蜀汉”才对吧。

既然叫“汉”,那么肯定是以汉家正统自视,其它都属“伪”之范畴,当伐而灭之,这是诸葛亮致死不渝的方针,也是他的夙愿,更是他报答刘备知遇之恩的体现,然而,后期三国鼎立中,这蜀是最弱的,却在八年中六出祁山,坚持北伐,把个国家弄得来民疲民穷,怎么说都有些不识时务的感觉。

北伐能否成功,诸葛亮也是没有把握的,他在给刘禅的上言中也说道:臣只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 明所能逆睹也”,打无把握之战,按说不是诸葛亮的风格,那为何还要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清人刘献廷给出的理由我认为是最为合理的:“孔明之出祁山,以攻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势终于三分矣,而出师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譬之弈棋,能侵入始自治,否则坐而待之耳”。

这也就是说,这北伐乃是无奈之举,不如此,即使想维持这三国鼎立的现状都是不可能的,攻,或许有成功之希望,守,只能是坐待国亡。时间拖得越久,两国的国力差距越大,所以,这就是诸葛亮频频北伐的根本原因。

对于北伐,蜀中尽管刘禅全力支持,但却也是勉为其难的,心中也是充满着怨恨,从诸葛亮死后不准立祀祭拜就可见一斑,继任的蒋宛、费袆在其死后立即停止北伐,取守势也说明当时的大势。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的一首《蜀相》为诸葛亮赢得多少同情的清泪,但诸葛亮后期的失误却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是在用人方面,他身为手握军政大权的重臣,事无巨细必躬亲为之,没有选拔人才和发挥尽人之能,事事插手,件件操心,这实际上是极不正常的理政方法,从而也造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局面。蜀汉集团由曾经的人才济济到后期的人才凋零,注定了蜀汉的灭亡。

在治理国家方面,他只能做到以律已来服众,只想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来影响臣民,其实,这除了个人的品格得到大家的认可外,其它并无多大效果,想要让大家见贤思齐,怕是太想当然了,因此,在诸葛亮生前尚能凭个人威望对朝野有震摄之作用,一旦离世,整个蜀中便离心离德,文武对立,幸而那被误读千年的刘禅还有点能力,大权在握后,立即调整了诸葛亮的政策,推行自己思之已久的治国方略,从而使这蜀汉又逐渐地恢复了元气。

作为一个外来政权,想在这异地长治久安,那是很不容易的,三国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军阀和门阀的矛盾,也就是外来强权同士族的矛盾,这点刘备看得是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刘备托孤是托于诸葛亮,其实不然,托的是诸葛亮和李严,李是蜀中士族的代表,刘备是想重用这两人来平衡蜀中之势力,以保蜀汉能长治久安,乃至于恢复大汉。但后期的诸葛亮打压李严,独揽大权,从而造成外来势力同地方势力的尖锐矛盾,随着刘备带来的老臣渐渐老去,外来势力逐渐衰弱,最终也就难逃覆灭的结局了。

我们崇拜诸葛亮,不仅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也要从他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吧。

史家对诸葛亮的评价一直是很高的,但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其中当数宋司马光为最:“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对此我是不太同意的,诸葛亮后期是有很多的不足,但有很多事也不是靠他一人之力能完成的,有点象张孝祥在《六州歌头》中所说的那样:“殆天数,非人力”。也许,最懂得这诸葛亮的还是诸葛亮的好朋友司马徽:“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此言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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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白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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