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星河璀璨——读《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文化中国 星河璀璨——读《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本站　　一百年前，中国近代学人在内忧外患中探寻民族文明起源、发掘民族历史，整理国故、考察木构，铸造起一座座民族文化新丰碑

　　一百年前，中国近代学人在内忧外患中探寻民族文明起源、发掘民族历史，整理国故、考察木构，铸造起一座座民族文化新丰碑。2021年正值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华诞，新近出版的《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以下简称《荒野上的大师》）一书，又将我们带回那个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中国学人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文化从东南沿海向内陆腹地延展的黄金年代。

　　《荒野上的大师》讲述的是近代中国考古初创和文明探寻的故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和著述，本书展现的完全是一幅崭新的文化中国图景：一个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现代知识阶层群体诞生，一批具有世界水准和深远影响力的现代高等学术机构建立，一种注重田野考察和科学实证研究之风的形成。清末民初轰轰烈烈的留动，以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式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诸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融汇古今、学贯中西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是拥有地质学、动物学双学位，掌握日、英等多种外语，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丁文江；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研究地质、岩石和古生物的翁文灏；人类学博士，后来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世界级语言学家赵元任；主攻古脊椎动物学的杨钟健；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梁思永；参与仰韶村发掘的袁复礼，进行北京人头骨发掘的裴文中和贾兰坡；沉潜于唐史、土藩和佛教世界的陈寅恪；发现山西佛光寺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还有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著名变革家和新史学家梁启超；由文学、史学而进入考古学，提出“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融汇新知的吴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每一位在当时，乃至后世都是文化中国星空中灿烂的星辰，开创出前所未有的中国学术新。

　　为使中国文化高水准走向现代化，这群中国现代学术的开拓者全力以赴地建设现代学术机构，《荒野上的大师》重点描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堪与西方国家一流学术组织媲美的四大学术机构。1913年和1916年，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为代表的地质学家组建中国地质研究所和调查所，丁文江首次考察正太铁路，调查井陉煤矿和阳泉铁矿厂，厘定太行山概念，翁文灏出席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发布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学术成果，裴文中与杨钟健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头盖骨。20世纪初叶的地质调查所是中国自然地理学发祥地和中心，以其地质学与古生物学推动中国史古学发展，严格的科学方法，不畏艰难的实地发掘，以及斐然的学术成就使其成为近代中国重要学术机构。创建于1925年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虽仅存续四年时间，却取得巨大学术成就。四大导师中王国维继承清代经史之学和金石学，提出二重证据研究法，陈寅恪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梁启超注重历史研究法和佛教史研究，赵元任开展语言学和方言调查，他们对新材料于“地下之实物”的重视直接推动史学方发展。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引人注目，考古组李济开创了中国人独立主持考古发掘的历史先河，从而推翻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结论，梁思永在河南南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完成“地质地层学”向“考古地层学”的转变。清华国学院和史语所以殷商甲骨研究上古史，汉简和敦煌文献研究中古史，大内档案研究近世史，以新资料、新方法、新典范开拓出中国学术新局面，使中国学术进入世界学术新潮流。1930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深入大川深山，在实地田野考察中重建古文明；在抗战极为艰苦条件下梁思成完成《中国建筑史》，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体系。

　　1935年5月9日，天坛圜丘坛开工，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古建专家，作为工程的技术顾问，杨廷宝则以基泰工程司总建筑师的身份指导工程实施的全过程。图为祈年殿修缮完工纪念照。资料图片

　　毋庸置疑，这些开拓出中国学术新领域、新境界的“荒野上的大师”，在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冲破旧思想枷锁，接受新思想理念和科学研究方法，走出了一条注重科学理念、田野考察、测绘、绘图方法的现代学术之路。这种实证主义是丁文江强调的“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清华国学院倡导的本土考古学从“坐而言”到“起而行”，傅斯年主张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所讲的“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而言，尤须重‘见’。”这些中国现古学的标杆人物坚持实地调查、实验室分析与资料研究，不仅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展示其独特的现代价值，而且在新风气、新方法影响下，借助本民族国学根基，使中国近代学术在古今转型与中西交融时空里形成新学科体系与新学术范式。

　　没有哪个时代像近代那样面临困扰，高扬民族主义旗帜，中国现代学术一开始便与民族国家发展同步、并肩而行。清中后期以降，西方学术界先后出现关于中国文化的埃及说、印度说、中亚说等，这使深处民族忧患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为震动，在西方文明面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占据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试图把中华文明的阐释权掌握在中国学人自己手中。地质调查所、史语所考古组对殷墟、周口店的发掘是寻求中华文明嬗变轨迹，重塑中华文明新格局的显现。在那个风雨骤来的年代，“饱经离乱的中国人愿意相信，在东方大地上始终存在足以与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西方的文明，从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时代，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再到殷商时代，莫不如此。”作为发现人类秘密的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与民族意识、文化认同、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傅斯年认为在三代及以前中国可能同时存在着夷和商，夏和周两个系统，这一论断有力地回击了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对中国古史做出极富开创性阐释。梁思永在东北的考古发掘报告及大量出土文物，证明东北三省自古是中国领土。可见，考古学家在甲骨、陶器和青铜器的纹理间寻找中华民族起源，史学家在内阁大库满、蒙、藏、汉文字书写的档案里寻找民族历史，清华国学院“整理国故”浪潮背后显现的是民族主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在山野村镇上的古建筑寻访还原出一个与西方建筑学体系迥异的中国建筑学。无疑，无论是发掘古生物、古人类化石，还是寻找中华文明和古建筑遗存都是国家实力体现，也是民族形象重塑的缩影。

　　学术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向、价值观念、文化趋势和国家利益。1920年代地质调查所勘探甘肃大地震寻找地震规律，历时多年出版了《中国分省新图》，翁文灏著《中国矿产区域论》，丁文江编著《五十年中国之矿业》，1930年谢家荣出版中国第一部石油研究专著，地质学家在探寻民族文明历史之际，也致力于煤矿、金属、石油勘探，试图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1934年陕北延长油田率先出油，1939年玉门油田开采，1930年翁文灏申请到资金建造了中国自主建筑管理的第一座地震台——北京鹫峰地震台。学人们上下求索，以科学方法探寻地球隐秘，纸上文献与地下文物交融，中华文明发掘与建构同频共振、同向共生，无疑，深深根植在五千年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沃土上，这一代学人以其学术研究介入到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潮流中。

　　《荒野上的大师》讲述的故事，深深触动我们的是：“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开辟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每一位学人风采都栩栩如生地还原了当时的开掘现场和历史语境，每一个发掘故事里都真实地隐藏着深邃的民族文化心性。

　　作者别出心裁地起笔于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鲜为人知的掘煤故事，讲述他与他人合著《中国矿产志》的往事情景。显然，这是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也是近代中国帷幕拉开之际，民众期盼国富民强的时代精神反映。北京豆芽菜胡同五号与兵马司胡同九号是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聚集的中心；发掘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周口店被作者称为卧龙藏龙之地，“被子里的人头”为我们讲述了北京人头骨化石考古发掘、保护的曲折过程。张泉细腻的笔触还原了当时考古发掘现场，真挚的情感折射了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安阳殷墟发掘时当地军阀、官僚和古董商横加干预，致使殷墟第三次发掘暂停三周；那是史语所买下明清大内档案资料，陈寅恪时常坐车前往大高殿看军机处档案，把满文文书翻译成汉语，每周六都到东交民巷找汉学家钢和泰学习梵文，或者共读佛经，探讨古今中外及乾隆时满、蒙、藏文的译本差异，辨别真伪的往事；那是赵元任带着助手杨时逢前往广东、广西调查，意外摔伤了右手，无法写调查报告就对着录音机口述的情景；那是梁思成、林徽因第一眼看到山西应县千年木塔时，几千只蝙蝠扑扇着翅膀驱逐着他们，黑暗中数以万计的臭虫从横梁上探头张望的发掘现场的追忆，还有他们在四川考察时亲自测量的31市、县，107个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呈现的佛祖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足迹。

　　中国现代化学术开启于深重的社会与民族屈辱中，一代学人先后面临国门洞开、外敌入侵、战乱离合、颠沛流离、离乡背土的环境。地质调查所在云南考察时，赵曾亚为保护化石被土匪枪杀；丁文江在湖南中煤气，一年后离世；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贵州调查地质时殒命；梁思永在东北黑龙江考察时在冰雪与严寒中行进，殷墟第10次发掘坑洞突然塌陷，两名工人身亡，盗墓贼蜂拥而至挖了35处盗坑；还有在安阳殷墟第13次考古发掘时，考古学家将包裹层层甲骨的土块整个切割下来运回南京，最终整理后出土17096片有字甲骨，还原出大龟四版和大龟七版的奇迹故事。

　　战争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与民众流离失所，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从中国东部经济最繁华地区向内陆腹地迁徙过程中，蕴藏了太多动人心弦的传奇与令人唏嘘的故事，《荒野上的大师》真切而翔实地描述了抗战时期学术界的困境，不仅缺少图书和设备，学者也已是难以维持生计，还体现在四大研究机构战时的迁徙、安置事情上。昆明作为战时中国文化重镇曾迎来史语所，安顿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日机轰炸如影随形，流徙使中国学人不得不从田野考古暂时回到书斋里。昆明郊外龙头村李济整理殷墟出土的近25万片陶片，梁思永受昆明人制作的陶瓷、乌铜、金器吸引开办了一个“天工学社”，史语所在战乱中运送了不计其数的中西文图书资料，为民族保存了文化火种。

　　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如蒲公英般散落在中国大地上，长江上游南岸的李庄是一个拥有1400年历史，东西南北移民入住，水路码头商贾云集，古庙宇、戏楼、街巷众多的村庄，梁思成曾称赞道：“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抗战时学者云集，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使小小李庄成为与重庆、昆明、成都齐名的战时中国文化中心。清人翁霪霖诗云：“入境依然泊夜航，人烟最数李家庄。”抗战烽火里的中国学术机构及其学人顽强生存、抗争，创造了战时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为民族复兴路上矗立起一座屹然的柱石。

　　然而，辉映星河的璀璨星辰终将消逝在夜空，这一代学人，他们尊崇科学、崇尚实证，在逆境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今百年已去，曾经风雨如晦的岁月与“荒野上的大师”们创造的璀璨文明却始终照亮着中华民族前进的征程，使我们永不能忘记那灿烂的星河，那黄金年代的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