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1965！香港电影的前尘往事

请回答1965！香港电影的前尘往事本站　　在美国，张爱玲一直努力写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前后写了八年

　　在美国，张爱玲一直努力写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前后写了八年。不料拿去出版社。美国人看了说，这些故事和《红楼梦》一样细节太碎了，而且49年以前的中国不是应该很糟糕吗？美国人只想看猎奇故事。

　　小说无路出版，日子却得过。为了生计，张爱玲给香港电懋公司写剧本，是电懋的头号编剧。当时电懋热衷于拍摄西化时装剧，正是张爱玲拿手的趣味。秀《情场如战场》一经上映，叫座又叫好。1961年9月，张写信给朋友说要回香港，一是想写东南亚的故事，正好在港住一段时间，找找素材；二是手上重点准备的剧本，必须跟电懋的宋淇当面谈一谈。

　　众所周知，张爱玲一生痴迷红楼，语言风格、苍凉底蕴受其影响颇深。电懋拍《红楼梦》没让红学家宋淇接手，而让张爱玲出马，自然是出于极大的尊重和认可。为了写好这部剧，张爱玲也是拼了老命，经常写到半夜眼睛充血。

　　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及此事说：“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

　　然而，张爱玲为《红楼梦》剧本付出如此巨大的心力，到头来电影却胎死腹中。她怎么也想不到，在创作之外，还有更大的力量恍若一双看不见的手左右着这部电影的命运。更加让她想不到的是，一年后，她根据《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魂归离恨天》再次成为一纸废稿，卖给电懋的《一炉香》也未能如愿开拍，连她的编剧生涯也画上一个仓促的句号。

　　19世纪末，宁波人邵玉轩前往上海淘金。他为人谦和、商业智慧超群，短短几年，就创建起名为“锦泰昌”的颜料坊，生意颇为红火。繁华洋场，那是东西接壤的地方。一次，邵玉轩与朋友出游，朋友说要带他看个稀罕玩意儿。

　　虽然是默片，但白布上的山水变幻，给邵玉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商人的直觉告诉他，如果靠这个卖钱，一定赚得盆满钵满。他哪儿能想到，半个多世纪后，几个儿子不仅赚到了钱，还铸就了中国影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光辉。彼时，邵氏片场雄踞香港清水湾宝地上，无数的梦幻与星辉都从那里飞升，影响一代人青春记忆的故事，都要从那里说起。

　　可惜邵玉轩没能看到那一幕。1920年，他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而在病逝前，邵玉轩命大儿子邵醉翁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收购上海“小舞台”剧院。这家法租界的娱乐场所经营不善，年年亏损。做过律师和金融的邵醉翁正愁没有用武之地，很快将其收购，并改名为“笑舞台”。

　　接手“笑舞台”后，邵醉翁大刀阔斧地改革，专心经营文明戏，很快就收割了一波观众。然而，20世纪初，几乎一夜之间，上海就冒出了十几家影片制作公司。随着电影剧院的扩张，更多人的兴趣都被外国片给吸引了过去。眼看“笑舞台”观众流失，邵醉翁便去找懂行的人请教电影制作，一席话下来，发现这有何难的：这种东西，我也能拍嘛！

　　1925年6月，邵醉翁携兄弟在上海成立“天一影片”，意思就是要坐头把交椅。公司成立之初，便奠定了日后邵氏影业的经营基调——彻头彻尾的家族企业。邵醉翁当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村人做会计、编剧，三弟邵山客做发行，至于家中最小的男丁老六邵逸夫，还是个中学生，公司的事还轮不到他掺合。

　　因经营过“笑舞台”，邵醉翁深谙民众趣味。那时候，上海很多制片都看齐国外，拍得非常“洋气”。邵醉翁将市面上的影片分析了一通，立马开辟出一条新路子，拍一些宣传“旧道德、旧伦理”的电影。果然，第一部精心策划的电影《立地成佛》一经上映，就炸了半个上海滩。邵醉翁趁热打铁，拍了一系列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京剧唱本的影片，讲江湖恩怨，宣善恶因果。上海市民看了，无不拍手叫好。“天一影业”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大量增聘明星，其中就包括在《明星日报》中摘得“影后”桂冠的胡蝶。

　　十里洋场，自有其蛮荒气息，率先占山头的人，都想当皇帝。最早拍片的“明星影业”雄踞影坛多年，在邵醉翁经营文明戏时，就已一骑绝尘。现在一看，嗬，天一天一，天下第一，你小子这野心，是要跟我争老大啊？尤其负责发行的董事周剑云，眼看邵醉翁连连改拍民间故事，靠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撼动了“明星”的地位，便想着事不宜迟，赶紧压制。

　　纵横捭阖那点事，老祖宗自打春秋战国就没闲着。要扼杀天一，还不跟玩儿似的？彼时，“明星”体格最大，多家影业都依附其下，多少要看它脸色。周剑云迅速召集“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华剧”五家公司，架构出一张密不透风的发行网，一起“天一”拍摄的影片。师出无名，总得找个说法吧？邵醉翁为了卖座，拍过无数口味低俗道德守旧的作品，正好授人以柄。六家公司以“保护国产电影”为名，一同打压天一。

　　果然，发行网一断，邵氏的电影就被废掉了双腿。没有自己的院线，光靠着“笑舞台”剧院卖钱，还不够片子回本儿的。“”死咬着不放，大有斩草除根之势。在失眠了无数个夜晚后，邵醉翁将弟弟们找来：“树挪死人挪活，上海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我们就去别的地方！”

　　邵村人问他中国唯上海影业繁华，哪儿还有容身之所。邵醉翁说，眼光看远一点，世界之大，又不是只有中国有华人。香港、南洋都有同胞，再厉害也管不到那里去。我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下南洋。

　　那时，老六邵逸夫羽翼未丰。大哥还让他在公司干基层，一面做后勤一面学摄影。邵氏的历史舞台上，他不过暗角里的剪影，轮不到他说话。为保全天一命脉，老大邵醉翁与老二邵村人留守上海与“”周旋，以守住拍片阵地，由做发行的老三邵山客去往南洋，开拓新市场。

　　而当时看不清牌局的邵山客，那孤身漂洋过海的心情，就像春寒下的烟雨一般潮冷。他完全不知道航线尽头，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祸。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沦陷。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滩摇摇欲坠。山河破碎下，大批影人辗转去往香港，为保全公司命脉，邵醉翁让二弟村人留守上海，独自带着“天一”的骨干力量来到九龙半岛。

　　在九龙设厂不久，邵醉翁就干了件大事，拍出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电影正式宣告中国默片时代结束，几个月下来，票房直逼百万，很快帮天一在香港站稳了脚跟。而《白金龙》的诞生，离不开一个人的功劳。那就是邵逸夫。这时的邵老六，早就不是那个摇摄影杆的中学生了。甚至连邵醉翁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弟弟心中怀揣着一个如何巨大的梦想。

　　遭“明星”打压后，邵山客抵达南洋寻求生机，他发现，新加坡当地不少戏院虽然跟“明星”签了合同，片源上却无法保证。更别提乡下，多的是想看电影而不得的村民。当时去南洋淘金的华人，许多都来自福建、广东，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别样的感情。相较于“明星”的洋片，“天一”的影片更能迎合他们的情绪，激发他们的怀乡之情。

　　就在邵山客准备以乡镇为突破口打开市场时，邵逸夫毕业了。经过慎重考虑，邵家老六决定放弃考大学，远赴南洋，帮三哥拓展事业。为帮“天一”建立口碑，兄弟两人搞起流动放映，靠着一辆放映车走村窜户，在新加坡的乡镇间流浪，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点点将新加坡的乡村阵地啃下来后，邵逸夫又孤身前往东南亚其他地区，靠流动放映机把发行网建了起来。

　　时至1930年，“南洋邵氏兄弟公司”正式挂牌。他们不但自建发行网络，还跟新加坡首富搞好关系，拿到了多家戏院的经营权，紧接着收购负债游乐场所。短短四年，邵氏兄弟便独占四十多家戏院，成为新加坡娱乐业的大亨。

　　正是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为采购有声电影的拍摄设备，邵逸夫穿越半个地球，去往大洋彼岸，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造梦工厂——好莱坞。

　　这次远行对邵逸夫的冲击是巨大的，他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会有如此完整、发达的电影体系，庞大的电影城和成熟的制作令其瞠目结舌。所以，回到香港，《白金龙》问世之时，邵逸夫并没那么兴奋。盘踞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始终是那座巨城的影子。他多么希望中国也能有一座造梦工厂。

　　《白金龙》上映后，南洋邵氏兄弟的事业依旧红火，身处香港的邵醉翁却碰到了人生中的高山。1936年6月29日，“天一港厂”库房突然失火，幸亏当时是白天，员工都在，火势很快就被控制，损失较小。不幸两个月后，又一场大火扑来，直接将邵醉翁多年的心血烧成一捧焦土，“天一”就此付之一炬。显然，连续两场大火，背后一定有人。眼看10年心血毁于一旦，邵醉翁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一，只能回到上海疗养，从此一蹶不振。

　　随后，二弟邵村人到香港主事，力图重振家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片场毁了，人脉和发行网还在。没几年，邵村人就把新挂名的“南洋影片公司”搞得有声有色。不幸的是，事业刚到上升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香港，不久后，南洋也沦陷，非但邵村人的“霸业”化作一场春梦，连“南洋邵氏兄弟公司”也是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为了活下去，邵村人只好行韬晦之计，低调行事。待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准备大干一场时，香港电影江山割据早已是另一番景况。无奈之下，邵村人只好依附于更大的影业存活。

　　经过重重困难，直到1948年，老二的“邵氏父子”才在香港挂牌。可惜他是做会计出身的，不像大哥邵醉翁深谙市场和艺术，拍起电影来畏首畏尾抠抠索索，始终不愿意冒险，几年下来，没有一部叫得响的作品。而当时的香港，早就是群雄并起之地，各家影业都抢着出风头，保守拍片的策略哪能长久？越到后来，邵村人索性对拍片失去兴趣，开始转向地产，大肆收购戏院，甚至兴建了一座20多层的“邵氏大厦”，最后以上亿的高价卖出。

　　远在南洋的邵逸夫一看，心说二哥这不成啊，大哥未竟的事业留给你来做，电影不做了，跑去卖房子？以后回上海，怎么跟大哥交代？

　　一开始，邵逸夫只是给二哥写信，提醒提醒邵家的初心。可惜邵会计实在对拍电影提不起兴趣，只想经营他那一摊子生意。邵逸夫见状，最后跟三哥邵山客摊牌说：“不能让邵氏的事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下去了，要是三哥你没意见，我就回香港主持大局，一定要让邵氏电影这块招牌亮起来。”

　　邵山客心里非常清楚，老六早就今非昔比，因为有他的帮助，“南洋邵氏兄弟”才能独占上百家戏院，成为娱乐霸主。放眼望去，也只有他能担起这份责任。很快，邵山客就给二哥写了封信。而在回信中，邵村人表示，如果六弟逸夫愿意重振邵氏影业，自己必定倾力相助。

　　第一件，是找他二哥买地。出于打造“东方好莱坞”的设想，邵逸夫决定先造一座属于邵氏的影城，张口就问邵村人要了80万平方英尺的地皮。邵村人听完都傻了：“你要那么大的地做什么？”邵逸夫笑道：“这还不算大，你去看看美国好莱坞影城，那里面坐车都要几个小时呢！”

　　买下地皮后，邵逸夫立即投钱打造影城。那时清水湾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待到1958年时，一条宽阔的公路将它与繁华都市连接起来。此后多年间，无数的建材、人才、奇思都将通过这条路抵达邵氏影城，无数的幻梦和故事又从这片日渐肥沃的土地上启程，化作一个时代的记忆。

　　“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成立后，邵逸夫开始四处网罗人才。当时香港最大的敌手，便是上面提到的电懋。电懋资金雄厚，经营理念先进，要想跟它掰手腕，没人怎么能行。邵氏大导演李翰祥在《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提及，邵逸夫刚到香港，本想请几个明星大腕去清水湾别墅吃饭，请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宴会上别说大腕儿，就是一般般的明星，也不见得赏脸到场。

　　彼时，电懋旗下最大的影星，便是林黛。早年林黛曾与邵氏有过合作，鼎盛时期，但凡她参演的电影，无一不红透半边天。但因邵村人舍不得花更多钱，林黛便转投电懋，不久便成了电懋的台柱子。邵逸夫一心想把林黛挖回邵氏，而电懋为守住林黛，几乎隔断了她与外厂的一切联系。费了好大一番功夫，邵才把电话打到林黛家里。知道她在湖南生活多年，特意邀她去川湘菜馆见面。一上来，邵逸夫就问：“要是邵氏给你开出电懋两倍的片酬，你愿意回来吗？”

　　邵逸夫也笑：“如果这不是玩笑呢？”林黛想也没想便说：“如果能开出两倍片酬，我自然愿意为邵氏拍片。”邵逸夫再确认了一次后，不等林黛反应，直接从包里取出一份合同，一切条件满足，递到林黛面前，请她签字。林黛完全没料到邵有这般手段，话也出去了，当场便签下了那份合同。

　　对于电影公司而言，策划、宣发、监事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要想邵氏成为巨头，这个关键人物的选择一定要慎之又慎。起初，邵本想找老友帮忙，老友听了说：“我年纪大了，不适合干，我推荐一个人，一定能够帮你打天下。”

　　邹文怀是做记者出身，还在高中时，就自办报纸，公开售卖。毕业后去过好几家报馆，精于宣发。邵逸夫第一次见他，什么话也没说，先拉去看邵氏电影。随后邵逸夫问他加入邵氏的条件是什么，邹文怀说：“只有一个条件，整个宣传班子要由我来搭建，就是您本人也没有随便加人的权利。”

　　邵逸夫心想这有何难，答应便是。邹文怀便拉上办报的朋友，组建了邵氏的宣发班子。之后的岁月里，这群人为邵氏江山打下了不可动摇根基。但也正是这个口头约定，为日后另一家公司的崛起埋下伏笔。但这都是后线年，“邵氏兄弟”正式开拍电影。邵逸夫前后看了十几个本子，都不满意。那些表现时尚生活的剧情，确实很吸引眼球。但这种东西电懋已经拍得炉火纯青，邵氏要想更进一层，难于上青天。回想当初大哥在上海打江山的路子，最终邵逸夫定了《貂蝉》这部古装剧。当年邵醉翁能杀出重围，靠的就是兜售这种富有传奇和民间色彩的故事，这条路一定走得通。

　　剧本有了，谁来导合适呢？不得不说，邵逸夫有一双慧眼，看人十分精准。彼时，学艺术出身的李翰祥先后在几家影业打杂，到了邵氏，拍过一些俗气的作品，始终不被看好。可邵逸夫知道他熟知历史，汉学功底深厚，尤其在美学上有独特的追求，《貂蝉》一剧，非他掌镜不可。于是找来李翰祥说：“这部电影就交给你了，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败电懋。”

　　《貂蝉》一经放映，观影盛况空前，连续数月场场爆满。不久后，第五届亚洲影展，《貂蝉》独占鳌头，拿下五个大奖，十年无人知的李翰祥一举成名。借着《貂蝉》的声势，李翰祥又拿着邵逸夫给的50万巨资导演《江山美人》。影片还未拍完，邹文怀就放出大小花絮造势，搞得全港市民翘首以盼。这一次，《江山美人》进入香港最豪华的院线，连外国片都给它让出档期，一个星期就卖了40万，成为当时最卖座的电影。邵氏迅速崛起。

　　能做到如此程度，全依赖于邵逸夫敏锐的市场眼光。《貂蝉》属于黄梅调电影，是从民间黄梅戏发展而来。开拍之初，李翰祥觉得黄梅戏不够昆曲美，邵逸夫则坚持道：“昆曲气韵确实独特，但普通老百姓听不懂它的唱腔，这是天然隔膜，黄梅戏则不然，与国语差不多，谁都能听懂。”

　　正是依了邵逸夫的建议，李翰祥在黄梅戏基础上加入自己的风格，这才有了风靡一时的黄梅调电影。而在剧本挑选上，邵逸夫从来坚持市民路线，绝不走什么高大上的精英主义。李翰祥有文人气，想拍艺术片，剧本交上去，邵就打回去，明确道：“我开公司是为赚钱，不是搞艺术。”

　　想当初，蔡澜在邵氏做监制时，也曾多次表示想做艺术电影。有一次对邵说：“我们也大可不必每一部电影都赚钱，可以拍9部商业片，一部艺术片试试。”邵反问他：“我能赚10部的钱，为什么要亏一部？”

　　比起大哥邵醉翁，邵逸夫有着更清晰的商人思维。艺术归艺术，生意归生意。综合当时香港市民的背景和趣味，他非常清楚只有拍出好看、有趣的电影才是王道，至于用来阐述现代人精神状态和情感困惑的艺术电影，绝对是小众的。相比之下，电懋的掌门人陆运涛在这件事上，就没有那么绝对。

　　陆运涛是星马巨富之子，曾留洋多年，一生醉心于文艺。一开始利用家族势力创立电懋之时，就没有太大的商业考虑。陆运涛先是做电影发行，机缘巧合下，将触角深入香港影业，正巧当时遇到一大帮在香港生活的剧作家、导演，逐步开始效仿好莱坞进行制片。当时电懋的剧本审委会中，大多是有家国情怀和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张爱玲。

　　可想而知，在挑选剧本这一关上，电懋就不单单是为了简单迎合小市民的审美趣味。那时，由一帮剧作家创作出来的电懋电影，多是出入高级酒店表现男女情感的时尚剧。就小市民看来，那些生活固然充满梦幻感，却离自己熟知的一切太远了。如此一来，邵氏崛起，电懋明显感到了威胁。

　　邵氏发展到第五年时，已经拍出无数卖座佳片，并在亚展上大出风头。陆运涛见状，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开始亲自抓一个项目，那便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既然你邵氏以拍民间故事为长板，那我也拍一拍，跟你掰掰手腕。那时，李翰祥因为执意要做艺术电影，正被邵逸夫“雪藏”，陆运涛正是瞅准了这个间隙，准备靠《梁祝》打开电懋的口碑，一雪前耻。

　　然而，消息很快传到邵氏。邵逸夫一听，什么？这不就是当初邵醉翁横扫上海滩戏院的题材吗？怎么能轮到你电懋来拍？二话不说，叫来李翰祥，一天写完剧本。由于邵氏有自己的影城，一切硬件无需外租，亭台楼阁都是现成的，连夜拍片的速度匪夷所思，不足半月，李翰祥便将影片杀青。

　　更绝的是，拍片之前，李翰祥在片场偶遇一个小演员凌波，忽然心生一计，让她来反串男主。邹文怀借此大搞噱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邵氏《梁祝》一上映，引起万人空巷。电懋被打得措手不及。

　　经此一役，邵逸夫领悟到两件事，第一是原来一个无名龙套经过训练，也能成为大明星，凌波就是一例。此后，邵氏开始建立南国剧社。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来邵逸夫主掌TVB，创立“无线演员训练班”。多年后，从这个训练班走出来的一系列演员诸如梁朝伟、刘德华、周星驰、周润发、梁家辉……这些熟悉的名字，几乎撑起了香港娱乐圈的半壁江山。

　　抢拍《梁祝》得手后，邵逸夫时刻关注着电懋的拍片计划。得知电懋要拍《红楼梦》，邵逸夫又找李翰祥出马，迅速完成拍摄。电影抢先上映后，其他小公司见有利可图，也拍了好几部。市场流量被收割殆尽，陆运涛再看张爱玲的剧本，觉得电懋再拍已无意义，随即拍摄搁浅。为了《红楼梦》剧本，张爱玲透支了身体，到头来也只能怀着一腔遗憾离开香港。

　　随后，邵氏电懋两家展开恶性竞争，对方拍什么，我就拍什么，一连拍了《武则天》《七仙女》《杨贵妃》七个题材，搞得整个电影市场乌烟瘴气。

　　1964年3月5日，在港九影剧工会的调解下，两家公司才坐下来“握手言和”，达成“君子协定”，不再抢拍题材，不再挖墙脚，并在某些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上达成合作关系，共同推动香港电影的发展。

　　6月19日夜，亚洲影展开幕，开奖时，电懋与邵氏都在等结果。没想到宣布之前，电懋参展报名男女主角的候选人，居然被降格为男女配角。陆运涛愤怒至极，但为了脸上好看，不给影展，先找人上台代领，再吩咐公司负责人准备退奖通稿。据说，要不是这件事闹得陆运涛焦心，他第二天还会和邵逸夫一样去金门参观，而不是气得乘坐飞机回台北。

　　第二天，台中上空，陆运涛及电懋精英搭乘的飞机突遭，飞机上57人全部罹难。那一天，还是陆运涛50岁的生日。

　　与邵逸夫独掌邵氏一样，陆运涛是电懋的绝对掌权者。他这一死，电懋顿时群龙无首。而在那之前，电懋几乎没怎么盈利。资金雄厚的陆家逐渐就失去了为电懋供血的兴趣。香港唯一能与邵氏抗衡的影业，就此衰落。

　　这才只是邵氏兄弟挂牌的第六年。站在清水湾朝远处望去，邵逸夫满心欢喜。他心中那座雄踞东方的造梦工厂，已经打下了牢固的根基。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变成一只体量更大的猛兽，把故事播种到更远的地方。

　　而他绝对想不到，就在他以为邵氏将一直稳坐龙头的时候，身后的暗影渐渐从月亮下露出半张脸来，日后会成为邵氏最大的敌手。

　　电懋陨落后，再无片厂能威胁到邵氏的地位。此时的李翰祥亦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大导演，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成为整个行业的标杆。可惜没多久，邵逸夫最珍视的女演员林黛因情。邵氏折损一员大将，悲痛之余的邵逸夫，渐渐意识到以后邵氏电影还围着黄梅调转的话，总有山穷水尽的一天。

　　那时，邵逸夫经常看影评，只见一个叫何观的影评人老是骂邵氏电影不行。邵逸夫就去问何观，你说不行，到底怎么不行？何观说：“你邵氏坐头把交椅，影响香港电影风气，却总是以女星为主，拍一些阴柔的电影，这样下去，香港电影迟早会阴盛阳衰的。”邵问何解，何观说：“让我来拍！”

　　1965年，邵氏宣传刊物《南国电影》介绍了正在投拍的七部武侠片，并指出它们与以往武侠电影的区别，要的就是阳刚暴烈、打斗真实，而不是拿一些奇幻镜头来糊弄观众。得到邵逸夫支持的张彻选角儿，也是爱找桀骜不驯、身材健壮的男人，姜大卫和狄龙这两个“能打”的男星从此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选准人后，张彻找倪匡写一篇武侠故事改成剧本，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香港电影的阴柔之风，以《独臂刀》将中国武侠电影带入一个新。

　　《独臂刀》上映时，引起全港轰动，最终成为港片历史上首部拿下百万票房的电影，张彻也因此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做“张百万”。

　　多年以后，一个曾在片场受张彻赏识的小副导演经张老师一番调教，亲自掌镜后，在张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将男人友情和暴力美学结合发挥到极致，拍了一部更加有名的电影，名字叫做《英雄本色》。

　　在邵氏，胡金铨拍出名作《大醉侠》，第一次为中国的武侠片注入了山水意境，将文人美学放在涳濛的电影画卷上。他拍摄的《侠女》不但拿了戛纳的最高技术奖，还影响到后来拿奥斯卡的李安。

　　张、胡二人，一个刚劲，一个气韵，直接把中国武侠电影送上了一座新的高峰。但归根究底，这都离不开邵逸夫慧眼识珠。只不过，再厉害的伯乐，也有错失千里马的时候。在1970年，邵逸夫就错过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人，直接导致另一家身单力薄的小公司迅速崛起，成了能和邵氏分庭抗礼的巨头。

　　那时，李小龙在好莱坞事业受挫，拿给华纳兄弟的剧本《无音萧》被无情地打了回来。李小龙只好回香港寻找机会。见到邵逸夫后，他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片酬不低于1万美金，二是电影拍摄周期不能超过60天，三是剧本必须由他审核满意才能开拍。”邵逸夫听完呵呵一笑：“那你走吧。”

　　我邵氏的头号男星姜大卫才1万港币，你要1万美金，这怎么可能？而且邵逸夫向来大权独握，基本上不会把制片权释放给演员，你姓李的凭什么就能插一腿？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拒绝李小龙不久，嘉禾就跑到美国去请神了。

　　作为老派商人，邵向来不擅长分享。再大的导演，再有名气的演员，本质上都是为邵氏打工，无非是钱多钱少的问题。电影上映，从来拿不到分红，更别提持有邵氏的股份。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邹文怀都想将邵氏推行成为“独立制片人拍摄制度”，让公司与导演、演员的雇佣关系，变成合作关系，一起承担风险，一同分享收益。连文艺片都不会砸钱的邵逸夫听了，不为所动。

　　别说什么导演，当时邹文怀已是邵的左膀右臂，公司的二号人物，照样是拿薪水没股份。拿导演张彻的话说，邵氏事无巨细，无不先通过邹文怀，公司里任何职位，都不能体现他的实权。然而这一等人才、二号人物，拿的却是普通薪水，而且一干就是13年。如果说钱能忍，那大权旁落，便不能忍了。干到第十三年时，邵逸夫令亲信方逸华进入管理层，掌管财务，一步步拆解了邹文怀手中的实权。加之邵有心进军电视业，邹便打算自立门户。

　　多年后，连邹文怀自己都感叹：“四十年前，如果有人跟我说我会跟邵老六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我一定觉得那个人在发神经。”

　　就这样，邹文怀一边上班，一边说服自己的帮手离开邵氏，甚至暗中敲定了《独臂刀》的男主角王羽。正如在他踌躇不决时，张彻写给他的那句话：

　　1970年，“邵氏”双十酒会。当着在场记者的面，邹文怀突然宣布，自己已辞去职务，创办公司“嘉禾”。据说“嘉禾”的名字是胡金铨帮忙起的。想必胡大导演预料不到，多年后，这两个字会随着盗版碟进入内地录像厅，成为80、90年代人关于香港电影最深刻的记忆。相比之下，他们对邵氏电影反而不那么亲切。一提及“港片”，大家都会想起片头那熟悉的发出“登登登登”声响的四块金。

　　拿今日的话说，“独臂刀”是邵氏独有的IP，岂是你嘉禾想拍就拍的？邵逸夫二话不说，一纸公文将嘉禾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掰扯了整整一年，最终以嘉禾败诉收场。这对以200万港币起家的嘉禾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

　　得知邵氏放走李小龙，邹文怀立马派人前去商议，开出7500美元的片酬，愿满足他的一切制作要求。随后，李小龙回到香港，拍摄了开启香港功夫电影新的《唐山大兄》，创下香港开埠以来最高票房纪录。濒临绝境的嘉禾一夜间起死回生。《唐山大兄》还没拍完时，李小龙就找到当初写《独臂刀》的倪匡，要他再写一个同样厉害的剧本。一天，倪匡翻报纸，突然翻到与霍元甲徒弟有关的事，脑子灵光一闪，就捏造了一个叫“陈真”的人物。

　　紧接着，李小龙主演《精武门》，声势根本挡不住，再次打破票房纪录，20万的成本拿到440万的票房。两部片子拍完，李小龙不但拿到了片酬，还能得到票房利润的分红，自然愿意继续跟嘉禾合作。只是这一次，李小龙的胃口更大，他要自编自导自演，全方位地打造属于自己的作品。

　　这要是放在邵氏，邵逸夫估计听得大牙都笑掉了。邹文怀一听，却说：“这事儿简单，不如我们在美国合资一家公司，你的电影从拍摄到发行都由它来负责，你来主导公司，最后赚钱，大家一起分！”

　　这件事的格局上，邹显然略高邵氏一筹。与腕儿们一起开卫星公司，而非邵氏一言堂，才能为电影创作拓展无限可能。自李小龙始，后来嘉禾还跟洪金宝成立“宝禾”，支持成龙成立“威禾”，与徐克的“电影工作室”陈可辛的“UFO”深度合作，除了片酬和制作费，票房最高可以达到五五分账，在数家公司之间建立起演员、导演、资金的深度联系网，大家平等互利、共谋发展，这才有了后来香港电影真正的黄金时代，有了我们看到的无数经典。

　　所以说，幸亏有邹文怀站出来开拓了制片制度，使嘉禾能够撼动邵氏的霸主地位，才有之后港片的绚烂多姿。常有人说邹文怀远瞩，是教父级的人物，要不是他懂得分享，香港电影不会有那么蓬勃的发展。

　　制度上的弹性，确实有利于创作。若没有邹文怀的支持，李小龙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名扬四海。大权在握后，李小龙自导自演《猛龙过江》和《龙争虎斗》，不但再次打破《精武门》的票房，还把影响力延伸到东南亚乃至美国。凭借一己之力，李小龙独自把中国功夫片带到了一个新境界，此后，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每个街区每家武馆，无人不知李小龙的大名。

　　然而世事无常，1973年7月20日，邹文怀和李小龙在丁佩家中讨论剧本，李小龙忽然说头疼，便去卧房休息。邹文怀离开后不放心，打电话到丁佩家中。等丁佩去卧房查看时，李小龙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李小龙横扫影坛时，邵氏如临大敌。邵逸夫赶紧请李翰祥出马，拍了《大军阀》《一乐也》这样的风月喜剧，但怎么也挡不住李小龙的拳头。在《大军阀》中，有个叫许冠文的演员，李去世后，他把自己的剧本《鬼马双星》拿给邵逸夫看，希望能分账拍片，邵逸夫怎么可能答应？许冠文扭头就找到了邹文怀。邹文怀当即决定由嘉禾出资，协助许冠文成立公司。

　　结果，《鬼马双星》票房高达625万元，打破了李小龙生前所有电影在香港的票房纪录。此后，嘉禾就有了与邵氏正面对抗的资本。全香港有才华的导演都知道，只要转投嘉禾，拍出杰作，就能名利双收赚大钱。

　　许冠文之后，洪金宝、吴宇森、成龙等各路大牌纷纷加入。待到这时，邵氏一家独大的格局彻底被嘉禾粉碎，港片迎来百家争鸣的时代。

　　多年后，邵逸夫懊悔，当初不该放走李小龙和许冠文，否则哪儿来什么嘉禾？香港电影的历史，也将会被改写。可就事实来看，邵的经营理念，并没有留住二人的说服力。就拿后来他入主TVB的情形来看，依旧是把邵氏理念带入无线，对艺人、导演严加管控，你要不服，那我就“雪藏”你，刘德华、蓝洁瑛和后来靠《西游记》大红的张卫健，都中过雪藏的招。

　　沿着时间的坡路往回看，邵氏电影之所以逐渐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邵逸夫“一手遮天”式的经营观念。实际上，自黄梅调电影开始，李翰祥就多次想离开邵氏，以获得更加开放的创作环境。当初胡金铨在邵氏拍山水武侠不受重视，拿只有36场戏的剧本给邵逸夫看，邵不信36场戏能拍成一部电影，让胡金铨滚蛋。胡一怒之下去了，拍出《龙门客栈》，一下子就成了经典。

　　从创作起，到收益止，邵逸夫希望一切都以公司为主导。长此以往，导演、演员和公司之间，自然会产生裂隙。邵逸夫向往好莱坞那座巨大的“造梦之城”，却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管理体制，走向国际的梦，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那些年，邵氏也曾有心向海外扩张，与外国合作拍摄电影。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影响过世界影坛。比如一个叫昆汀·塔伦蒂诺的人，就对邵氏片分外狂迷，还专门在《杀死比尔》中致敬。而纵观世界影史，邵氏还干过一件很靠谱事，就是投资《银翼杀手》。虽然当时票房亏得一塌糊涂，口碑低到令人发指，多年以后，这部电影却成为了世界科幻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2017年10月，《银翼杀手2049》上映。而这时，“邵氏电影”四个字，早就化作中国影史中一个蒙了些许灰尘的旧梦。

　　1974年，吴宇森加入嘉禾，1979年，成龙加入嘉禾，一上台就靠《师弟出马》把票房纪录提高到了1000万港币。之后，《A计划》《故事》相继问世，这个给李小龙跑龙套的人，成了继李小龙之后最有名的动作巨星。

　　浪潮更迭，邵逸夫见大势已去，在接手了TVB的同时，邵氏电影逐年减产。1986年，寄托了邵逸夫无数畅想的清水湾片场，已经变成了无线拍电视剧的主要场所。在整个香港电影进入一个新，各种资本大量涌入的时候，“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正式宣布停产，一代霸主，就此隐匿于江湖。

　　纵观这半生风雨，邵逸夫算是铸就了香港乃至中国电影史上难以复制的光辉。甚至可以说，在某个时间点上，邵氏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张彻在《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中提到，邵逸夫一天至少工作14个小时，连劳斯莱斯都改造成工作室，每天要看6部以上的电影，恐怕是全世界看电影最多的人。也正因为如此，邵氏才能留下1000多部作品，达成其他公司无法企及的兴盛。

　　从上海滩起家，到悬命南洋，再到辗转香港从寸步难行走到独霸一方，邵家兄弟数次易权，历三人而成霸业，这本身就是传奇。虽然在时间的洪流中，邵氏一族的电影事业难逃衰落的命运。但它曾经的辉煌，依然值得被仰望。

　　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各路英豪都争相进入市场，香港的票房纪录也是一次又一次被刷新。80年代，新艺城、德宝相继出现，嘉禾虽然贡献了一大票经典电影，但实际上大体呈现的是三足鼎立之势。等到90年代，更是群雄并起。随着港片市场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导演还是演员、武指，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文隽4天就写一个剧本，周星驰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明星们的片酬更是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同时，这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待到1993年，香港电影迎来了最后一个高峰。这一年，徐克拍出《青蛇》，程小东拍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周星驰出演《唐伯虎点秋香》，成龙出演《城市猎人》，李连杰继续“黄飞鸿”，远远看去，一片盛景。谁能料到，很快，因为拍片政策和投资环境，香港先后失去了、东南亚和部分内地市场。不足四年，整个行业每况愈下，时至1997年，嘉禾已经是债务缠身。

　　1998年，嘉禾的斧山道片场被政府收回。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彻底结束。虽然日后寰亚拍出了港片绝响《无间道》，那也只是片刻回魂。2003年，成龙离开嘉禾，与杨受成联手创立英皇电影。港人北上，香港失落。

　　据说2011接受采访时，垂垂老矣的邹文怀一度感叹道：“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一定能够重振香港电影。”

　　两个多月前，2018年11月2日，邹文怀在香港去世。在港片几乎成为前尘往事后，这突如其来的告别，仿佛是给一套早就不再光鲜的家具覆上一层罩子——终于是再也不会发光了。

　　沿途回望，那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1958年，“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在香港正式挂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瞬就是一个甲子。回头看去，雄图霸业、情仇恩怨，也不过就是一片浮云，风起而聚，风吹又散。

　　当年，张爱玲在文学评论《红楼梦魇》的《红楼梦未完》中写道：“人生有三恨，一恨鲫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时隔多年，再看邵氏沉浮、嘉禾兴衰，也恍若一场旧梦。所好的是，这梦不单单有遗恨，也有情怀、有幻想、有希望。无论是造梦的人，还是观梦的人，都付出过真心。

　　部分参考文献：《香港电影史记》，魏君子主编《邵逸夫全传》，詹幼鹏著《中国武侠电影论》，陈墨著《50年重看邵氏》，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