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在电影里的东北往事(1)

锈在电影里的东北往事(1)本站　　东北泛指黑吉辽三省以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因为有着相对接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在影视作品上也投射出鲜明的东北印记：幽默、粗犷、平民生活气息浓郁

　　东北泛指黑吉辽三省以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因为有着相对接近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在影视作品上也投射出鲜明的东北印记：幽默、粗犷、平民生活气息浓郁。这里有老工业繁荣时期留下的荣光，然而这道光常常与当下流行的文化格格不入，因此当社会中始终存在某些难以化解的难题时，黑色与荒诞便成为一些新世纪影片构建东北现实的方式。

　　2006年元月，影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组来到辽宁省鞍山市，拍摄影片中东北部分的场景。斯琴高娃扮演的姨妈居住的房子，位于一片旧式单元楼里，楼外，天空和街道都是饱和度不够的灰色，像斑驳褪色的帆布，人和车经过，帆布像被从底部撕开，又迅速被缝回原样；室内的灯光总是很淡，墙体的颜色反倒更深，仿苏联式的审美仍顽固地出现在日常里。但镜头捕捉到这些破败的现实，逼仄的生活，在那个城市中，早已无人在意。影片在鞍山的拍摄周期只有十天，导演许鞍华为了找到那种几家合用一个厨房的房子，用了更长时间。这是一部底色辛酸的喜剧，拍摄时，许鞍华与影片中姨妈的年纪相近，出走的姨妈最后选择回到东北，既是一种剧情需要，也像导演给自己找到一个回望的机会。鞍山是导演许鞍华的出生地，名字里的鞍便是取自故乡，她在拍摄期间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坦诚表示，自己对故乡的印象已经十分模糊。可即使如此，许鞍华和剧组的到来在当时仍算一个不小的事件，这是那座城市第一次有香港导演取景，在一个当代题材的剧情片里，被一个完全不同的外来视角记录，电影这个在当时的东北已经边缘化的娱乐，忽然勾起了一座城市的期待。

　　2007年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映，人们的期待迅速落空，在互联网与媒体上，东北观众的评价多是负面，理由相近，观众觉得东北在这个电影中被。粗俗势利的人情，肮脏破败的建筑，非但不是东北风貌，还是一种刻意的矮化。有观众在网络上指责导演，比如说影片选取了鞍山最破落的样子，那么多繁华的区域为什么不去拍摄？事实上，许鞍华对故乡的视角非常精准，电影里有那座城市的底色，姨妈曾经逃离的，又主动回归的都是同一个地方，那里一成不变，只是从盛年走向了衰老，曾经的荣光早已不在。2015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长春举办了许鞍华作品回顾展，选取了许鞍华职业生涯里的重要影片，但唯一一部与东北相关的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没有在列。在众多与东北题材有关的电影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少有的既不迎合外部集体情绪，又不刻意讨好东北生活经验的电影，它所留下的思考空间足够宽广，可惜时至今日依旧空白。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映同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首届创投单元，一位年轻的东北导演上台讲述了一个钢厂下岗工人合力铸造钢琴的故事，演讲完毕，所有评委起立鼓掌。刚回国的制片人范欣留意到台上的年轻导演，因为故事发生地鞍山，离他的家乡辽阳市只有40分钟车程，在他看来，那是第一次有人将东北最普遍的生活，以一种黑色幽默，又充满宿命感的方式讲述。后来他参与制作很多东北导演的作品，都是由此开启。

　　创投演讲四年后，导演张猛携《钢的琴》剧组来到鞍山拍摄，中途遇到资金问题，女主角秦海璐自掏腰包帮助剧组。影片里的旧烟囱，水塔，铸造车间，退休的苏联专家，都是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烙印，因此影片有着极强的写实风格。整部电影的资金不够反复置景，只能采用顺拍的方式完成，一些钢厂内的场景无法重现，便穿插意识流的歌舞做替代，而这部分在上映后被认为是提亮了整部电影的调子。

　　《钢的琴》的故事与这座城市气质非常相符。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与前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找来很多生活失意者一起铸造钢琴，起初所有人都心怀私欲，到最后，铸造钢琴成了大家晦暗生活里的救赎。影片中，钢琴是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关键，同时也是一种象征，工人阶层要通过一场闹剧找回他们失去的尊严。把钢琴拆解成钢的琴，打碎并重构了钢琴固有的浪漫意象，而这看似荒诞的拆解，又源于真切的现实。张猛曾在东北剧团里看到过这样一架钢的琴，父亲张惠中告诉他，困难时期，剧团没有伴奏乐器，大家造了这架钢琴。

　　《钢的琴》是张猛拍摄的第二部电影，他执导的作《耳朵大有福》同样讲述了一个东北失意者的故事。提前退休的铁路工人王抗美，依旧逃不开生活的重压，辛苦谨慎地活着，自己患病退休工资减半，老伴住院，女儿家庭生活不睦，儿子游手好闲，老父亲生活没有保障，现实处处疼痛，无处排解。为填补家用，王抗美误入团伙被抓；想摆摊儿擦皮鞋，又打算蹬三轮，日子精打细算，却又总遭遇江湖伎俩。这是一个对生活毫无还手能力的老人，某种程度上，王抗美是东北很多人的缩影。

　　影片中的东北小城，人们的表情和街道景观一样，难掩落寞，和王抗美一样的工人阶层，大多靠小生意挣生活，有些人又被生活打磨得世故奸猾，在下岗的洪流之中，他们被巨浪卷起、抛下，各自挣扎，又共生在同一座悲情城市。当王抗美最后和街头混混对峙时喊出那句，正好我也不想活了，欢迎弄死。所有的绝望都被宣泄而出，随后镜头一转，王抗美拨出一串号码，他在电话里豪气地喊道，出来跳舞。

　　在舞厅中，王抗美随着音乐扭动身体，拼尽全力。虽然《钢的琴》在口碑和影响力上远超《耳朵大有福》，但后者那种将小品舞台上辛辣幽默转译为电影语言的能力，至今都很难有影片可以超越，而《钢的琴》更像一部平衡了文艺与商业的类型片。《钢的琴》之后，张猛拍摄了个人东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胜利》没有公映，三部曲之后，张猛的电影里，东北不再是叙事主体，新京报记者问张猛如何看待当初自己早期的这几部作品，张猛表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看法了，那几部电影是时代的产物，如今的东北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痕迹。

　　2008年，电影《青年》在罗马电影节首映，并入围了主竞赛单元。电影讲述了三个鹤岗年轻人的故事。他们被爱情抛弃，被江湖道义背叛，被命运捉弄，故事原型来自导演耿军身边的朋友，这是耿军执导的第二部长片，电影中那些在鹤岗失意的人，自此成为耿军之后作品中的绝对主角。

　　入围罗马电影节对于耿军来说，是一次能力的肯定，而对制片人范欣来说，是一次行业的认可。为此，在电影节临近结束时，两个东北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范欣建议耿军要走工业化制作的道路，不能再沉迷于低成本；耿军则认为，电影应该有机会就拍出来，不能等，也等不起。那次争吵过后，两人脱离了合作关系，耿军也叫停了之前要做的两个计划——电影《东北虎》和讲述二手玫瑰乐队的电影。

　　《青年》是耿军个人电影序列的分水岭，风格上与他之前的作品《山楂》、《散装日记》、《烧烤》在同一个表达逻辑下，以现实为基底，用写实做手法，电影中充满愤怒。之后他的电影尽管仍是现实题材，但手法上用荒诞替代了写实，一以贯之的幽默和讽刺也变得精确和写意。制作层面，《青年》是第一次由专业团队介入耿军的电影，脱离了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早期的耿军是个斗士，他的电影和他的人一样，脾气大，充满叛逆，啥都看不惯”。事隔多年，范欣依然认为，耿军如果更早地接受行业，他作品里那些表达也会被更多人看到，“耿军的电影有文学性，就像本可以登在《收获》上的作品，却选择了地下印刷。人的表达方式真是被生活决定的，我去过耿军住的地下室，他很多年都过着很辛苦的生活，手里有几万块钱就开始想着拍电影，钱花没了就去接活接广告，我过的不是那种生活，我喜欢他的故事，但我不喜欢故事被粗糙地呈现出来，你又不是拍纪录片”。

　　两人在分开后少有往来，但耿军在《青年》之后执导的电影，品质上确实比以往作品强了很多，不再有浓重的DV感。入围罗马电影节没有改变耿军的境遇，他仍是一个独立导演，名字和作品只在影迷和学术界的小范围里流传。对于大多数人，以及主流电影来说，耿军一直是个陌生的名字。

　　耿军倒是对身处主流还是地下没什么差别心。他用荒诞代替写实的第一部作品《锤子镰刀都休息》获得了2014年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回到北京后，有资本找来合作，耿军想拍《东北虎》，当时跟他谈了很多市场分析，电影却没谈出任何进展。耿军没挣扎，放下《东北虎》，回到鹤岗继续用独立电影的方式拍了《轻松+愉快》。2017年，《轻松+愉快》入围金马奖，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提名。资本再次找上耿军，比之前有诚意，两家公司对《东北虎》兴趣很大，耿军也没抗拒，重写了剧本，其中一家已经谈到定演员的程度，但最终还是因为分歧退出。耿军想，要不行还是自己拍吧。

　　在一次次准备《东北虎》的这些年里，耿军的创作始终没停下，只要有机会，就想着拍点什么，长篇短篇，剧情片和纪录片都有。在耿军看来，如果从写完《东北虎》剧本开始，一直等投资，心态肯定早崩了，今天会是一个病人。可他一直在拍东西写东西，现在反倒很平和，“拍不了这个我拍别的。从开始拍片以来我就没有任何规划，我只是想持续地拍，至于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来，不归我管，我管不了的事，我不操心”。

　　不拍片的时候，耿军爱琢磨剧本，他的电影节奏很慢，台词也很慢，演员的每句话都被打磨过，他评价自己的台词很瓷实，因此在他的电影里，演员在现场改词的情况特别少。很多看似简单的对话，拿给演员之前，他都会翻来覆去写很多遍，在准确之上，寻找味道。在东北，这么做事的人，通常会用一个词来形容——讲究。

　　对家乡鹤岗和多年的伙伴，耿军也是讲究的。尽管在他的电影里，鹤岗是一个被架空的地方，有时更像一种气氛，而非具体的存在，耿军和这种气氛是同质的，故乡的伙伴也都是。每次回鹤岗，大家见面都会喝场大酒，电影如同纽带，将这些人的人生黏合到了一起。他们管耿军叫大发或者大发哥，每次耿军回来拍片，大家都毫不犹豫支持，耿军也无条件信任这些伙伴，他们在耿军电影里扮演了不同角色，如今被影迷称为“鹤岗宇宙”。电影《东北虎》里，“鹤岗宇宙”全员上线，如同鹤岗这些年的变迁在电影里完成了一次集结。

　　耿军总是在电影里为鹤岗的伙伴创造新的身份，但从不以“边缘”生活经验讨好观众。他不避讳鹤岗的无聊和破败，也从不美化底层之恶。就像他在《东北虎》里提出疑问，复仇和宽恕哪个能量更大？无论答案是什么，罪恶与深情都是并存的。曾经一位在鹤岗很有背景的社会大哥约他见面，大哥当天穿了双运动鞋，手很软乎，极客气地问耿军，以后能不能让他也客串一个小角色。见面之前，耿军听过很多关于他心狠手辣的传闻，但眼前的人与那些传闻丝毫对不上号，“哪个才是他呢”。在他看来，东北从不特殊，人和城市都足够复杂。

　　他对鹤岗的感情也从来不是宏大的，“从火车站一出来，闻到城市的那个味道，还有小饭店那个味道一出来，就是得劲”。这些年，因为塌陷区和洪水改道，鹤岗很多在电影里出现过的地方都被拆掉了，耿军庆幸用电影把这些旧时光保存了下来。耿军建议记者在深秋时去鹤岗，那是鹤岗最美的时候，他很多电影也是在秋冬之际拍摄，天地苍茫。“冬天喝完酒之后，会觉得路是软的，这时候抬头看看夜空，看看星星，心也变得特别软”。

　　演员薛宝鹤曾在专题片《鹤岗青年的自救》里回忆过一个瞬间，耿军要拍一个宽幅的场景，赶上阴天，他和耿军，还有另外几位演员站成一排准备把镜头抢下来，几个人刚站好，头顶的云层忽然裂开一条缝隙，阳光从上面洒了下来，“感觉老好了”。

　　在《东北虎》之前，耿军所有作品都没有正式上映过，但在影迷之间，耿军电影被当作解读东北现实的索引，耿军觉得，那是属于影迷的乐趣，很多解读并非他的本意，“我只对人的兴趣极大，任何一个人的青春和人生都是黄金万两，值得被记录，我电影里的不满和愤怒，原点都是指向自己，我的嘲讽也是指向自己，当我对自己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都不够清晰的时候，我不怕将这些不足表现出来，电影也一样，我从不想着电影应该完美。”

　　在耿军的印象里，关于东北最好的电影来自香港导演许鞍华和陈果，因为他们镜头里捕捉的是人，而很多导演是在镜头里利用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