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对功臣的封官加爵，看文臣武将在曹操手下的重要程度

从曹操对功臣的封官加爵，看文臣武将在曹操手下的重要程度学科网政治 纵观东汉末的曹魏建国期间，从建安元年的立国之始，到建安末年的立国完成，食封制度，贯穿始末。所谓食封制度，是封爵制度和食邑制度的统称。封爵制度，顾名思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爵位封赏制度；食

纵观东汉末的曹魏建国期间，从建安元年的立国之始，到建安末年的立国完成，食封制度，贯穿始末。所谓食封制度，是封爵制度和食邑制度的统称。封爵制度，顾名思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爵位封赏制度；食邑制度，则是支撑封爵制度的具体内容。曹魏建国期间的食封制度情况，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曹魏建国时期的封爵制度包含三个维度：爵位名称、爵位级别、爵位序列。爵位名称，以地名为名；爵位级别，为臣者有列侯和关内侯两类，列侯又包括乡侯和亭侯两类；爵位序列，则有公、侯两类。

例如，曹操曾被册封为费亭侯，其中，“费”是地名，是爵位名称的由来，“亭”是根据行政建制级别（州、郡、县、乡（丘）、亭）得来的爵位级别，“侯”是爵位序列，“亭侯”往往放在一起，作为爵位级别和爵位序列的合称，形成一个语意上的整体概念。又如，曹操后来被册封为魏公，其中，“魏”是地名（一个由十郡组成的广大地区），是爵位名称的由来，“公”是爵位序列。

曹操剧照

而食邑制度，则包含两个维度：食邑数量、食封收入。食邑数量，以“户”为单位；食封收入，是指受封之臣从其食封得来的具体收入，其来源包括与户口挂钩的“田租”、“户调”和“钱”。例如，夏侯惇曾被册封为高安乡侯，食邑数量七百户，其食封收入，便是这七百户百姓一年之内上缴的商品税（钱）和实物税（谷物、绢、棉）之总和。

曹魏时期的食封制度，沿袭了汉朝的“统一拨款制度”。具体来说，受封之人每年的食封收入，从朝廷中央统一划拨。其食邑数量和食封地点，只是象征性的。

曹魏政权第一位受封者，自然是曹操本人，而他的受封，受之于东汉王朝。建安元年（196），东汉王朝册封曹操为费亭侯。

建安元年……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

东汉王朝对曹操的册封，与他的作为有关。从中平六年（189）冬天曹操在陈留郡己吾县起兵，到他被册封的建安元年，其间七年，曹操颇有功劳。董卓荼毒关内时，是曹操首举的义兵，“兵者，凶事也”，敢为天下先，在任何年代都不简单；十一路诸侯共讨董卓时，曹操势力很弱，但也只有曹操、孙坚和王匡，与董卓军队真刀真枪的干过，其余声势浩大的诸侯们，都是苟且一隅，坐山观虎；黑山贼侵犯冀州魏郡和兖州东郡，对东汉王朝的心脏司隶构成严重威胁时，又是曹操挺身而出，为汉室摆平叛乱；而青州百万黄巾被曹操收编，更是为苟延残喘的汉室注入的强心剂。曹操受封，实至名归。

曹操剧照

然而，即便曹操功劳颇大，汉室册封他为费亭侯之用意，仍然值得推敲。费亭侯在曹家，不止曹操一位，曹操祖父曹腾，就曾被汉桓帝册封为费亭侯。曹腾是东汉晚期一位大宦官，但这位宦官，并不坏，他“历侍四帝”，颇有功绩。若非东汉末年宦官名声尽坏，曹操也不至背着“赘阉遗丑”的包袱数十年。汉室将曹操祖父的爵位册封给他，意味着仍将曹操视为“爵位承袭之人”，这意思明白：虽然您曹操颇有功劳，但朝廷对您本人的能力，还不能完全认可，因此让您承袭祖上爵位。而东汉朝廷这么做，或许还有深意：让曹操承袭宦官之爵，从而进一步打压他当时并不怎么好的名声。

但不久后，朝廷就对曹操加爵了。建安元年（196）秋天，刚受封费亭侯三个月的曹操，被汉献帝册封为武平侯。这次册封，也是朝廷以官方名义，认可曹操作为的一次册封。武平侯，是汉室宗亲刘璜曾经受封的爵位，将汉室宗亲的爵位赐予曹操，意味深长。如前所述，曹操起兵初期，长期被身为宦官之后的阴霾笼罩，袁绍和袁术，都曾揪住曹操这一痛点反复攻击。东汉朝廷用汉室宗亲的王爵爵位册封曹操，在淡化曹操宦官之后身份的同时，更把曹操看成了“自己人”。

建安元年九月，车驾出嬛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

汉献帝剧照

同理，东汉朝廷对曹操的这次册封，也要结合曹操当时的作为来看。曹操被册封费亭侯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军阀杨奉与汉献帝同在洛阳，名为辅佐，实为裹挟。曹操不失时机地进入洛阳，赶走了杨奉等人，“保卫了京都，保卫了汉帝”。而朝廷对曹操的册封，正是由于曹操这一次“保卫”之功。

曹操两次受封食邑的数量，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尤其是费亭侯。对于武平侯，可从侧面推敲一二。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在《自明本志令》中曾说自己：

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今上还阳夏（县）、柘（县）、苦（县）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

这里，曹操明确说自己在武平县的食邑数量是一万户，这说明当初汉献帝册封他武平侯时，食邑数量也当在一万户或以下。

曹操剧照

曹魏政权中，自曹操本人以下的册封，始于曹操在建安三年（198）讨平吕布后，册封吕布故将张辽为关内侯。从这时起，到曹操离世（220），曹魏政权的食封制度在整体上呈现两个特点：其一，食封力度收紧；其二，制度重“搏获之赏”远胜“指纵之功”。造成这两个特点的原因，其一，是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造成的人口凋敝和经济下滑；其二，是战争频发的社会环境导致的武官比文官更受重视。

食封力度收紧

从食封力度看，曹魏建国期间（196-220），始终保持紧缩。这一时期，曹魏的封爵总数，不过几十人，食邑户数，亭侯多在二百户到千户之间，乡侯多在七百户至千户之间，极个别人，能在千户以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造成的人口凋敝和经济下滑。

东汉末年人口凋敝的原因是战乱和饥荒。

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三辅地区在洛阳周边，这一地区是东汉王朝最发达的地区，是王朝的心脏地带。三辅地区数十万户百姓，上百万口人，在短短两年间，因为军阀的放兵劫略饥饿困乏，几乎全部死去。可见当时全国范围内，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和力度，是何等规模。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

天灾导致的饥荒，使一斛谷子卖到了五十多万钱，可知当时粮食缺乏到了何种程度。

洛阳

曹魏政权奠基的数十年中，辖区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户数在80万至160万左右。考虑到曹魏全境只有这点人口，则其对食封力度之紧缩，就不言而喻了。

人口凋敝，必然造成经济下滑。当全国各地无数旱田成为荒地、熟田成为旱田，当耕田人口锐减殆尽时，粮食——这个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丧失了；当一斛米需要五十万钱才能买到时，恶性通货膨胀——这个给予社会经济秩序最后一击的刽子手，出现了。这一残酷现实，逼迫曹操一改自秦汉以来实行的算赋和口赋制度，开创了户调制，使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驾齐驱，而自然经济的复活，正是社会经济下滑的重要反映。

建安八年（204），曹操表天子，册封荀彧为万岁亭侯，食邑一千户。鉴于荀彧在曹魏政权里的地位和功劳，他的食封情况，是曹魏紧缩食封的代表。荀彧在曹魏建国之路中，地位已臻“相国之列”，功劳更在“功臣之最”，从初平二年（191）他效忠曹操起，曹操凡有征伐，荀彧无不出力。例如，在兖州倒戈这一曹魏建国初年最大的危机中，正是荀彧等人的坚守，才将曹操的事业从命悬一线中救了回来。又如，在官渡之战这一曹魏建国早年的存亡之战里，又是荀彧在曹操最艰难的时刻，给予曹操信心，让他坚守官渡不撤，最终顶住了袁绍巨大的军事压力。至于荀彧对平衡曹魏集团和东汉王朝的关系，如何呕心沥血数十载，皆老生常谈，不必再提。

荀彧剧照

荀彧这样在曹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不过食邑千户，其它受封之人，就可想而知了。官渡战役期间，为曹操镇守南方大郡汝南、摆平大部分后顾之忧的李通，封建功侯，食邑二百户；为曹操平定北方立有大功，以“筹画所料”见长的郭嘉，封洧阳亭侯，食邑二百户；“算无遗策，经达权变”的荀攸，封陵树亭侯，食邑三百户；为曹魏屯田做出巨大贡献的任峻，封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即便如张燕这样的黑山军领袖，率领十万人投降曹操的大势力，也不过封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当然，特例也有，比如张鲁。建安二十年时，曹操封张鲁为阆中侯（县侯），食邑一万户。这是因为张鲁常年经营汉中，根深叶茂，以及汉中作为曹魏和蜀汉的缓冲区这一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之张鲁主动投降，曹操认为他“本有善意”等诸多缘故。对地方军阀如此高规格的册封，当时只此一例。

郭嘉剧照

依据前文对曹魏建国期间境内人口数量的推测，则像荀彧这样食邑达一千户的汉臣（荀彧的官职是汉侍中），其一年的食封收入，便是五六千口百姓（东汉时期，每户平均五或六口人），一年上缴的“户调”、“田租（谷物，主要是米）”和“钱”数的总和。当时的租调情况：

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棉二斤而已。

据《吏民田家莂》所载，当时一户普通人家的耕地数量，大约为数十亩，如：

朴丘士逢君，佃田十七町，凡七十六亩，皆二年常限。

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吏民田家莂》

则荀彧一年的食封收入总数，约为谷物2000斛，绢2000匹，棉2000斤。而李通这样食邑200户的，一年食封总收入约为谷物400斛，绢400匹，棉400斤。曹魏建国的年代，一个普通成年人一年消耗的谷物总量，约为60斛，由此观之，这些受封之臣的食封收入，的确不多。

食封制度重“搏获之赏”远胜“指纵之功”

曹操上表汉献帝册封荀彧万岁亭侯的文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臣闻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

曹操在这句话里，表达了文臣谋士出谋划策之功，胜过武臣将帅四方征伐之功的思想。“野绩”、“战多”与“搏获之赏”，对应四方征讨之“武事”；“庙堂”、“国勋”与“指纵之功”，对应出谋划策之“文事”。但若横向对比，会发现曹操此言，更多的是溢美之词。实际上，曹魏建国数十年间的册封情况，依然沿袭了汉朝的“军功爵”制度，册封的主要依据，是军功而非其它，而这一现象，与当时战争频发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曹魏建国的年代，是战争频发的年代，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数不胜数。从曹魏建国初年的建安元年（196），至建国末年的建安二十五年（220），不乏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和夷陵之战这样的举国大战；如曹操与吕布、刘备、袁术们的军阀混战，更是不计其数。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带兵打仗，就是家常便饭，就是每日的惯常生活；治理国家，则是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是奢侈之事。因此，按军功册封，不但是当时的趋势，更是当时的紧要，火线后方的出谋划策固然重要，但那些身在前线，手握盾戟，和敌人眼对着眼肉搏的将帅们，恐怕不能服气谋臣得到的赏赐，胜过他们。

曹魏建国期间，大规模的册封，有三次。建安十二年（207），曹操荡平河北后，册封列侯二十余人；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占领荆州后，册封列侯十五人；建安十五年（210），曹操讨平马超后，册封列侯十一人。从三次册封的时机看，册封依据和主要对象，无疑是军功和武将。

例如，李典的都亭侯，是他与乐进围剿高幹（袁绍外甥），击败管承，在曹操平定河北的重要战役邺城之战期间，立有战功而受封的；乐进的广昌亭侯，是追随曹操征战时，因为多次先登作战（率先冲入敌军中肉搏）有功而受封的；于禁自不必说，除了晚节不保，曹操几乎每场战斗都没少着他，封益寿亭侯。

李典剧照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进封魏公，当时的劝进者，都是曹魏政权的主要人物。其中绝大多数，如夏侯惇（高安侯）、程昱（安国亭侯）、曹洪（国明亭侯）、曹仁（安平亭侯），以及名气稍逊的刘勋（华乡侯）、王忠（都亭侯）等等，都因军功被册封。除军功外，也只有贾诩这样功劳很大的谋臣（说服张绣降曹；都亭侯）、钟繇这样准相国级的谋臣（与荀彧齐名齐功；东武亭侯），以及荀攸（谢亭侯）和董昭（千秋亭侯）这样凤毛麟角的“临阵决机”、“谋功为高”的谋臣，获得了册封。

曹魏建国数十年，食封制度的情况和内容，都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形成的。乱世之中，天子尚且不能自保，何况百姓？曹魏的食封制度，形成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象征意义，恐怕并不比实际意义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