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之良将,五子为先”,有此五人,曹操霸业怎能不成!
曹操用人向来是“以权术相驭”,清代学者赵翼对此的解释是:“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
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向汉献帝上表,称赞张辽、乐进与于禁说:“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宜各显宠。”于是禁为虎威;进,折冲;辽,荡寇将军。曹操专门向汉献帝上表,对张辽、乐进、于禁进行褒奖、封官。
这一处置颇引人注目,因为即使是谯沛武人集团中的“诸夏侯曹”,也未曾受此殊遇。不过也容易解释,因为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取于“亡虏之内”,三人因武勇而受到重用,这与建安二十二年发布的《举贤勿拘平行令》里记载的“果勇不顾,临敌力战”遥相呼应,凸显出了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五子”中的张郃、徐晃未在这次褒奖之列。张郃、徐晃二人建安十一年的未在其列,到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俱为名将”,这一现象颇值得玩味。建安十一年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这一年,曹操讨伐盘踞并州的高干,基本上平定了原为袁绍故地的河北四州,又向东击破了作乱青州的海贼管承、斩杀了降而复叛的青徐豪霸昌豨,同时对辽东的公孙康也进行了军事威慑,“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为下一个目标———北征乌桓、巩固后方做好了准备。所以曹操上表褒奖三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安抚早先在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加入的武力集团,对河南旧将进行及时的封功授赏,从而保证此后北征乌桓、进军荆州等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平定不久的河北地区的归附将领。
张郃出身于河北集团,追随曹操的时间尚短,资历还浅。徐晃出身于河东白波军,河东郡亦在黄河以北,且与并州联系紧密,在高干之乱后,才因杜畿出任太守而开始确立较为稳固的统治。徐晃虽然在献帝都许时就归附了曹操,但由于地域缘故,战功不如张辽等三人显赫,所以在河北刚刚平定不久的建安十一年,与张郃俱被视作“河北将领”,也是说得通的。所以二人未在褒奖之列,亦属正常。至于建安十四年之后五人“俱为名将”,这与赤壁之战后,曹操战略目标由南方转移至西北有关。
建安十六年三月,河北将领出身的张郃、徐晃在夏侯渊的统帅下,参与西征,在击退关中马超、斩杀枹罕宋建、降服陇右诸羌、平定汉中张鲁等战役中屡立战功,逐渐在军中奠定了他们“国家名将”的地位。
在成为良将的时间上,“五子”可分作新旧二期:旧一期是张辽、乐进、于禁;新一期是张郃、徐晃。再根据地域籍贯,又以黄河为界分作河南、河北。从河南旧将至河北将领的新旧交替、前后兴起,可以看出曹操在创业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段利用不同地域的武力集团,恰好反映出了曹操“度外用人以济一时之用”的特点,同时也赋予了“时之良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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