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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既然不能强势削藩,那就优待藩王,但要把兵权交给我

序言:

明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毅然决定“定封建诸王之制”,选择以“分封”的形式分封子孙为藩王。但谁成想,分封制那极易导致“皇权旁落”的弊端,却在建文帝刚刚登基之时就已然开始显露。——《明史·太祖二》

结果也就导致建文帝匆忙之下选择了“强势削藩”,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于公元1399年爆发的“靖难之役”也就此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随后,以藩王身份称帝的明成祖朱棣,同样面临着“藩王势大”的困局,但明成祖并没有选择强势削藩,而是采用了一种“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在潜移默化间将兵权悉数收回到了自己的手中。

毕竟对明成祖朱棣而言,他这个皇帝之位看似一切静好,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坐稳。

如若不是建文帝朱允炆于洪武三十一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398年八月毅然发动了强势削藩,“先废周王橚,欲以牵引燕”。而后又于建文元年,也就是公元1399年再次强势削藩,让“湘、代、齐、岷皆以罪废”,逼的时任燕王的朱棣不得不“佯狂称疾”、静观其变的话。——《明史·成祖一》

恐怕明成祖朱棣还真不一定能找到机会去援引《祖训》,打着“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旗号举兵造反,他也没有理由去起兵。——《明史·成祖一》

因为建文帝跟他不同,建文帝朱允炆的皇帝之位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亲封,若是按照明太祖的说法,那就是“天下归心,宜登大位”,是符合封建时期的礼仪法制的,合理合法。即便是要削藩,也可以说是藩王危及社稷,名正言顺。——《明史·太祖三》

但明成祖不一样,明成祖朱棣的这个皇帝之位乃是他通过推翻建文帝的统治,以藩王的身份“篡权夺位”而来,既非明太祖亲封,也非建文帝主动禅让,属实称得上是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如果此时其他藩王再次举兵造反的话,舆论的导向无疑就会站在明成祖朱棣的对立面,对他十分不利。这也就意味着明成祖朱棣如果想要削藩,势必会十分的艰难。这还没算历经“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的自身势力定然大打折扣,正是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时候。

那么问题来了,明成祖朱棣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去“削藩”的呢?而且还顺利的将兵权悉数回收到了自己的手中,并未产生太大的干戈。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朱棣他肯定不会去选择“强势削藩”,毕竟他就是亲历者,感触自然是颇为深刻。而且他也不像建文帝那样有理由发动“强势削藩”。

一方面,朱棣的皇帝之位本来就不是通过常规手段继承而来,所以,如果他再次强势削藩的话,只会让民众对他的印象更差。无疑会对“民心”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

试问,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百姓会喜欢用拳头说话的统治者呢?

另一方面,如若朱棣强行削藩的话,且不说正是政权未稳,急需稳定民心以及调整统治体系之际,单是其他藩王那激烈的反抗,他就不一定能承受的住,反而有可能导致一个得不偿失的局面。

事实上,明成祖朱棣也确实没有去“强势削藩”,而是对藩王用起了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这才在没有出现太大干戈的情况下收回了藩王手中的兵权。

一、明成祖朱棣优待各路藩王

当然,在明成祖朱棣优待各路藩王之前,自然不会忘了于建文帝执政初期被废的那几个难兄难弟,毕竟都是亲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不能让这些兄弟感觉朱棣在登基之后就忘了他们吧!

所以,自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明成祖刚举办完登基大典后不久,一方面继续打击建文帝的残余势力,“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另一方面又下令“复周王橚、齐王榑爵”,先行恢复了在建文帝执政时期被废的周王以及齐王的爵位。——《明史·成祖一》

而后更是对周王大肆封赏,先是“赐周王钞二万一千锭”,紧随其后又给了周王“生日礼物冠一通,天犀带一,彩笔三十疋,金香炉合各一,玉观音金铜佛各一,钞八千锭,......”等诸多赏赐,可谓是给足了周王面子。——《明太宗实录·卷十》

其他的藩王也不例外,虽赏赐种类数目各异,但基本都有,而且十分的丰厚。

很明显,明成祖朱棣此举,无非是想要借助优厚的物质待遇来拉拢其他藩王,从而在潜移默化间让这些藩王逐渐养成养尊处优、悠闲怠政的习惯。

与此同时,更是于同年七月,也就是公元1402年七月,朱棣下令“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顾名思义,凡是在建文帝执政时期所更改的法令条款或是政策政令,皆恢复成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的样子。——《明史·成祖一》

一方面昭告世人,他其实才是明朝皇权的合法继承者,是维护祖宗成法的忠实信徒。换言之,明成祖朱棣其实是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他篡权夺位后给世人所留下的那个不好的印象,从而借此实现他拉拢民心的目的。

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此举其实也是为了暗示其他的藩王,告诉他们自己会顾及手足血肉至亲之情,藩王该有的待遇还会有,再加上今儿赏一点,改天再赏一点,综合之下,甚至可能比明太祖时期还要好。

诸如周王朱橚,“成祖入南京,复爵,加禄五千石”,明成祖当时一边恢复了他的爵位,一边还给他的禄米加了五千石,足以证明明成祖朱棣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藩王的待遇水平,且对各路藩王加以优待。——《明史·诸王》

除此以外,就像明嘉靖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御史“林润”所概括的那样,“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於宗籓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藩王的禄米竟然达到了京师粮的两倍还多一点,也足以证明明朝藩王的待遇属实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丰厚的地位。——《明史·食货六》

二、明成祖朱棣开始着手“削藩”

既然该恢复的藩王都恢复了,该赏赐的也都赏了,各路藩王该优待的也都优待了,而明成祖朱棣也早在优待藩王之余就趁机稳固了时局,巩固了自己的皇帝之位。

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要着手开始“削藩”了,毕竟再怎么着,拿到这些藩王的“兵权”才是朱棣的最终目的,前面各项优待藩王的举措,充其量只能说是明成祖朱棣在削藩之前给这些藩王打的一个“预防针”,从而达到预防藩王趁明成祖朱棣政权未稳之际兴兵讨伐的目的。

当然,明成祖朱棣同样不会大举兴兵讨伐,他削藩的策略其实很有意思,只要藩王不明目张胆的起兵造反, 那他就不会强势镇压,而是要么“削其护卫”,要么“罢其官属”,但仍旧会继续保持藩王的身份,而且尽可能的优待,使其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但也正是因此,各路藩王的兵权才能在潜移默化间,悉数回收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手上。

好比如代王朱桂,虽然自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得以“复爵。永乐元年正月还旧封”,但紧随其后,同年十一月,朱桂却接到了这样一份诏书,“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赫然是朱桂大肆搜刮钱财被人给举报了。——《明史·诸王二》

但明成祖朱棣却仅仅只是“革其三护卫及官属”,趁势削掉了代王朱桂的领兵大权。至于代王朱桂的藩王身份,明成祖朱棣却并没有加以干预,而是选择了让其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明史·诸王二》

再比如辽王朱植,自靖难之役之初,建文帝为了防止辽王朱植支持朱棣,故而下令“召植......还京。植渡海归朝,改封荆州”,朱植同意了。——《明史·诸王二》

朱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植初贰于已,嫌之。十年削其护卫,留军校厨役三百人,备使令”。顾名思义,即便是朱植当初没有支持朱棣,让明成祖朱棣十分不悦,但最终也仅仅只是找借口削了朱植的护卫,也就是收了兵权,并没有因此而加害朱植。——《明史·诸王二》

其他藩王也不外如是,明成祖朱棣只是将他们架空,削其护卫、罢其官属,却并不加害,而且也均加以优待,诸如岷王、以及宁王等藩王。

不过,那些三番五次触怒朱棣的除外哈,但往往也只是贬为庶人而已,并不会危及到藩王自身的身家性命。齐王朱榑就是个典型案例,朱棣在最终将其贬为庶人之前曾对其说了这样一句话,“王性凶悖,朕温诏开谕至六七,犹不悟”,显然朱棣本身并不打算将其贬为庶人,实在是齐王性格太凶了,这才不得已而为之。——《明史·诸王》

其实单从这些案例,就已经足以证明明成祖朱棣优待藩王的目的之所在了,说白了就是为了兵权,毕竟在封建时期,军队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立国之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更别提明朝边防时常遭到元朝残余势力的侵袭,军队就更加重要。

而朱棣的这种种举措,无疑是在优待各路藩王之余,也在对藩王进行示好,“你们看,大家都是亲戚,我虽然回收兵权,但我不会加害大家,只要大家交出兵权,我就尽可能的优待大家,让大家安享荣华富贵。”

换言之,这其实就是明成祖朱棣在尽可能的借他跟各路藩王之间的“亲戚”关系,来达到缓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目的,大家想啊,封建时期的藩王造反是为了啥?还不就是为了利益吗?

那朱棣干脆直接就把利益放在明面上,只要藩王交出兵权,那就啥都好说。

诸如永乐十八年十月,也就是公元1420年十月,“有告橚反者。帝察之有验。明年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词。橚顿首谢死罪。帝怜之,不复问。橚归国,献还三护卫”。——《明史·诸王》

顾名思义,周王橚这都有造反的迹象了,且明成祖朱棣查访后发现确有其事,但依旧没有问罪。而周王橚也聪明,回去后直接就自己主动上交了兵权。

不过也不能排除是明成祖朱棣心软,放了周王橚。毕竟周王橚再怎么着,那也是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但笔者相信,如若周王橚不仅仅只是谋划,而是真的发兵造反的话,其结果定然不是这个样子。

与此同时,以上的种种案例,也足以表明,明成祖朱棣的削藩与建文帝的强势削藩相比,显然是具有着十足的“人情味”的,而且要更加的含蓄,其所有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能够获得各个藩王的兵权,并不会对诸王自身的生命安全造成什么威胁,而且也是尽可能的保证优待藩王。

如此一来,众多藩王哪里还不明白明成祖朱棣的意思,既然已经大势已去,何不如安心的做个太平藩王,享受荣华富贵即可。又何必去承担那造反失败后所可能导致的身死道消的后果呢?

明成祖朱棣也就得以顺利的实现对藩王的压制和控制,并悉数收回了藩王手中的兵权。促进了明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体系的完善。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成祖之所以能摆脱藩王势大且自己政权不稳的危急困境,无疑是因为他采用了一种十分符合当时政治局势的“削藩政策”,也就是笔者曾在序言中所提到的“恩威并施的怀柔政策”。

不像建文帝削藩之时的那般强硬,明成祖直接就给了藩王他们所想要的,从而首先在政治局势上就先站稳了脚跟。各路藩王吃人嘴短,又都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冒险背负那篡权的骂名。

但对于明成祖朱棣而言,光是“施恩”可不行,毕竟“削藩”才是他的最终目的。所以他还必须得向这些藩王“示威”,借以起到震慑藩王的效果。

与此同时,朱棣也必须想方设法的把“震慑”程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过轻了没有效果,收不回兵权,过重了又会起到反效果,同样收不回兵权,还有可能激化矛盾,得不偿失。

“趁藩王犯错后趁机收回兵权”,无疑就成了当时最合时宜的一种方案了。

一方面本身藩王有错,那朱棣收回兵权也就“师出有名”,首先在舆论上就站据了制高点,不至于再像永乐初期明成祖朱棣刚称帝之时那般处处受制;其次,朱棣主要是为了兵权,所以对藩王自身所享有的优厚待遇并不会加以过多干预,无形间就又安抚了藩王。

同时也让其他的藩王放下了心中的大石,认为朱棣果然还是顾念亲情的,这就又在无形中软化了当朝统治者和藩王之间的矛盾,削藩之时的反抗程度自然也就不会太过激烈。

如此一来,朱棣想要收回兵权的最终目的自然也就水到渠成,顺利的解决了明朝初年皇权受制于藩王势力的难题,属实对明朝初年中央集权统治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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