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最残酷的皇族互掐，孙权精心策划了8年，却断送了东吴的国运

三国最残酷的皇族互掐，孙权精心策划了8年，却断送了东吴的国运美女的贴身兵王 汉末群雄大多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总是纷争不断。袁绍宠爱幼子，导致袁谭、袁尚相互攻伐刀兵相向；曹操犹疑不决，终使曹丕威逼曹植七步成诗；刘表废长立幼，逼得刘琦效法晋

汉末群雄大多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总是纷争不断。袁绍宠爱幼子，导致袁谭、袁尚相互攻伐刀兵相向；曹操犹疑不决，终使曹丕威逼曹植七步成诗；刘表废长立幼，逼得刘琦效法晋文公“居外而安”。但最失败的莫过于孙权，他人为地将皇权与士族的博弈嫁接到立储之事上，使问题复杂化，最终反受其害。

一、三立太子与“二宫构争”

赤乌四年之前，孙氏皇族还是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平和景象。由于孙权长期没有立皇后，所以他的七个儿子只有长幼之序而无嫡庶之分。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按照“无嫡立长”的惯例，立长子孙登为皇太子，对其进行精心培养。孙登也不负所望，成长为一个“有茂德之美”的出色储君。南宋叶适评价他他的德才要远远胜过曹丕曹植兄弟：

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十八》

遗憾的是，赤乌四年，年仅33岁的孙登便英年早逝。悲痛之余，孙权将第三子孙和继立为太子。八个月后，孙权又将第四子孙霸封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除了名分之外，礼仪待遇与太子孙和并没有差别。这种“上下无序、礼秩未分”的荒唐举动，让孙霸产生了觊觎之心，不仅撕裂了兄弟之间的感情，也撕裂了朝堂政局。文武大臣纷纷站队，分化成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形成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的党争局面。

太子孙和一方以丞相陆逊为代表，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人是坚定的支持者。而大司马全琮、骠骑将军步骘、左将军吕据、镇南将军吕岱、中书令孙弘、侍中孙峻等人则依附鲁王孙霸，核心是全公主孙鲁班。两派之间互相倾轧，水火难容，激烈的斗争持续了八年之久，史家称之为“两宫构争”。

这种党争的局面让孙权感到隐隐不安，他担心如此下去会重蹈袁绍的覆辙，让自己成为天下后世的笑柄。但他没有反思造成这一切的都源于他的“嫡庶不分”，反而认为如果倾向于任何一方都可能酿成祸乱，于是生出了另立太子的想法。

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 於是有改嗣之规矣。——《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语》

赤乌十三年（250年），孙权废黜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改立幼子孙亮为太子。孙和与孙霸的支持者也受到了严厉打击：丞相陆逊多次受到责让，“愤恚致卒”，太常顾谭被贬谪流放致死，骠骑将军朱据被赐死，孙和的支持者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被族灭，鲁王孙霸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人也遭到诛戮。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围绕储位长达八年之久的“二宫构争”，最终以无比血腥的方式迎来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二、“二宫构争”的本质

孙权在立储问题上反复无常，史家多评其昏聩，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孙权“自构家祸”，比袁绍、刘表更加昏悖。

但是，孙权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定然有其特殊的用意。将他废立太子的行为仅仅用“昏聩”来概括，未免有些以偏盖全。“二宫构争”和废立太子并非简单的宫廷斗争，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这点从两党的人员结构上能够一见端倪。

太子党的骨干成员陆逊、顾谭、顾承、顾悌、朱据、张休、张纯、是仪、吾粲无不出身士族大家，其中陆、顾、张、朱号称“吴郡四姓”，在江东树大根深，有深厚的影响力。他们以维护礼法为口号，坚决捍卫太子孙和的嗣君地位，反对孙权“嫡庶不分、礼秩不清”，抗拒皇帝的权威。鲁王党的成员全公主、全琮、吕岱、吕据、孙弘、孙峻等人，或是皇族宗室、或是军功将领，或是孙权的近侍幸臣，与皇权关系紧密，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出身寒门。作为皇权的附庸，他们紧紧跟随孙权的脚步，支持孙权提升孙霸地位的行为。

孙权对两党最终的惩处也耐人寻味。太子党的骨干要么被处死，要么贬谪流放，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从此一蹶不振。而鲁王党仅仅处死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骨干成员无一受损，反而趁势崛起，在孙权死后一度掌控了朝政大权，煊赫一时，特别是全氏一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馀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

不难看出，“二宫构争”以及废立太子的实质，就是出身寒门的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政治博弈。士族势力以维护正统为筹码，想要在政权内部分得话语权，扩大政治影响力，而鲁王党就是孙权有意扶植和操纵的一股政治力量，目的就是用来对抗士族集团，以集中和强化皇权。

三、出身寒门的皇权与东吴士族的较量

其实，以孙氏皇权为代表的寒门与豪门士族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早在孙氏起兵江东时就开始了。我们知道，东汉中后期，士族力量开始兴起，形成了许多“世代簪缨、累世公卿”的名门望族。在政治上，他们垄断了入仕选官的渠道，在经济上也享有特殊权益，把持了整个汉帝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舆论导向。汉末的混乱让军阀力量趁机崛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士族发展的脚步，但却未能有效遏制其兴盛的势头。魏蜀吴这三个寒门出身建立的政权，都必须取得士族势力的支持才能稳固统治，他们与士族之间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孙氏皇室与东吴士族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敌对。孙氏出身“孤微”寒门，孙坚以起兵镇压黄巾而起家，虽然手握雄兵，依然为士族势力所轻视。他在任长沙太守时，出身琅琊王氏的荆州刺史王睿便看不起他，“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孙坚遂寻机将王睿杀死，这是孙氏与士族之间第一次激烈冲突。孙策挥师江东时，当地的士族势力并不支持，摆出一种拒不合作的态度，孙策为此对江东士族进行了血腥镇压，会稽盛氏、周氏和嘉兴王氏三个宗族几乎被全部诛灭。

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三国志·吴书·孙韶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

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傅子》

第二阶段：合作。孙权继位后，意识到想要在江东站稳脚跟，一味实行高压统治是行不通的，必须取得士族势力的支持，才能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因此对士族的政策由镇压改为安抚和笼络。而江东士族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要想保证士族的根本利益，扩大士族的影响力，必须与新生政权进行合作。因此，双方有了合作的基础和意愿，以顾雍和陆逊为代表的一大批士族人士开始进入孙吴政权，以自身的力量对政权施加影响。这一阶段是东吴政权的稳固和扩张时期，也是双方合作的蜜月期。

第三阶段：博弈。当孙权称王之后，三国鼎力的格局基本定型，外部环境已经稳固，代表寒门的皇权与士族势力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士族势力想要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政权内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让崇尚权力集中的孙权感受到了压力，他通过发动一系列政治斗争，削弱和打击日益膨胀的士族势力。224年，孙权任用暨艳为选曹尚书进行吏治改革，“弹劾百傣，核选三署”，企图裁汰那些靠门荫进入政权的士族子弟，此举遭到了以陆逊为首的士族势力的强烈反弹，孙权在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掉暨艳，对士族势力进行妥协，第一次博弈宣告失败。

暨艳改革失败后，孙权又效法曹操设立校事制度，提拔吕壹等一批检事，赋予他们检举监督的权力。在孙权的暗中支持下，吕壹屡屡构陷陆逊、顾雍、朱据等士族领袖人物，再一次引起士族势力的反扑，同时也引起了包括太子孙登在内的宗室人员的反对。为平息众怒，避免内部分裂，像上次牺牲暨艳那样，孙权不得不再次抛弃了吕壹。

两次斗争的失败使得士族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扩张。这让孙权更加坚定了打击士族势力的决心，手段也变得更加隐蔽。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孙权为什么在立孙和为太子后，又大力提升孙霸的地位，放任“二宫构争”的党争局面长达八年之久。在“二宫构争”逐鹿储位表象的拥护下，孙权成功地培植起一批寒门势力，给士族势力以致命一击。

四、结语

尽管孙权短期内达到了巩固强化皇权的目的，却也让士族势力与政权之间产生了离心力，松动了政权统治的基石，让自己反受其害。孙权死后，他大力培植的寒门势力蜕变成了权臣，新帝孙亮则成为了傀儡被肆意废立。东吴在一轮又一轮的血腥斗争中日益走向没落，当晋军“楼船下益州”时，士族势力再也没有支持东吴抵抗的意愿，很快便是“一片降幡出石头”了。应该说，吴之亡始于孙权，正如陈寿所言：“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未必不由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