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美术教育转型发展的“中国故事”

现代美术教育转型发展的“中国故事”本站　　习总指出，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习总指出，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美术教育应该面向未来发展，与时俱进。那么，如何构建具有经典传承之力、文化创新之力、社会服务之力、学术引领之力的综合发展体系，赋能未来美术教育，显然需要新时代的美育工作者作出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文化与旅游局、上海大学、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办，上海美术学院与刘海粟美术馆以文教结合的方式共享藏品和研究资源，共同呈现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阐明中国美术教育始终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总结中国美术教育发展的经验，探索转型时期美术教育的新思路与新模式，全局性地思考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问题。

　　溯源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可以发现，上海是重要的源头。约170年前，位于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画馆的成立可谓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起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的第一单元 “百家争流——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献展”就围绕土山湾画馆所初现的近现代美术教育文脉端倪，以“近代西洋画之摇篮”“东西文化交流之根据地”为线索，通过文献展示了近现代以来本土发生的艺术策源、文化集群与人才培植，徐徐展开一幅以上海为起点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历史画卷。300余件文献以课程教材、教学档案、名师作品等为主体，其中近50%的珍稀文献及孤本首次向公众展示，通过历史之物与艺术之物复合，由“看不见”成为“看见”的资源，深刻诠释了中国现代美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文献是对美术教育先行者实践的生动记录，据展览学术主持、策展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李超介绍，展览中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7年9月出版的《透视学撮要》以及《绘事浅说》等介绍西画技法的珍贵文献，无声地讲述着土山湾画馆的历史；受教于土山湾画馆的周湘于1905年编写的《最新袖珍油画诀》《最新袖珍水彩画诀》呈现了对于现代美术教育体系化建设的最初探索；发行于1919年的上海美专函授部选科写生画特别讲义——《写生新说》第六期，则提示人们留意，函授制美术教育是值得关注的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形态；约1927年发行的艺光社《花鸟画集》线装本，是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材，书名由林风眠题写。此外，还有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央工艺美院庞薰琹、雷圭元、袁运生等编写的教材，这些重要文献都对整个中国现当代美术教育史的研究起到了补白的作用。

　　被誉为“新兴艺术策源地”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今年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建校110周年，一个多世纪前的1912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称“上海图画美术院”），拉开了新美术运动的序幕。在刘海粟“不息的变动”的精神要义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引领下，开启了现代美术教育的拓荒之旅，推出了一系列的创举：模特儿写生教学，以发掘学生之观察和造型能力；旅行写生教学，让师生走出教室以师法自然；男女同校，以体现男女平等教育；废除考试和改革记分法，以解除学生约束并自由个性发展；创办我国第一本专业美术杂志《美术》，以促进艺术思想的自由表达和中西美术的交流；推动成立振青社、东方画会、天马会等学术团体，以促进学术发展；成立校董会，以获得社会各界对学校发展的鼎力支持……

　　东渡日本和二次欧游的经历，促进了刘海粟民族情怀的觉醒以及融合中西艺术的探索，随即在上海美专进行教学改革，致力于推广个性和自由的新式教育理念，学生课程体系的建构逐步得到完善，此前的分科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同流派风格共存，中西艺术精英各擅其长，师生充分发挥个性，学术气氛自由宽松，上海美专迅速成为新美术运动的基地和培养优秀美术人才的摇篮。潘玉良、王济远、张弦、倪贻德、刘抗、朱屺瞻、李可染、程十发、陈盛铎等众多一流艺术家都曾求学于上海美专，相继成为艺术界翘楚，并对中国的美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上海美专除了培养大量艺术专业人才，也紧紧结合社会需求不断调整办学方向，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师范人才、社会职业人才，他们融入社会后，也继续传播中西融合、自由个性的新美术理念。学校汇集、培养和输出的艺术人才和精英成为推动中国近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发展的主力军，构成了中国新美术运动的不息川流。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的第二单元“百川溯源——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10周年纪念展”，通过对上海美专这一“新兴艺术策源地”的历史回溯，重新审视现代美术、美育与现代美术教育制度的发展，以及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上海美专对推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和海派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吴昌硕、黄宾虹、萧俊贤、刘海粟、潘天寿、郑午昌、朱屺瞻、钱瘦铁、程十发等名家作品都在这个展览亮相，他们都与上海美专有着深厚的渊源。上海美专留日、留法教员和出自上海美专的女性艺术家则构成展览中新颖的板块，为人们打开了解上海美专的新鲜视角。尤以刘海粟1919年东渡日本为主要内容，首次解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对上海美专发展的深远影响。在上海美专教育改革专题研究的板块中，馆藏《李瑞清诫诸生手谕残卷》也首次向公众展示。

　　上海美专之所以在全国的美术院校中影响巨大，在李超看来，是因为早期的创办者已经非常注重实用美术。“1925年，林风眠留洋归来出任北平艺专校长，第一件事就是开展艺术大会，让民众和师生一起参与艺术对社会的推动，参与艺术对民众的教育。刘海粟欧游归来也非常注重学校和社会的活动，艺术家要紧密地参与城市的文化建设，要配置实用美术。这与蔡元培提出的‘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一脉相承。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趋同性，使实用美术在其科目、教学体系中变得尤为重要。此外，抗战后的中国美术从传统的架上绘画变成了例如新兴木刻运动、漫画等，这实际上也是‘艺术为大众’的一种形态。大量的艺术家从教学现场投入社会现场，也为实用美术的发展起到传播作用。”李超说。

　　值得关注的是，以刘海粟为代表的美术教育家在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美术教育的时代之变时，面对新中国，面对主流艺术发展的潮流和各种运动的此起彼伏，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艺术的关键是能不能融入到主流之中，以及如何融入。这已经不是理论形态的表述，而是画家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以刘海粟1962年创作的《上海庙会》为例指出，刘海粟虽也画《梅山水库》《佛子岭水库雪景》，却没有那种主流的热火朝天、红旗招展，也不是人山人海、移山填谷，更不见那种简单的对‘鲜明思想内容’的装饰。可以说，他还停留在其所倡导的“写生”的基础上，并没有进入到“创作”的阶段。所以，他选择了“上海庙会”。画中所表现出的人的精神状态，包括庙会中的人物关系等等，是他所追求的“写”的风格，而不是“真实”的感觉，传达出的是中国的“气韵”。“《上海庙会》的难能可贵，正是新中国美术史或者是20世纪中国油画发展史中的一个特别的问题，它代表了这一时代的海派绘画，是代表这一时代主流之外的另外一种典型样式，表现出了极高的美术史价值。因此，建构一部完整的新中国美术史或20世纪中国油画史，应该回归到历史的情境中，既看到主流，也看到支流；既看到一画定终身，一画传美名，又看到一滴水反映大海。”陈履生说。

　　第三单元“百年风云——上海大学美术科100周年纪念展”展开的是现代美术教育文脉的又一重要环节。上海大学所承继的百年红色基因，具有崇高的办学起点。立足红色学府的文化基因与海派艺术文脉，在1922年建校之初，上海大学就开设了美术科，并为20世纪中国美术培养并输送了一批具有新文艺修养的优秀人才。其中如陈家楫、张惠如等，成为国内美术教育的忠实推动者；如张弦和杨秀涛等，成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先行实践者；如师集贤、胡宏让等，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社会者。

　　展览以上大美术科的发展历史为主线，通过陈望道、洪野、陈抱一、吴梦非、杨秀涛、师集贤等师生的绘画作品、历史文献以及上大美术科的珍贵史料，呈现上海大学美术科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华艺术大学等所形成的美术教育集群的关系，叙说其秉承红色学府的文化基因，融入海派艺术文脉，促进现代美术教育转型发展的“中国故事”，体现国家记忆中的文脉之光。

　　“当我们称上海为‘新兴艺术策源地’时，这不只是艺术问题，而是和中国的现代性、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整体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发祥地，承载了这一段国家的视觉历史和发展文脉。”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院长曾成钢说，深入探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不论是中国艺术与外来艺术的融合，还是传统艺术的延续和创新、城市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等，都和整个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关联。

　　一路走来，上海美术承载了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多重社会文化元素。中西图画函授学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华艺术大学、上海大学美术科等所形成的美术教育集群，给今天的美术教育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面对这些文化元素和资源，美术院校的使命和责任也更加明确。上海美术学院定位于“国际都市艺术中国坐标”，希望通过国际化、学院化、社会化的三大维度，全面推动教育和科研的成果产出与转化。

　　曾成钢认为，今天的美术教育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比如，教育的供求关系问题、教育的外部需求和高等美术教育应有的能力问题、教育的资源和条件问题等等，它们都是今天艺术院校发展的关键所在。“教育质量的提升，重在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这也是高等院校美术教育成败的关键所在。面向未来，探索历史转型中的新思路与新模式、思考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战略，要尽可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敢于担当，为时代发展和国家建设交上合格答卷。”

　　毫无疑问，今天的美术教育体系已然形成，进入21世纪后，新媒体艺术、动漫艺术、数字艺术等艺术形式也加入了美术教育的范畴，高等艺术院校纷纷扩大了艺术专业领域，但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也指出，在扩大边界的同时容易失去教育的灵魂，忽略艺术教育对人的培养。“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于一种同质化的教育。实际上艺术教育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非同质化，在某种意义上，在现代美术教育之前，在学院派教育之前，中外传统艺术教育实际上都是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或者说作坊式的教育。所以，我们应该从更深刻的角度去反思美术教育的方法，有关被教育对象人性、人格的问题，有关教育的模板怎么样打开它创造性的途径的问题，等等。而此次文脉大展所呈现的这些丰富、细微的美术教育细节及其所具有的开拓性，无疑对解决当代美术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所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面向传统，是一次对历史文脉的梳理，温故而知新，同时勾勒出文脉这条线形成对未来社会美育的一种导向。李超说：“两者之间实则是共生、对话的状态。此外，展览还贯穿了艺术救国、兴国、强国的主线，把现代美术教育作为‘艺术强国’的重要历史资源，因此，整个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是一个从上海出发，向世界讲述百年美育的‘中国故事’。中国是现代美术教育的大国，但如何成为强国，这需要所有从业者去思考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