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与男女平等

性、骚扰与男女平等本站　　有次在咖啡厅，隔壁桌的两个大哥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gucci包，大背头，油光从头流到了脸上，聊着一些宏大的生意和细碎的笑话

　　有次在咖啡厅，隔壁桌的两个大哥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gucci包，大背头，油光从头流到了脸上，聊着一些宏大的生意和细碎的笑话。这时邻桌又来了个女孩，岁月静好、云淡风轻的样子，拿了本书坐了下来。

　　没多久，就听见大哥说，“美女，等朋友吗？”女孩抬起头，礼貌的示意没听清的样子，大哥提高了声音“美女，等朋友吗？”女孩有些惊慌失措，回了句没有就低下头看书，两位大哥发出了一阵恶作剧般的笑声。

　　在一旁的我，对这个情节的观感略有些不适，虽然在动物世界里经常看到大尾巴鸟为了争取异性的注意，反复跳着奇怪的舞蹈。在性的关系中，必然有着一种“握手”协议，一定有一方先示好，一切才会发生。

　　如果那个大哥是梁朝伟，或者在我看来就会是一场浪漫邂逅的序幕，但也许女孩不觉得，她还是会觉得是骚扰，因为她喜欢的是金城武那一类型，如果是金城武，那么在我看来同样是合宜的，而在女孩看来也是合意的。

　　围绕着性，骚扰和调情之间的界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确。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性首先是一件私人领域的事情，法律对这个领域是不会有过多干涉的，不过一旦关于性的内容跨越了私人领域，也就是会对社会的局部或者整体造成影响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公共领域的事件，这就会进入法律或者社会规则的管辖范围之内。

　　所以不会有人费力去为调情制定什么社会规范，但性骚扰就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问题。就像前些日子的弦子诉朱军，如果双方合意，那就是私人事情，最多涉及的就是某一方出轨之类的道德问题。但如果某一方不合意，就演变成了如今的一种需要法律约束的人际纠纷。

　　这类事情，总有两种视角，从外部、社会整体的道德标准、男女相处准则的角度，以及从小环境、人际关系尺度、双方意图等内部角度。前者是社会的总体的、普遍的观念，而后者是个人的、特别的观念。

　　由于文化的不同，一些那男女之间相处的尺度也大有不同，所以界定骚扰与否，要符合一个大的“合宜”原则，也就是是否复合当地的文化。比如欧洲的贴面礼，在东方也许就带有一定的骚扰味道了。

　　但这个大标准往往都是最低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什么程度算是调情，什么程度算是骚扰，这个可能跟小环境有关，比如在某个圈子里的尺度就比较大，而在另一些圈子里人人遵循的标准就比较保守。这时最关键的就是要刷个双方“合意”。如果不喜欢，梁朝伟的搭讪同样也是骚扰。

　　这就带来个巨大的现实空洞，双方对是否“合意”的认知的差距可能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别说法律介入，就算是用更为宽松的规则去衡量，都很难做到一种真正的公平对待。那么该如何去解决呢？

　　在两性之间，骚扰只是问题的一端，而另一端可能就上升到平权的问题。这两天一个脱口秀的女演员，因为说了一些“贬低”男性的段子，被举报了。这个事情简直就是魔幻现实中的荒谬本谬。

　　话分两头来说，这个女演员虽然没做错什么，但的确她的段子还是没那么精巧。在幽默、搞笑的领域，惯常的做法要么是自黑，要么就是“无中生友”。比如黑人脱口秀演员经常会说“尼哥”们的故事，但如果一个白人敢在场子里说“尼哥”估计会活不到散场；还有于谦全家为郭德纲的相声贡献了绝大多数的素材，也没见于谦家里人去举报。但如果一些段子，内涵了一种泛化的人群，比如男或女，比如地域，都会冒很大风险。

　　另一头，也反映出人们对某些公平、正义的观念有着非常含混的认知。比如黑人平权、女性主义等，都在倡导为黑人、女性争夺更为平等的权力，但这个“平等”并不能按照一种真正的“平等”去理解。

　　比如黑人可以在公共场所吐槽白人，但如果白人吐槽黑人就会是不正确。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男脱口秀演员，在他的段子里说女性普通却谜之自信，可能他永远就无法再出现在任何节目里了。这就会让很多人疑惑了，不是应该男女平等吗，女人吐槽男人是吐槽，男人吐槽女人就不是了么？

　　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课文，其中有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话陈胜吴广喊出来就很合理。这是弱势地位的人，为了平权所作的努力。可要是换做秦二世，如果嚷嚷着自己受到不公对待，吐槽平民百姓的不足，可能谁都听不下去吧。

　　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要首先认清问题背景的。女性平权的前提，是几乎被公认的在社会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去考虑公平，就会陷入一种形式上的公平，而最终导致不公平的加剧。

　　人在出生之时，就注定了一些不平等的存在，天赋、性别、家庭背景等，一个社会如何看待这些不平等，就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正义观”：是让那些因为偶然因素获得优势地位的人持续的扩大优势，还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尽量缩小偶然因素的影响，让人们可以共同享受人类进步的成果？这些正义观念并不能用好坏来衡量，但也绝不能用那种相对主义的眼光去模糊它们的差异。

　　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在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就提出了一个“正义原则”，他认为“公平”是正义的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机会均等是实现的方式，但针对机会均等，他并不倡导那种绝对的机械的平等，而是希望这种公平是能够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实际上就是将弱势群体作优先考虑的安排）。

　　回到男女的问题，只有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前提，也就是女性的弱势地位。当然人们可以在这个前提之上，忽略男女的差异，去追求一种纯粹的平等，也可以从本身就存在的不同平等的基础上，给与女性更多的社会上、法律和道德层面的关怀，例如在文化中对女性的更多包容，抑或是在性骚扰类似的问题里，实施女性权力优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