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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弹尽粮绝他建立烟厂赚钱因太优秀敌军拿弹药情报来换

  抗战结束后,新四军部队已换装日式装备,有些部队武器装备精良程度,完全不输于中央部队。之所以新四军会这么富,不得不提到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香烟,正是它让新四军部队武器装备换了一茬,度过了皖南事变后最为艰苦的日子。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面临的处境更加艰难。1942年春,刚刚调任淮南根据地、新四军副军长的张云逸,正在盱眙县黄花塘进行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屋子窗户已经全部打开,但里面仍旧是烟雾缭绕,张云逸不时咳嗽一下。

  当时淮南根据地在敌伪力量的封锁之下,只有一家小烟厂,全靠手工卷烟,难以满足淮南群众的需求。部队上的同志们,有些烟瘾大索性就把烟叶、麻叶、棉絮用纸包起来抽,在当时这种烟叫喇叭烟。

  会议结束后,几名战士偷偷溜进会议室,将地上的烟头捡起来,抽烟。张云逸看到这种情况,顿时觉得十分痛心,他向供给部长胡弼亮说道:“战士们在前线打仗,回来了连根烟都抽不上,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让战士们有烟可抽?”

  胡弼亮一听顿时就急了:“办个烟厂哪有那么简单?”“你们供给部有的是办法,当然了一定会有困难,但我相信你一定会把烟厂办起来的。”留下一句话,张云逸匆匆离开。

  随后,新四军收复铜城。当时日军占领了扬州、、盱眙、天长等县城,而桐城及周边区域是国统区。由于的经济封锁,外面的“洋烟”进不来,小烟厂生产的烟又难以满足周边群众的需求,于是铜城的几个富户,筹资建立了一座烟厂。

  几个人找到一台卷烟机,生产一种名叫“神龙牌”的香烟,供应周边市场。但在苛捐杂税的摧残下,等到新四军攻进铜城时,这座烟厂已经濒临破产,烟草生产已经停止。

  胡弼亮将铜城的情况上报到师部,张云逸表示一面安排新四军的一部分资金投进厂中,一面派干部、战士进入学习生产和管理。干部、战士进去后,学习的管理经验和业务知识,可以为筹建烟厂创造条件。

  于是按照张云逸的指示,胡弼亮先入股烟草公司,接着开始筹备办厂。不久,办烟厂的方案确定后,筹备处的同志将烟厂命名为“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香烟命名为“飞马牌”香烟,象征着形势的迅猛发展。

  接下来的就是准备卷烟机和聘请技师。当时根据地市场有限,只能去敌占区解决问题。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搞到了一台卷烟机,接着又聘请了几位技师。当设备和技术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一个难题,烟盒问题。

  当地的小作坊,难以满足“神龙牌”烟盒订单,“飞马牌”烟盒的任务自然无法完成。筹办的同志想到了《淮南日报》的圆盘机,经过联系报社同意了印刷任务。这样,烟盒印刷的问题得到解决。

  剩下来的就是烟厂工人和管理干部。胡弼亮从部队中抽调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加上随军家属,就这样解决了烟厂管理干部和工人。烟厂设置在桐城西边小李庄,有10间房子做生产车间,10间房子做工人宿舍。

  烟厂生产每个流程,都派出了一名干部负责。尽管烟厂的生产设备和环境很简陋,但在生产上烟厂下了狠功夫。用的是定远、凤阳的上乘烟叶,炒烟丝时不焦不碎,香料搅拌均匀,生产的原料和工艺力求精益求精。

  新四军的香烟投入生产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打开市场。烟厂干部为“飞马牌”香烟打开市场,想了哪些办法呢?

  新群烟厂投入生产后,每天可以生产600多条香烟,充分满足了部队的需求,解决了部队的抽烟难的问题。随着生产工艺流程的改进,烟厂的产量不断增加,在满足部队的需求后,开始走向市场,这样既可以满足部队的需求,也可以满足周边群众的需求。

  抗战时期皖东根据地香烟紧缺,一些图谋暴利的商人从外地倒腾来香烟,出售高价,“飞马牌”香烟刚刚投入市场,当地民众不熟悉“飞马牌”香烟,认为新四军生产的香烟牌子肯定不好。

  为了打开销售局面,新群烟厂经理刘新民化装成商人,夹带着香烟来到滁州城。他先是请城中的几位大户到茶馆喝茶,然后桌子上摆出了小刀牌、翠鸟牌等几种牌子的香烟,其中包括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香烟。

  这些商人一根根地抽,慢慢回味着,之后得出结论:从烟灰上看,几种牌子的香烟都不错,并没有出现截火的现象,但是从烟叶梗上看,“飞马牌”香烟最好,色泽金黄,价格也便宜,于是几个商人纷纷求购“飞马牌”香烟。不久,“飞马牌”香烟在皖东打开了局面。

  由于“飞马牌”香烟生产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加上价格低廉,“飞马牌”香烟名气越来越大。1943年,张云逸作为淮南根据地的代表去延安开会,知道毛主席有抽烟的习惯,于是便带了几条烟过去,毛主席思考问题时总要点上根烟,接触到“飞马牌”香烟之后,毛主席赞叹:“新四军搞的这个可以,不但解决了战士们的需求,还将挣到的钱给了部队!”

  随着“飞马牌”香烟的声誉越来越大,淮南根据地的烟厂,群众们争相购买。烟厂前为了订货的商贩,排出了长长的队伍,甚至到夜里,也有人在门口等着批货。小李庄原本是个小李庄,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为了供应更多的香烟,刘新民于1944年上半年添置了卷烟机,新四军支持下盖了二十多间厂房,增加了一百多名工人。为了提高烟厂产量,增加了夜班,每天生产的香烟产量可以达到1200多条,市场上“飞马牌”香烟紧缺的局面得到了缓解。

  随着“飞马牌”香烟成了紧俏货,甚至引起了南京、上海商人的注意。为了批到“飞马牌”香烟的货,他们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封锁赶到盱眙。在庞大的需求订单下,烟厂不仅解决了日常支出,每个月还为新四军贡献了30万元左右的军费。

  1944年秋,华北遭遇了大旱,广大的华北平原颗粒无收,为了支援华北地区,张云逸从烟厂利润中拿出1600万元作为灾款。“飞马牌”香烟产生的意义远超于他的经济意义。

  当时“飞马牌”香烟已经能够换取武器弹药和情报,在上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一次,2师侦察兵居长玉在嘉山侦察敌情时,发现了驻守该地的伪军队长陆建华是个烟鬼,于是就在饭店约见了陆建华。

  居长玉说:“陆队长,最近我喜欢演戏,最近打算排演一个戏,缺一套军服做道具,如果帮个忙的线包‘飞马牌’香烟答谢。”陆建华作为伪军队长,搞一套军服自然是小菜一碟,居长玉目的只不过试一下他的胆量,想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用香烟换取情报打下基础。

  陆建华听居长玉一说,顿时来了兴趣,他对居长玉说道:“对我来说,饭可以不吃,水可以不喝,但烟不能不吸。只要兄弟你有烟,别说是一套了,再来几套我也能搞定。”第二天,居长玉见到陆建华提着两套军服。

  几天之后,5包烟吸完了,陆建华的烟瘾又犯了,但他又不想花钱,便主动打探居长玉的住处,询问能否用军服换“飞马牌”香烟。晚上两人见面后,居长玉提出想换陆建华一支玩玩,用一条烟作交换。

  陆建华听到一条烟后,立即拍胸脯表示没有问题。为了早一些吸上香烟,陆建华趁着仓库管理员睡着时,偷出钥匙拿出两支。一天后,陆建华拿着两支到约定的地方,最终用两支崭新的换了两条烟。

  自此之后,陆建华离不开居长玉。只要烟瘾犯了,就只能寻找居长玉,居长玉不仅给他送烟,还请他喝酒。一次两人在喝酒之时,居长玉从陆建华口中得到一个情报:明天上午,津里据点有30名日伪军到盱眙龙山抢粮食。

  居长玉听到情报后说道:“陆队长关系确切不?如果消息准确的话,我要把龙山的父母接到嘉山避一避。”陆建华认真回答道:“兄弟,消息绝对可靠,这消息是津里据点翻译官告诉我弟弟的。”

  得知情报后,居长玉跑到师部汇报情况。2师立即派出4个营的兵力,伏击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果然,第二天上午10点,日伪军进入了新四军的埋伏圈,早已严阵以待的新四军两个营,一齐开火,不到半小时这伙敌人被歼灭。

  解放战争爆发后,新群烟草公司跟随新四军转移。解放战争中,在城市接管中,这些干部职工参加了济南、徐州的大城市烟厂接管工作。新中国建立后,这些烟厂的干部职工为经济建设做了贡献,输送了一批烟厂经营管理人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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