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钟鼓楼片儿区关注团队：文保斗士曾一智留给我们的

北京钟鼓楼片儿区关注团队：文保斗士曾一智留给我们的本站　　为此付出了毕生心血

　　为此付出了毕生心血。而她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实践中，也播撒下更多种子，让后来的年轻人感怀铭记。澎湃新闻特此编发这组文章，纪念曾一智为后来者留下的遗产。

　　2017年2月19日，惊悉曾一智老师于当日中午12时53分，在哈尔滨因病辞世，团队每位成员不胜痛惜。

　　2012年底，因北京钟鼓楼钟楼湾拆迁一事，我们“钟鼓楼片儿区关注队”成立。自那以后，有幸与曾一智老师共同奋战在北京城胡同历史保卫战的一线。

　　在很多人眼里，曾一智老师是一位为历史建筑保护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多方奔走呼吁的斗士。哪里有文物或历史建筑破坏，哪里就会有她的身影。甚至，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为保护哈尔滨的霁虹桥而发文疾呼。

　　在我们这些曾与曾老师共事的年轻人眼里，曾老师不仅是位斗士，更是位亦师亦友、值得所有人尊敬的长辈。她的善良、纯粹、真挚、执著，她做事的态度与对文保的信仰，感染着我们这些年轻人。

　　她不仅带我们走进历史保护，也让我们爱上了历史保护。我们希望通过文字，不仅表达哀思，更还原一位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重彩的曾一智老师。

　　以下分别为团队成员：王鹏、宋壮壮、谭镭、诸葛雪瑾、梁莉、刘超群撰写的纪念文字。斯人已逝，生者常追。祈愿文物保护之力薪火相传。以此得生者慰藉，逝者安息。

　　一直就知道微博上这位著名的文保斗士。钟鼓楼片儿区关注团队成立后，我们很快就得到了她的关注和在线指导。

　　作为规划设计人员，我好像是在第二次参与团队现场入户调研时见到她的。她风尘仆仆，远远走来，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挎着个小包和一个相机，一路拍照。那天入户过程中，她给每户居民普及相关法规以及他们的权利，告知征收文件的问题。那时正是局面最乱的几天，有拆迁人员、记者等出没。曾老师警觉也告诉我们与各种人群沟通时需要注意的事。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文保远不是做设计、田野调查和规划管理这么简单，跟每个利益相关方都会既有冲突，又会合作，其中有无数技巧，既要真诚、勇敢，也要机警、克制。尤其是对待她最熟悉的媒体。曾老师建议我们拒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但帮我们安排了王军老师的专访，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影响力很大的文章。这也成为了钟楼湾拆迁与保护的转折点。政府方面也缩小了拆迁范围，改变了规划方案。

　　钟鼓楼团队的整个行动，包括现场调研，平台开发，居民普法宣传，在线传播，媒体互动，以及与政府沟通等，都得到了曾老师的无私帮助。一群没什么经验的小孩子，得以避开很多风险，保护了自己，收获宝贵的经验，这全有赖于曾一智老师的支持与指导。曾老师还带我去了谢辰生先生家，向谢老汇报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宣传文保的进展。

　　团队的成员后来各自参与各种文保活动，并成为骨干。曾老师传授的这些经验，得以不断传承。我个人后面参与的梅州围龙屋关注团队等，几乎完全复制了之前的经验。当然，其中也有曾老师的帮助。

　　翻看手机短信记录，里面记录了两个事件的沟通过程。一是曾老师让我打听一个打着清华旗号破坏文物的单位是否假冒；一是我请她帮助修改大连文保志愿者的稿件，病中的曾老师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改完了稿子，指出了大量细节问题，还叮咛了保护行动中需要注意的其他问题。

　　曾老师和我的所有交流，几乎都围绕具体的文保事件。遗憾的是，我们见面和电话的次数都并不多，所以并未对她个人有更多了解。但我一直觉得，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纯粹的一个，她的所有作为，都是毫无私心，为文保事业几乎奉献了一切。我们这群学建筑搞设计的孩子，最关心的都是形态、历史，但她提到最多的是法律、权利。她对文物倾注全部感情，但却又十分理智甚至克制，从来不让我们做任何过激的事情。

　　她留在我心里的，永远是第一次见面的造型，羽绒服、毛线帽，一边挎着装有法律传单的包，一边挎着相机不停拍照。严肃，认真。

　　初次相识是在高二（2005年），北京四中地理教师开设的“北京历史地理”选修课上，与曾老师电话交流旧城保护问题，但因为当时年纪尚小，对交流的内容印象不是很深刻。之后再次相识就是在微博上（2012年），她的文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坚定、执着和稳健。

　　我与曾老师的合作，主要是2013年年初至2014年的“钟鼓楼广场恢复整治工程”。我作为“钟鼓楼片儿区关注团队”的一员，主要工作是调查该历史街区，并通过新媒体的形式传播其价值，说明即将进行的整治工程存在诸多问题；曾老师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入户向居民们普法，向他们介绍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不断与文物部门沟通，表明该工程违反了相关法规的立场。

　　尽管工作内容相对独立，但私下我们经常交流。记得有一次在鼓楼前的麦当劳（已关张）吃饭，曾老师细心地听着我们的工作内容和计划，然后以她的经验，逐一为我们提出建议。有一些工作，在她看来，大概是意义不大或不太现实的。有几个瞬间，我觉得她还是挺严厉的。不过在交流的最后她露出了很高兴的表情，不断鼓励我们，我把这理解为看见后继者的欣慰。

　　另一次合作，是在2013年夏天我同曾老师一起接受《新风范》杂志（已停刊）的采访，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郑希成老师和“胡同人网”的创始人李峰。我印象里，这期内容最后没有发行，媒体似乎在一些内容上歪曲了曾老师的意思而令她难以接受。

　　在2014年，我们通了一次电话。她当时应该是要返回哈尔滨了，她谈到了大栅栏的改造问题，认为很多改造建筑过于现代，希望我能持续关注。我们在微博上也有多次交流，在2014年，她已返回哈尔滨之后，她叮嘱我继续跟进钟楼湾一个院子主人的动向。我返回美国后，与曾老师的交流就减少了。

　　在我和她共处的场景下，她最标志性的表情是“倾听”。她听其他人说话时，会一直看着对方，非常认真和有诚意。典型的装扮则是非常朴素的，中性色，鲜有装饰。

　　跟曾老师第一次见面，应该是2012年为留住秦老胡同37号绮园花园带着海幔斑竹纹彩绘的敞轩。然而，我的记忆似乎无法相信那是第一次，因为在那之前，我已听说过曾老师无数的事迹，也与曾老师在网上有过无数的交流。那第一次相见不过像是与朋友的再见。我也毫不惊讶会在那里遇见曾老师，因为我知道，不管哪里的古建筑受到威胁，都会有曾老师的身影。尽管我们都知道，那样的战斗有太多失败的可能，但我们也知道，至少会有一个人为这些房子坚持到底。

　　从绮园花园，到钟鼓楼广场，在那之间，与曾老师的并肩作战，有在废墟现场的相遇，更多的是线上的交流。大家都知道，曾老师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记者，是一位犀利尖锐的文保斗士。对我来说，曾老师也是一位教育者。她一直利用自己的平台，向公众普法，在拆迁现场向居民普及他们的合法权益。她通过自己的调查，用笔端向公众普及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也激励了我开始关注遗产保护的公众教育，让我意识到，利用自己的平台去普及知识和提高意识，比单纯在线上与人辩论更重要。

　　时间快进到去年秋天。我作为鲁汶大学的硕士在老挝瑯勃拉邦协助当地政府制定关于世界遗产公众教育的阐释展示策略。自从知道曾老师得病之后，就一直有点担心，但见到曾老师精神一直昂然，还在治疗期间继续为哈尔滨的遗产奔跑，与她联系知道病情时好时坏，但我仍然觉得，她最后还是会战胜病魔。她一直是一名坚持不懈的战士，不是吗？我与曾老师发信，说起我们何时再在北京相见。但没想到，我们都还没有回到北京，再见却已成了永远的遗憾。

　　自从惊闻曾老师去世的消息，至今仍没有从惊愕和悲伤中缓过来。尽管并没有很频繁地与曾老师联系，但总觉得只要是发生对文化遗产有威胁的事，一定会看到曾老师的文章和身影。我无法想象，今后再也看不到那些犀利详尽的文章，那个背着相机雷厉风行的身影，也再听不到那充满对遗产的热爱和对弱势群体的关心的声音。我们的遗产失去了一位最无私正直，又满怀热情的守护者。

　　但我也知道，曾老师激励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很多年轻人。我相信，虽然她离开了，但会有更多人为了同样的目标继续前行。

　　二月十九日凌晨惊闻曾一智老师于北京时间中午十二时五十三分去世的消息，身在加国的我，呆坐到凌晨四时。心里一直好似有块东西压得无法喘息，嗓子也渐渐发不出声音，真想就此倒下，然后大哭一场，可又哭不出。

　　初识曾老师，是波士顿事件的时候，（大概是2011年底到2012年年初）。那时是曾老师主动联系我，教我如何面对媒体的询问，告诉我怎么用法律的手段与违法者博弈。我也没有任何保留，把所知信息都告诉了她。那场战役的结果，想必大家都记忆犹新。此后，我和曾老师成为了忘年交。时不时会如朋友般私信互相问候着。当然聊天的内容大部分还是与文保有关。

　　2012年春节前梁思成故居被维修性拆除事件。曾老师联系我，说刚有人举报北总布胡同24号院（梁林故居）被拆了，因她在哈尔滨，无法去现场，且联系不到别人，问我能否去看看。我当时听到消息，愣了一下，不敢相信这事。随即告诉曾老师，让她别着急，我立即过去看。便蹬车去了现场。到了那里，到处已然一片瓦砾。于是电话联系了曾老师，告诉她现场的情况。同时传了照片给她，曾老师看到照片后，甚为震惊，随即在微博与博客上陆续发文质疑拆除行为。后开发商给出“维修性拆除”之匪夷所思的解释，曾老师便怒向开发商，以确凿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质疑开发商行径。此事最终以开发商罚款重建告终。

　　同年12月，曾老师告诉我钟楼湾又要启动拆迁。经多方证明，此项目名为“为推进钟鼓楼文化保护、环境整治项目”，实为拆迁商业地产项目。且拆迁范围从66个院落扩大到126个院落。曾老师发给我她拍到的拆迁范围的平面图，我拿着打印出来的平面，一个房子一个院子去走，确定了拆迁范围。12月底，因机缘巧合，遇到了王鹏，宋壮壮，谭镭，梁莉还有刘超群，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保护团队，也就是后来微博上的钟鼓楼片区关注队。

　　由于团队中都是设计与规划相关专业人员，因此，当把团队成员的分工及我们前期所做的调研工作告诉曾老师时，曾老师非常兴奋，不仅因团队中有她熟识的好友——宋壮壮和谭镭，更因乐见于我们这些做着与设计与规划等与保护相关专业的孩子们，与她一起保护钟楼湾。就此，我们团队便与曾老师一起合作，在钟鼓楼拆迁区域做建筑调研，拆迁家庭的口述史抢救性记录，现场的产权保护的普法工作，钟鼓楼周边的历史沿革的研究，以及在网上介绍各种历史保护知识和文物保的工作。

　　因拆迁地段往往是社群关系及一些家庭秩序处于崩溃边缘的地方，利益相关方的心理都处于非常敏感时期。由于我们关注队的成员都年轻，且平时做设计或田野调查，也不会有太多与居民交谈的机会，更不会在这样的时期与居民交谈。所以当被居民误解，且这些误解开始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一定障碍时，大家总很伤心与不知所措。这时，曾老师跟我们说：“要理解他们，他们的权益在被剥夺，这时候需要咱们的帮助。” 此后，曾老师给我们讲了她过往的保护经历，我们如孩子般在一旁渐渐学会了怎样与居民沟通，怎样不去触碰他们心里最敏感的地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基本完成了所有调研工作，并记录着每周拆迁的动向，发到网上，且与曾老师一起发文质疑项目的合法性。最终，政府将原先的商业项目改成了公共服务项目，希望留下的居民可以继续留下，拆迁范围缩小到66个院子的部分建筑。

　　曾老师是爱喝咖啡的。记得与曾老师第一次见面便是在钟楼湾的逸滋咖啡，而最后一次见到曾老师是在她家楼下的心理学与咖啡。

　　我去加拿大之后，便疏于与曾老师联系。后来看到微博，得知曾老师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并做了大手术。身在加国的我，很是心疼，但又不知如何去安慰她。于是也只是私信简简单单的问候了一下，不敢多说。2017年年初，曾老师病情加重。于是计划趁着休假回国，飞到哈尔滨去看曾老师。回国之前，曾老师还跟我说让我夏天来哈尔滨，这样她可以带我一起走哈尔滨的历史街区，给我讲哈尔滨的故事，说她最近有好转，一时半会儿没事。我只怪自己假期有限，同时看曾老师的病情描述，觉得曾老师的情况不是很好，下回回国是否可见已成为未知。于是便在回国之后，买了机票，飞到哈尔滨看曾老师。

　　2017年1月14日， 哈尔滨的早上有雾，天很冷。我们约在了曾老师家楼下的心理学与咖啡馆里见面（后来才知道，这是曾老师最后一次下楼）。见到曾老师，她的身体比我想象的要虚弱很多。我随即想着，尽量不提文保的事情，多说些开心的事，怕她生气伤心。可不知不觉还是聊到文保上来。后来，她女儿跟我说：“聊吧！聊这些她开心。我妈见到你真的是开心，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聊这么多了。”

　　我们从霁虹桥聊到哈尔滨老犹太人住的建筑的保护，再到那些犹太人的生活，以及哈尔滨的历史建筑；又从北京的大吉片儿聊到她与崔金泽做北京的文物鉴定的事情。曾老师对哈尔滨的这些历史建筑如数家珍，甚至哪栋建筑什么角落有什么纹饰，从哪个角度可以看到，都说的清清楚楚。很快三个小时过去了，看到曾老师累了，虽不想作别，但必须结束谈话，因看到曾老师已有些吃不消了。道别时，曾老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让我保重。我跟曾老师说：您一定要保重身体！一定要好好的！她跟我说夏天还想去北京看看！我看着曾老师，点了下头。但谁知这一眼之后，即是永别？！

　　2月16日中午，曾老师的女儿发信息给我，说曾老师已经昏迷。刚清醒时，说感谢我去哈尔滨看她。我心里顿觉不妙。心知曾老师可能要闯不过这关了，但心里一直念着：她跟我说夏天要去北京的，她有要活着，她说她会好好的。

　　2月19日，曾老师离开了。离开得那么匆忙，那么让我不知所措。我和朋友们一样，翻看着以前的照片，微博，回忆着与曾老师过往。她一直如彩虹，如阳光般温暖着周边的朋友。她的纯粹感染着与她有过接触的人们。她对历史保护如同信仰般的执念，让周边的人自叹不如。

　　曾老师曾跟很多人说过：希望更多人来复制我的行为！ 这几日看到朋友们在悼念曾老师，因失去曾老师这样一位历史保护的斗士而心伤。我想她更希望看到，更多地，如她一般把历史保护当成信仰的年轻人，为他们自己的城，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后辈们留下那些美好！为我们的历史留下那些凝固的音符，留下那最美的乐章！

　　2013年，我和曾老师在钟鼓楼片区关注小组相遇。我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做旧城拆迁居民的心态史研究，有很多次田野调查是与曾老师、诸葛一起。

　　我访谈的居民分成两类，一类是居动联系上曾老师的，她就会叫上我，她普法，我搜集我感兴趣的田野资料；另一类是我自己慢慢在社区里认识的。跟着曾老师做访谈，意外的收获是我自己在做的案头研究的效率大大提高。曾老师是北京旧城历史的专家，更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专家，每次田野回来，除了居民的访谈资料，我都要围绕曾老师今天说的各种历史知识、法律法规做大量的案头。因此，最初曾老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是我见过的最专业的“志愿者”了。

　　回想起来，虽然和曾老师真正合作的时间不长，但却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瞬间。那时候是北京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们在钟鼓楼片区，逛得久了，经常冻得脸红跺脚。曾老师总是穿着暗色的厚实棉服，一边肩膀斜挎着装满了各种普法知识资料的包，一边肩膀斜挎着一台相机，在她身上形成了一个交叉的“X”型。

　　做完访谈后，有时我们会在社区里找个小店一起吃饭，曾老师就像一个故事匣子，关于1949年以来的城市历史，和她自己以及同龄人的人生境遇，一顿饭下来，我们的脑袋里装满了故事。那时我们读王小波，看一些电影电视剧，渴望理解我们身处的文明的细节与过去，但总觉得离那些历史很远。曾老师的语言能力强，描述生动，我边吃饭边听得入神，仿佛自己走进了那些时光。

　　时值拆迁，居民们普遍对外来人有很强的不信任感，我自己做访谈敲门，就常常吃闭门羹，也很苦恼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作为研究者，除了完成我的研究，我到底能带给社区和居民什么？但有的居民在网上接触到了曾老师，了解曾老师的背景与专业性，往往会愿意约时间，打开家门和我们聊聊。

　　曾老师和诸葛给他们普法，甚至帮他们专门找历史资料，研究他们家的房子与家族历史。实际情况中，片区大部分居民对历史与法律都是一片模糊，全靠曾老师他们普及，几乎是从零说起。这与我上一个在广州旧城的研究大为不同，那里的居民，往往自己特别主动地去了解历史与法律乃至国外的惯例，形成组织，与拆迁机构、规划部门协商。但北京的居民，却如一盘散沙。

　　记得自己最感慨的是，曾老师为居民所普及的这些法律、行政和历史知识，居然在这偌大的世界里隐形了。除了曾老师，网络上、现实生活里，要了解这些信息，没有相关的渠道，没有系统的入口。为了应对这些，居民需要准备复杂的文件、繁琐的手续与流程，相关的法律知识。

　　居民如同散沙的情况，我们也亲身经历。有的居民一开始与我们很热络，很愿意听曾老师普法，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如何争取自己的权益。但后来就不愿再接曾老师的电话。我觉得很诧异，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甚至有点替曾老师伤心。曾老师却很平静，说这种情况她常常遇到，居民是把她当作了解自己可能利益的一个途径，很可能是居民和拆迁办有了另外的协议，权衡之下有了选择，不愿再面对曾老师的那些建议。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信念与意志力，去反抗一种习惯的做法，去争取虽然正确却仿佛遥不可及的权益。生活艰难繁琐，顺从大局是最简单舒适，耗费成本最低的选择。在他们人生的历史际遇与心智结构中，私人财产神圣性的观念并没有被确立起来。我想，这或许是曾老师这么多年志愿普法工作，遇到的真正结构性的历史障碍。

　　当时钟鼓楼的宏文观里，有杂家Lab，一个很有趣的跨界实验空间，总有各种独立电影和先锋舞蹈、音乐的演出。老板阿荣说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养着这个空间，特别骄傲。但拆迁让杂家不得不停业搬出，大家都为这样被粗暴斩断的街区自主更新痛心。阿荣一直在拍一个关于钟鼓楼的纪录片，于是在氛围最紧张的时候，杂家举办了一次派对，把钟鼓楼的纪录片投映在宏文观上。

　　那是一次热闹的派对，电音跳跃，年轻漂亮的人们喝酒欢笑。在一片嘈杂中，我们和阿荣大声聊天。曾老师几乎是现场年纪最大的参与者，依旧穿着她厚厚的棉服，背着背包与相机，却随着音乐开心地律动，满脸笑容。

　　我期待着阿荣与曾老师的交谈甚至碰撞，因为他们都在关注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街区，但却又那么不同，一位是年轻先锋的艺术家，一位是头发花白朴素的文保记者。阿荣带着微微嘲讽（并无恶意）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啊，太追求意义了！其实没有那么多意义。”我有点担心曾老师无法理解阿荣，但没想到曾老师完全享受与阿荣的谈话。她非常理解阿荣对于这个街区的价值，而且令我吃惊的是，我感受到她完全能同理阿荣的逻辑与想法。对于年轻一代，她总是开放包容、满怀感情，是一个真正优秀的长辈。

　　那天我们特别开心，从杂家看完纪录片后，又一起溜达到钟鼓楼，那时候小广场还没有被围禁，居民们在广场上跳交谊舞。我记得广播里放的是徐小凤的《心恋》，轻缓又欢快的曲调飘扬在空中，和不远处杂家年轻现代的电音远远呼应，竟然毫不矛盾。我们没有喝酒，却开心得有些微醺。感受着，这自发生长的街区，自然孕育出的美好，多样多元却莫名和谐...即便我们没有忘记这里还是拆迁工程的现场，但这一瞬间，这个夜晚，我们还是幸运地，感受到了这个街区珍贵的活力。

　　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古建保护相关的讲座，讲座开始后，曾老师也来了，坐在最后面。到了提问环节，大家讨论到了一个历史建筑的具体情况，出现了分歧，主讲人也有些犹豫，似乎是一时忘了。这时坐在最后的曾老师特别清晰又坚定地把这个历史建筑的完整历史与拆迁细节介绍了一遍，全场都齐齐转头看着曾老师。这是我熟悉，却又再一次为之惊叹的。曾老师真的是一本北京和哈尔滨当代城市的活字典，她和大家分享的细节与关联知识，远远不是搜索引擎能够给予的。现在，她走了，这些关于城市的活生生的知识，有多少被继承了下来，又有多少难以计量的遗失？

　　钟鼓楼的研究结束后，我继续回到自己的生活，难以限制的好奇心让我又把热情投射到了很多其他事情上。只是从微博上看到曾老师还在一如既往地为文保事业呼喊奔走。倏然听到曾老师离去的消息，我有些难以置信，后悔自己没有早些给予老师问候，而当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些点滴记录下来。如此微薄，是以为敬。

　　第一次见到曾一智老师是在2012年冬天的钟楼湾儿，在一个拆了一半剩下一半的院子里，她在跟还没搬走的人普法，告诉居民他们的权益。

　　我当时并不知道曾老师。我那时还未曾在北京生活过，只是选了它做我博士论文的案例地。当时正回国调研，因为一起参与过广州旧城保育的梁莉的介绍，我认识了关注钟鼓楼片区拆迁改造的诸葛、壮壮他们，又因此认识了始终奋战在文保第一线的曾老师。我不用微博，不知曾老师大名鼎鼎，也是后来才陆续从别人口中了解到她那些广为人知的事迹与故事。然而毫无疑问，曾老师是令人惊讶且过目不忘的。

　　她是那样风尘仆仆。灰黑色系的衣服，手里端着相机，身上挂满了大包小包，像极了装备齐全的摄影记者；又是十分漂亮的，微曲随意的短发，黑白夹杂，很有气质，脸上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恬静与关切的神情；讲起话来清晰有力、笃定，却又充满理解和共情。我对曾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生命力尤其印象深刻，她那种勃勃然的生机似乎是属于比我更年轻的人的，或是从一个更健壮完整的世界里泄漏到我们这里来的。

　　但她身上的包实在是太多了。左右各斜背一个，背后还有个书包，带子交错简直把她整个人给捆住了，并且每个包都满满当当很重的样子。她似乎不觉得怎样，我却忍不住担心，这么多负重会把肩膀压出病来。于是第一次见她时，就问了她两遍，包里的东西都是必需的吗，不能减掉一些吗。她说她早都习惯了，包里也都是她要用的东西：一个是相机包，里面是她记录非法破坏文保建筑的武器；一个是资料包，里面打印了许多材料、法律法规、政策文本什么的，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提供给居民；书包里则是水杯、雨伞之类的生活用品。她说这些是她的常备装备，可以拿着随时出门的。我后来才知道，她永远都是这样时刻准备着，哪里发生破坏，她就直接奔赴现场。

　　我甚至也是之后再见她时，才知道她长居的城市是哈尔滨，而不是北京。毕竟她实在太频繁出现在北京老城区了，光是小组的壮壮同学就与她有过大吉片和钟鼓楼两个交集，诸葛同她应该更多吧。而且，曾老师对北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够对一个城市如此了解（即便是一个北京人，或是研究北京的学者），她该是有多么关心这个城市啊。

　　那段时间，她每次路过北京都过来钟鼓楼这边，可能呆一阵子又立马要去赶火车。有次她兴奋地说，见到“大妈”的儿子了，又失落地说，可惜找到的太晚了，要是再早一些就能见到“大妈”了。她说你应该不知道北京人叫“大妈”叫的是什么吧，大妈是她小时候家里的保姆，和他们家关系极好，但是她随爸爸下放到黑龙江后，就再也没有见到大妈一家。我这才知道，对北京如此挚爱和了解的她，其实后来再也没有真正回到北京生活过。那也是我第一次从她那里听到，她个人和家庭所经历过的那些动荡，也更体会到，在这一切动荡之后，仍保持她那样朴素诚恳的真心有多么难得。

　　我和“钟鼓楼片儿区关注队”里的老北京成员并不一样。我很羡慕他们对北京那份更自然醇厚的情感。我和梁莉也常常感叹广州和北京的不同。在广州，市民力量强大得多，老城居民理直气壮维护自身利益，不仅能熟练运用各种政策法规和公民权利的话语，还扎扎实实行动。这在北京是难以想象的。在我们频繁踏访的那个冬天，钟鼓楼一带的居民常常冒着严寒在广场上聊天，谨慎打探着别家的消息，但却也绝不泄露自家的情况。广州的媒体大大支持了市民社会。而在北京则不同。这使得对老城区的保护力量更加薄弱。也因此，才需要和产生了曾一智老师这样的斗士。

　　我赠送我们制作的恩宁路街区明信片给曾老师，她边看边说，这些老房子真是漂亮，接着又问，它们都还在吗？我逃离开她追问的眼睛，说，其实许多都没有了。这一栋，是法定历史建筑，的，规划里也是要保留的，但是被“误拆”了。这一栋呢？她指着另一个问。我其实后来也没有再回去过广州，便回答她，我也不清楚。我说，虽然政府因为民众反对，修改了四次规划，并且在新方案中更支持建筑和居民留下，但实际上拆迁没有停止过，许多方案里要保护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好可惜啊，她看着那些美丽的老房子的照片，眼睛黯淡下去。她有次给我们看她刚拍的一座废弃的爬满蔓藤的老房子的照片，眼神明亮地说，你看它多美啊。曾老师对美好事物的热爱是多么纯真自然啊。

　　我也是在更熟悉北京老城区之后，才更能理解这里的文保人士的“保守”，那种强烈的想要保护的愿望。在广州，我们做“恩宁路学术关注组”时，大家对保护的程度意见不一，但共识底线是，拆迁和改造至少要合法，即至少不能在没有征求过公众意见、没有通过保护性规划、没有足够比例居民赞同的情况下，进行改造拆迁。这是“程序正义”导向的，同时也多少意味着，如果经过合法合理的程序，我们能接受某种结局的遗憾，比如，大家最终选择以我们并不赞同的方式改变老城街区。北京的老城改造，当然也面临各种不合程序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强烈质疑的地方。

　　但在多次走过那些成片的胡同、许多已经变成大杂院的四合院之后，我竟也萌生了强烈的“保护”的冲动。啊！这里仍有着一座活着的古城啊！在广州，在荔湾老城区，的房子已经令我们足够兴奋了，清末的建筑更是珍宝。可是北京，即便已经破坏了那么多，明清建筑群还在，紫禁城还在，钟楼鼓楼还在，那些“海”、那些园林还在，城门的名称城墙的片段还在，古城的格局仍可在今天想象，即便是那些其貌不扬的胡同，有些机理可是自元大都保存至今的啊！并且今天仍容纳着许许多多人的生活，这有多不容易！无比珍贵的北京城，怎会不令曾经长久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为保存它奋不顾身呢？！

　　然而现实是，对它的保护阻力重重。对北京老城区的保护，很多时候几乎就是依赖于像曾一智老师这样文保人士的呼吁。而老城区产权状况复杂，绝不只是一些老房子，还有背后复杂的产权纠纷和许多家庭真实的生活与经济利益。曾老师也从未忽略这些。她真诚无私地提供居民所有她能够给予的帮助，各种政策法规自不用说，她甚至还指导居民可以从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有关自家房屋历史产权的信息。她并不跟居民讲保护或老房子的好，只是“普法”，告诉他们自己具有的合法权利，让他们在更了解的情况下更有选择。

　　我不知道曾老师的话在那些与她有过交流和来往的居民那里起到些什么作用。但在我这里，她向居民讲解各种法律法规时候的细致耐心，以及那一身浩然正气，令我震动和敬佩不已。而当她提到“自然享有”观念的时候，我甚至感觉到，她的信念有着同洛克、卢梭一样的朴素又强大的令人信服的力量。

　　只是，老城区的居民是敏感多疑的，对曾老师和我们都始终警惕。这一方面是由于居民自身相对的经济与文化弱势。加之后来钟鼓楼的广场两边安装了12个摄像头，居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有时跟我们讲着讲着话，突然就停住再也不说了。也有原本对曾老师的帮助表现出热情的人，在他们能以自己觉得更可靠的“潜规则”获取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对曾老师的态度就忽然转向冷漠甚至敌意了。曾老师对此始终理解和尊重，也从未因此在面对下一个需要她帮助的居民时便少一丝一毫的坦诚。

　　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我甚至在寒冷的北京开始想念广州，那些在老城区的大榕树下、在路边、在摄像镜头里、在政府或大学的会议室里、在打边炉或吃早茶时大声争论切己公共事务的普通居民。那才是我想看见的希望。我甚至后来在接触钟鼓楼的居民时有些心理障碍。我害怕看到太多人的无奈与孱弱。但我似乎也无法坦然面对曾老师的坚定与强大。她的坚强让人心疼。那是与无数不公与伤害作战过的人才会长出的盔甲。后来每当有人讲起她受过的威胁，我都想要闭上耳朵。她的遭遇和磊落让我为这个世界和自己感到惭愧。尤其是自己并没有与她相匹的那种勇敢和担当。曾老师辛劳地奔波着，毫不计较地，试图以一己之力抢救下每一栋正在遭受不公或毁灭的老房子、旧厂房和铁路桥。这令我羞愧地感到，正是像我这样的冷眼旁观，才令她陷入了如此孤军奋战的境地。

　　甚至这样的羞愧也未能持续多久。我在几个月后离开了北京，回英国继续完成学业。临走前一天晚上，在钟楼对面的宏文观杂家那里，有有关纪念钟鼓楼的party。我因为忙于收拾行李，未能如约参加，便打电话向曾老师辞别。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曾老师接触。而有关她的直观记忆，就止步于先前见到她的寥寥数次了。

　　后来，我们在曾老师的建议下，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了一份报告，试图以钟鼓楼街区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缓冲区为由，希望能够有国际力量阻止对它的破坏（之前国家文物局的叫停显然并不管用）。然而，那里的拆迁还是继续了，只是规模没有原先开发商希望的那么大罢了。之后很快便完成了“恢复”乾隆年间广场的工程。后来我回国，再次来到北京，又同梁莉一起去了钟鼓楼。原来生气勃勃的与广场互透的街区如今被两道围墙生硬地隔离起来。对面曾经服务居民的热闹的菜市场则变成了花花绿绿的手机店门面。

　　而我，在听到曾老师去世的消息之前，似乎已很久在忙于自己的琐事，没再参与任何老城区的事，也没特别想起曾老师了。我甚至不知她生命最后所遭遇的病痛。在写下这些的时候，眼泪止不住地奔涌出来，但更多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同过去每一次见到曾老师时一样，再一次在回忆中被她的高贵、真挚和勇气感染，那是美好的人性力量，永远都能深深打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