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培勇：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网游之逆龙传说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2021年乃至“十四五”时期的中心内容和重大话题，当前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的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2021年乃至“十四五”时期的中心内容和重大话题，当前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的实质内容，从而找准其着力点和着重点、落脚点和出发点。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党中央关于新发展格局的完整表述，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句话是一个整体，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不可割裂。倘若只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讲后一句话，片面强调内循环而忽略双循环，结果很可能走向自我封闭。反过来，倘若只讲“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讲前一句话，甚至依然埋头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片面强调双循环而忽略以内循环为主体，结果很可能导致受制于人。

有两个基本事实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无论就历史还是就现实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过单一循环的经历。有所不同的，仅在于内外循环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各自占比以及哪一种循环系主体。其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其主攻方向在于畅通内循环并促进双循环，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新发展格局十分重要。既不能将“内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亦不宜以“双循环”作为新发展格局的代名词。否则的话，既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又可能因此模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指向，固然首推畅通，但严格说来，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并非始于当下。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仅客观上早有此种调整要求，而且实践中早有此类操作。1998年和2008年先后实施的一系列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操作，便是两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毋庸赘言，相对于以往经济领域、宏观调控层面的操作来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站在全局高度和战略层面作出的重大决策。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剧了世界动荡。对比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此次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而实施的操作，之所以不再驻足于经济领域、宏观调控层面而跃升至全局高度、战略层面，着手对整个发展格局进行重大调整，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量变引起了质变。

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尚在量的积累阶段、我们尚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实现供需再平衡之时，经济领域、宏观调控层面的对冲性操作便是可以选择的应对之策。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以至量的积累达到了质变程度——对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之时，跃出经济领域、宏观调控层面的局限，启动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作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便是必须果断采取的战略行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即是这样一种性质的行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受阻，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明显弱化，极大增加了我国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演化为对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面对前所未见的严峻风险挑战，唯有通过对我国发展格局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确保我国经济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显然是较之“畅通”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因而，既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止步于畅通层面，更不宜将畅通视作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全部目标。否则的话，既难免有浅尝辄止之嫌，又可能因此看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作为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同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直接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系外部环境由量变演化为质变的产物。随着安全对于发展的意义凸显、安全在发展中的分量加重，把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了多达11项的高度概括。如果以疫情划界，注意到11项理论成果分别形成于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那么，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直接相关的理论成果，便是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以及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再注意到这两项理论成果恰如一对孪生姐妹携手，均为面临世所罕见的严峻风险挑战背景下实现的理论创新，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统筹发展和安全实质是一脉相承、彼此呼应的统一体。之所以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换一个角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根本落脚点，就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基于这样一种深刻考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不仅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而且设置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全面部署，突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特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和转折点，我国已走上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之路——既要高质量发展，又要安全发展，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这无异于一场涉及理念、思想、战略、体制机制的深层变革。就此而言，增强补课充电的紧迫感，自觉紧跟时代潮流，实乃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的不二选择。

（作者高培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