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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河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11)是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的黄河旅行图文随笔集。记录了李敬泽老师在2000年漫游黄河流域的经历。从苦水的玫瑰到河州的花儿与少年,从记忆中的萧关道到西吉寂寞的城堡,从广福寺的百灵鸟到米脂街头的堂吉诃德,他带着异乡人的眼光踏上旅途,渐渐地,黄河成为熟悉的故乡。本书共十五篇文章,讲述了河边难忘的日夜,经过的渡口和村庄,往昔的和此世的灵魂暗通款曲,古老的故事与鲜活的日常经验交织,虽为游记,实为文化考古,人物故事、自我叙述、历史记载和社会学洞察来回穿引,构成了繁复对话,时空杂语的文本系统。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其中一章《米脂街头的堂吉诃德》。本篇在历史与故事中,勾连起米脂这座城厚重的历史脉络。街头牌匾,男女印象,姜家庄园、米脂女校以及街头的李自成雕像,文字写的是这座小城《魅力》作文,读出的却是整个时代。楼起楼落间,逝去的人和事汹涌着向后奔腾,而那些屹立不倒的则是灿烂文明存续的证明。
9月1日,我到米脂。中午从佳县坐上长途汽车,一路走走停停,乘客上上下下。到乌镇时,车不走了,剩下的十几个人像货物一样被转卖给了另一辆车。然后,我们就在车里等着,乐天知命,等着不知正浪在什么地方的司机忽然想起还有一辆车等着他开。
从佳县到乌镇的路上,我已经把这本书写完了,我在脑子里已经写下了黄河之行的最后段落,此行结束于佳县,此书结束于佳县。问题是,书写完,路还长,我还要去米脂、绥德,从绥德坐上长途汽车,蜷缩在两尺宽的铺位上经过三十个小时到达西安。但在这本书里,后边的路都应是通向佳县。
到米脂已是晚上。和几位米脂朋友喝酒,又进行了斗智斗勇的“吹牛”大战,我厚颜无耻的撒谎本领得到米脂朋友们的高度赞赏,我们由陌生的朋友变成了互搂肩膀眼泪汪汪狠掏心窝子的哥们儿。
第二天,9月2日,阴历八月初五,逢集。街上到处是赶着车、开着拖拉机的老乡。两边的店面一间间看过去也有趣,比如一家饭馆公然亮出招牌:
米脂人说貂蝉是米脂人,绥德人说吕布是绥德人,正应了那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其实还有下句“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但下句已经少有人提了。
“绥德的汉”后来我见过几个,果然英武挺拔,但对于“米脂的婆姨”,大街上走马观花,并无什么心得,也是有美的有丑的,平常的多陕西兵马俑简介,大美大丑的少,如此而已。
但我的观感很可能不准确,绥德的汉在绥德,米脂的婆姨却未必在米脂。据1995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从1992年到那时,三年内仅经县劳动人事部门介绍到外地工作的米脂姑娘就有一千四百多人,是年轻后生的两倍多。未经劳动人事部门介绍而出去的应该也有不少。
在佳县,我从一个小镇的街头数到街尾,婚纱摄影店竟有十四家,这肯定说明此地正经历着婚龄人口高峰;而在米脂,我看见的几家照相馆却都不曾打出婚纱摄影的广告,也许性别的长期不平衡流动已经影响了这个县的人口结构?
陕北路上,我一直散漫地读着这本书:《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这是美国华人学者张仲礼的英文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了中译本。
这书本不适合“马上”读,之所以带着它因为它谈的是“地主”。后来细看,其实“绅士”一词指的是中国乡村中那些有功名的人,当然他们大部分是“地主”,但如果地主没有功名,比如不是秀才、举人,那么他还不能称为“绅士”。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分界:绅士可以跟县官称兄道弟,县官要想当众扒下他的裤子打还得先办一套麻烦的手续,非绅士呢,不管有地无地,是说打就打的。所以,在古代中国,社会精英是从开始确立特权的。
当然,到了,没了功名,绅士和地主就无从区分了,地主就是绅士。然后,人们就喊出了那个伟大的口号:
这个口号响彻大半个世纪,到1979年,所有地主“摘帽”,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基本的历史主题宣告完成,“地主”作为延续两千年的强大社会集团彻底消失了。
从小学开始,一个中国人就要填写伴随他一辈子的各种表格陕西兵马俑简介,那时我在“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贫农”。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贫农”其实是母亲的出身,我父亲的出身应是“地主”。我不记得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只是从此再填“贫农”时就有欺骗组织的罪恶感,因为家庭出身那时通常是以父系为准。
后来,“地主”“贫农”都不用填了,只需填上“干部”。这很好,我不必再为此焦虑,地主或者贫农从此与我无关;当然我知道如果不是了地主我母亲肯定上不了大学,那么她生下的肯定不是我,但我难以想象作为山西芮城的一个地主少爷会是什么感觉。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我弟弟去老家玩了一趟回来,眉飞色舞地讲述家乡的大伯如何带着他满村子转悠,转悠到著名的黄河风陵渡,大伯他老人家指着河说,以前这河上的船全是咱家的。
2000年9月2日,在米脂刘家峁,仰望山上巍峨的堡垒和庄园,我想:这就是“绅士”或者“地主”,他们曾经相信岁月长流,山河永固。
他选定了一块虎踞龙盘的宅基,东边对着一带山谷,未来的姜家庄园端坐于太师椅上一般背靠着北边的山,西边不远又是山谷,正南是一片平整的土塬。不必是风水先生也能看得出来,既开敞又藏气,揽月抱日,此地实为佳地。
首先,要坚固。姜家庄园坚固无比,建筑材料全为青砖和青石。那些石头也许就是来自清涧,刘家峁一带的山皆为土山,应该不会就地取材。
坚固是为了传之久远,也是为了安全。所以,姜家庄园朝向山谷的这面是森严的堡垒,高耸的青砖堡墙几乎封住一面山,足以吓退任何可能的侵犯者,你必须一边往上爬一边抵御居高临下的弩箭或枪弹。
但姜耀祖又写了一块匾,这次他下笔谨慎,也许他想过很多词,都不满意,最后他决定实话实说,他写下两个字:
这块匾刻在庄园内南墙的一处门洞上,走进去,经过长长的甬道,走出来你发现是那片土塬。这时你知道“保障”是什么意思了,原来最坚固最威严的姜家庄园是留着暗道后路的,这是姜耀祖的心里虚着的一块,他预感到终有一天他们将丢弃这庄园,从“保障”之门出逃,消失于荒野。
站在塬上,俯瞰庄园。正面是两进两跨的大院,依势层层而上;头道门上悬“武魁”匾,院内厢房应是下人所居,所以一进门你的视线就被迎面的影壁牵住,你不会留意那些下人,因为影壁上圆月洞开,一轮满月正好镶嵌着二进院的门楼,于是你就一直向前走,你被迎进去,来到明五暗四六厢的窑洞式上房大院。
这是“武魁”之家,想必姜家祖上中过武举;这又是“大夫第”《魅力》作文,那么应该还有过官职。“大夫第”匾悬在正院右侧靠近堡门的一所偏院门上,据说那院子是子弟们读书的地方。
是的,这就是一个中国绅士的理想,他的庄园像他理想中的世界一样井然有序:“谦让门”“养廉门”,每一道门皆是道德之门;他的院子里坦然安置着碾子和马房,传承着古老的农耕生活;在正院和偏院之外,一幢幽静的楼阁,那是他的书房,烛光漫出镂花的轩窗,他秉烛读书。
这理想中还有一些涉及微妙的感官经验的细节,比如正房院里的石床,石床下环绕水槽,你想不出水槽里的水有何功效,原来那是防止虫子爬上去。
姜家庄园始建于大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竣工,历时十二年。1874年,中国的绅士们还沐浴着他们最后一次胜利的余晖,这些起自乡间的书生剿灭了太平天国,那其实不是保卫王朝的战争,那是唯一一次中国式的“圣战”,绅士们为捍卫他们的文化、为拯救面临危亡的“道统”进行了卓绝的战斗。然后,1886年,正是洋务运动的,再然后,就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就是庚子事变、辛亥、五四运动陕西兵马俑简介,他们的能量耗尽了《魅力》作文,他们和他们的文化油尽灯干。
如果我生在二十世纪初,我也会高喊:“土豪劣绅!”现在,在2000年,对于这个社会集团的消亡我也毫无惋惜。作为社会的中坚和精英,他们在十九世纪面对巨大的历史考验,他们怯懦、短视、昏庸颟顸《魅力》作文,他们极端的不称职注定了他们悲惨的历史命运。
那天下午,我在米脂县城的街巷中游荡。我走进一个又一个院子,看昔日繁华今日冷落,寻常人家的烟火熏黑了画栋雕梁。
想必这里曾有过一个广播站,这里的人们曾经怀着另一种全球化的理想,当他们发出声音时他们感到“全世界人民”都沐浴着福音的光辉;在2000年,据说全球化正在降临,但这里已经没有声音。
在另一个院子,老太太告诉我她的祖上是举人。她拿出一张照片,一个年轻男子穿着博士黑袍站在未名湖边,她说这是她的孙子,是北大的博士,现在在美国。“要在从前,就是进士了吧?”老太太问我。
米脂的城墙只有一座城楼残存,其上遍生荒草,屋顶裸露着椽子和檩条。斜阳下,几个老汉闲坐街边。提起附近那座“大夫第”,老汉们话就多了:
但二十世纪来了。1919年,刚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高佩兰停学回乡成婚。次年春,她发起成立“天足会”,主张女子放足、剪发、上学、婚姻自主。
“天足会”成立那天,高家的院子里扯起几根绳子,上面挂满了裹脚布,高佩兰现身说法,指着自己的大脚说:“我就是时代的叛逆者!”
叛逆者们带来一个新时代。那天高佩兰用从北京带回的米脂第一台缝纫机向米脂婆姨们演示了如何用机器缝制新式衣裳,她代表正在来临的新时代做出承诺:以后时代发展了,大家都能用机器做衣裳,再不用一针一线地缝。
米脂女校1927年修建的校舍至今尚在,现在是米脂北街小学。9月2日那天是周六,校内寂静无人。校园的西北角上,当年的“凌云亭”依然耸立,见证着那一代人的凌云壮志。
米脂城已近黄昏。赶集的人们皆已散去,一派冷清,只有街心那尊李自成的塑像扬刀立马。身后没有大军,身边没有人群,他更像一个孤独的散兵《魅力》作文,不知马奔向何方剑指向谁,他虚张声势地做着姿势,尴尬、迟疑。
它很可能是模仿了彼得大帝。后来在电视上,我偶然看到一尊类似的塑像立在圣彼得堡街头;它也确实像个瘪三,大概是没钱吧,这尊像塑得体量甚小,很难见出什么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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